“无论如何，这大堆的书籍使那女仆有了一个马马虎虎地收拾的托词。”
“她铺床，倒水扫地……我还要什么呢？我吩咐她不要移动任何东西，免得破坏了我的纷乱——我看来这并不是纷乱。我知道这房间是空空洞洞的，没有窗帷，没有字画或摆饰，但是，我的孩子，这却正是一位哲学家所需要的。外界的东西涣散注意又阻碍思想。我之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把自己围在那从我的烟斗里喷出来的烟雾之中者，就是为了这个原故；那烟雾甚至把墙壁也隐蔽住，而给了我一种无限的空间的印象。我常常是这样地生活着的，从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起，我就生活在一个像这洞一样的地方了，甚至还要比这个洞更幽暗一点，既没有光线，又没有空气。而我现在居然还是活着，六十六岁了，强壮，康健，需要很少，而癖好更一件也没有：比你，我的孩子，更心地清净（虽则这你是不会相信的），那是一部分由于‘必要’一部分由于慎重的选择。
哲学是一种和某一些日常的需要有着关系的宏大的排泄器；它排泄了女人，那大仇敌。你是不能了解的。你像你可以学神学，医学，或文学一样地学了哲学，目的只是得到一个好的学位，得到一个教授的职位而已。我并不责备你，也不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所选择的科目提高了你的智慧；如果你不是我的惟一的弟子，那么你总也是我的最好的弟子们之一；我是并不恭维你的。
可是哲学固然走了一点儿到你的脑筋里去，但哲学却当然还没有完全把持住你。你可以做着许多和哲学只有一点儿关系或竟全然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我却不能。正像那些嘲笑哲学的人们所说的一样，我只能发谵语，又浸淫于出神入化之中。我可以断定说，在我，世界是不存在，因为使我觉得世界是现实的欲望是那样地少。我自己在世界的眼中也是不存在的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而且真又何必去攻击应用哲学。应用哲学！好像哲学可以当做什么别的东西似的！好像它是世界上最应用的东西似的！好像……”
我常常去看他，目的是为了要领教这种常常比他在大学里对四五个学生所讲的东西更有用的临时的议论（在学校里，那听他的课的四五个学生是常常变换的，他们有时听，有时不听，使他大发脾气；特别要使他发脾气的，是他们并不尊敬他的学问；至于损了他的教授的尊严，那他倒还可以忍受的）。
有一天，穿过了甬道，我叩着那个“洞”的门，于是有一个响亮而沉着的声音高声问着：
“谁？”
“教授，是我啊。”
“你弄错了，教授已搬过了：他是在第九号房间里。”
我大大地惊奇了。我知道那第九号房间是全屋子里的最好的房间。我回了转去，叩着门，于是那教授便用他的照常的声音回答：“进来！”
看见我呆站在门口好像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似的，他便带着一片和蔼的微笑向我走上前来。
“我的孩子，这是加拉西夫人的意思，也是她的女儿的意思。
在这个房间是没有人住了的时候，她们拿起了我的书，我的纸，我的烟斗，她们一边不断地笑着，一边把我的书籍，杂志，文稿一捧一捧地搬出去。那女儿甚至在把什么东西都安放好的时候不愿别人帮她的忙。我的孩子，在这清洁和整齐之中，我竟有一天或两天感到不舒适。我觉得我好像已不能思想或集中心力了——从我的烟斗里喷出来的烟，也在空中消隐了去，我不能用它来围绕我自己或造成那无限的空间的幻觉了。而且老实说……现在也还如此……但是一个人必须顺受着生活；我将要在一个时期之内使自己习惯这明亮的光线和整齐，我必须习惯于这许多别的东西！我是一个很变通的人，最后，我能够变通我自己去适应那最惹厌的环境。而现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适意的环境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之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在那边我的‘洞’里，我是一个人也不看见的，我只看见那女仆半个钟头，就是在她来收拾房间的时候。但是此地，我的房间是和房东太太的房间以及她的女儿的房间密接着的，她们好意地殷勤地照料着我，竟使我有时感到麻烦……”
“那不算一回事，”我回答，“这里是比那边好得多了。”
有几次我碰到加拉西夫人和她的女儿坐在教授房里的沙发上，在很亲密地谈话；有时我看见那母亲一个人在那里，手里做着一点事，这就是她所谓“搅扰教授”的借口；有时我看见那女儿亲自在整理书桌上的纸张，在刷清那所谓“生活在云中的，幸福的人”的教授所满沾着火漆的褪色的绿地毯。
我常常对他开玩笑地说：“当心一点啊，教授！”
那时他会耸着他的肩，眨着他的眼睛，摇着他的头。
“当心一点啊，教授！‘大仇敌’已走进堡垒里来了！”
在可怕的那天之前的那一个早晨，我曾这样地说过……可怜的老人，可怜的哲学教授，而加之又是可怜的哲学家，这名称是指一种很不同的人物的！
后来我才知道加拉西夫人曾经把那个把戏耍了两次，两次都是十分成功的。我知道那些房客都把这间房间称为“死犯牢房”。凡是进去的独身汉，如果在那寡妇加拉西还有一个女儿待嫁的时候，在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变成了结婚过的人的；几年以来，住进去的人，都没有避免了这个危险。而最后落到那陷阱里去的却是这位可怜的老教授！
那“寄宿舍”是闹得天翻地覆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陌生人，都围在那个在对好管闲事的人们讲着故事，又加着额外的补充的管门人的身边——那种补充是他预先筹算好了来引人大笑的。
我走了进去；在各楼梯上和楼梯顶上，站着一群我看熟了的房客们，他们都在大笑着又热烈地评论着。第九号房间的门是开着，房间里满是公吏和巡警；在他们之间，坐在一隅上，可以说是在狼狈地望着的，是那位教授。头发蓬乱着，还裹着一件睡衣，肩上披着一块灰色的肩巾，站在他前面的，是那寡妇加拉西；而在她后面，啼哭着又用手掩住了脸儿的——是她的女儿。
当我在门口从两个巡警的头之间望着的时候，一个监查官是正在写一张文件，他写好了之后把它递给了教授，使他可以“把它看一遍然后在上面签了字”；那教授看也不看就在那文件上签了字，于是那监查官站了起来，把那张纸折拢放在衣袋里，说道：
“我很高兴什么事都已没有麻烦没有丑闻地办妥了——我知道我是在和一位绅士办交涉！”
他走到那女儿身边去，牵着她的手，把那母亲推上前去，跟在她们两人后面走出了房间，其余的人也都跟着他出去。
“天哪，教授！出了什么事了？”
他望着我，带着一种悲哀的微笑摇着他的头。
“没有什么事，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事。什么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那寡妇加拉西已使她自己成为……我的岳母了！”
“岳母？”
“是呀，我诱奸了她的女儿……她的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儿；我利用了她的优待的机会。天知道我会犯了什么别的罪，要叫这许多巡警来——我从来也没有看见我房间里同时有这许多人过……‘在我不得不和一位绅士办交涉的时候’——这便是那公吏，或是监查官，或是不论什么名称的人所说的话——你是亲自听见他的。而恰巧因为我不幸是一个绅士，我所以不得不说那个姑娘是在一个不该来的时候被诱到了我房里来，在这房里，她是被她的母亲拿住了，在这房里，实际上我们两人是都被那急急赶来的巡警拿住了。这些事情我是会做得出来的；我被他们当场拿获了，你是准不会相信的，我的孩子，永远也不会疑心到的！然而我现在却居然已经是那寡妇加拉西的未来女婿了！……这似乎是和一个我已忘记了什么职位的官吏，和一个现在在军中的大尉如出一辙的，他们都似乎有过我的那种弱点，一个个地迷上了那寡妇的另外两个女儿……”
“你已掉在一个圈套里了！你应该辩护……你……”
“胡说！我不愿意受麻烦受搅扰。然而……定命，或者不如说事变或机会，已在哲学中和我的学说中有了它们的地位了。而这一次，机会却化形在一个幸而既不丑，又不驼背，又不傻的姑娘的身上，可怜的姑娘！她是很可以选择得好一点而放过了我的，但是她开始爱我，因为，据她说，我是那么地和善的。那么地和善，真是这样吗！一个甚至还没有满二十一岁的姑娘爱一个老人！好像这是可能的事，特别是现在。哦，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哲学是很不忠的了，但是它却不会计较的，因为它是一切东西都了解的。”
“那么你要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这种讹诈了！”
“那是一点也没有办法的！”
于是，也不再多说下去，他点起了他的烟斗。
（载《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九月）失落的信
安里哥·加思德尔努优
著名的埃及学者，上议院的议员，受过许多勋绶的勋爵，林赛的活动分子，又是无数意大利和外国的社团学会的通信会员的阿谛留·楷尔涅里教授，正在叫他的仆人彭豹纽打开那昨晚从巴图阿运到的两只书箱。
二十年前他在巴图阿的大学里教新拉丁语的，这些书便是当时所搜求拢来的一批书籍的残余者。以后他为了研究探讨的目的，旅行过许多地方，在弗洛伦斯高等学院里和拿波里大学担任讲席，颇有声名，最后政府便聘请他到罗马沙比安查学院去，为他设了一个特别讲座，又给他很高的俸金。
在他迁调的时候，那些书籍有一个时期是寄存在巴图阿他的一个同事家里。当他在弗洛伦斯的时候，楷尔涅里便去运了一部分来；在拿波里的时候，他又去运了一笔回来。现在到了罗马，打算在那里久居，他便决定把最后的两箱书也去运回来。
当然，对于一个最近又搜集了大批书籍，而且首都的各公家、私人图书馆的书，又都可以随时取阅的人，这些书籍是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必要的。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都用汽机来发动的时代……就是学问也如此。今天的真理，明天便会很快地变为谬说了；一部新书常有隔一夜便变为无用的危险。
可是我们的主人公用精密的证据，证出了前人认为是出源于塞尔特的许多字的语根，实出于芬兰语系的那部专论，却并没有老去。那部虽则篇幅不多，而内容却十分丰富的书，已有了欧洲各国文字的译本，而这渊博的学识，已把我们的这位教授位置到“科学的金字塔的顶上”（这是一位热忱的弟子的话），与最大的当代语言学者乌泊沙拉大学的名教授洛温斯坦并立了。可是不知是否因为金字塔的顶上有两个人并立起来是不舒服的，楷尔涅里和洛温斯坦起初便像两个拼命想把另一个人推下台去的角力人似地争逐着，但是到后来他们觉得他们的争逐是没有用的，于是便将敌意变作友情了。
当然，这两个渊博的学者是两个科学的角斗场上的斗士，可是他们并不相互斗力，却和全世界角逐。如果偶然有一个世人竟敢大胆地起来企图在那出名的金字塔顶上得一个席位，如果能够探测这两位Chers confreres（亲爱的同辈）——这是他们通信中的称呼——则当能发现他们并不是互相重视的。洛温斯坦是不大相信芬兰语根的，而楷尔涅里也是很不相信洛温斯坦在他印度—波斯研究中的新见解的。
可是我们且把那在辽远的挪威的洛温斯坦按下不表，单说我们这著名的同国人吧。且说在彭豹纽打开书箱来的这一个下午，这位教授还只有四十岁，可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
他的两肩是微微地向下垂，而他的广阔的前额也老早有了皱纹了；他的近视眼是躲在眼镜后面，平时总是半睁半闭的，像是小猫的睡眼。他的头发是稀少而灰白的，他的胡须是散乱不事修饰的，已近乎白色了。在年轻的时候，楷尔涅里是常常修面的，可是后来有时他竟会心不在焉地只把脸儿修了一半，便去上课，毫不在意，况且教授们的“心不在焉”是一向被人当作口碑的，也不用细说，虽则有一次他曾经在波洛涅整个车站上找寻一只他所拿在手里的包裹而竟来不及上车。
心不在焉的人们大都是脾气很好的，可是我们的这个教授却是一个例外。平时他的嘴唇上只有那种学问上的微笑，那是有学问的人听到同僚或世人的谬论而露出来的优胜和怜悯的微笑。在他勉强去应酬的稀有的几场交际中，他总是还远远地站在一旁，害怕地避开了妇女，因为他简直想不出对她们讲些什么话；而那些妇女们呢，也一样地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说。可是在五六年前，因为在这世界上丈夫太稀少了，便有许多母亲看中了他，想他做女婿。
所以有一个时期，巴斯多里伯爵夫人竟大胆请他去吃晚饭，希望他娶了她的次女。这位小姐生着一嘴不齐的牙齿，一双没光彩的眼睛，还没有找到一个要她的人。这位当然已受过吩咐的年轻的姑娘，很客气地款待这位教授，亲手为他调制美味的桃酱糕，而且甚至向他表示自己对于芬兰语根颇有兴趣。然而楷尔涅里却没有上钩；他立刻提防起来，缩短了他的拜访时间，而且以后，一脚也不踏进巴斯多里家的门去，一直到那位小姐许给了一个既有了钱财又得到名位的咸鱼进口商才敢上门去。
受过了这一次教训，他便比从前更严格了，格外一点也不作与妇女交际之想了。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史上，总有被一个女子染成快乐的或是悲哀的秘密的一页的；可是关于楷尔涅里教授，这一页还是空白。至少他的朋友们是这样说的吧；如果他被问起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回答的吧，而且他是老老实实地说的。像他那样地一心专注着探讨学术的人，他是把近在手头的东西也忘记了。哦，那辽远的往日，他又何必回忆起来呢？
“天哪！”那开始把书籍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彭豹纽喊着，“天哪，这许多灰尘！”接着他又说：“真的，如果你让我把它们全拿到楼下去，把灰尘拂了，那就要好得多了。”
可是这位教授却竭力反对这种提议。他要亲眼看着他在他书房里弄好。他要在那些书拂去了灰尘之后，亲自把它们放到一架预备好的书橱上去。彭豹纽没有办法，只得依他，便把书一本本地拿出来，把灰尘拂得干干净净，交给他的主人；他便将书名看了一看，放在书橱里。
灰尘飞了满房，遮满了家具，真是无孔不入，使得主仆两人都连连地咳嗽打嚏。“这里有一个蛛网。”彭豹纽拿起一本大书来的时候说。这是一部古代的世界地图，是于斯都思·贝尔代思在高达印行的；那仆人正在拂灰尘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信封，从书页里落到地板上。那信封因为年代久远，已变成黄色的了。
“啊，这是什么？”彭豹纽说，“这倒像是一封信。”于是他放下了地图，要把它拾起来。
可是那位教授已抢先把它拾起，有点茫然地把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着。无疑地，这是一封信，是他自己写的信，还是封得好好的，邮票上没有打过戳子，地址是他亲笔写的；那生就是一个得许多勋绶的爵士的人，一个拥有遒劲有力书法的人。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笔迹，可以断定如果寄出去是一定可以收到的！
“寄弗洛伦斯塞尔维路第二十五号二楼玛丽·梨莎·阿尔达维拉小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