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则强调了农村公社在经济上的落后性和政治上的保守性，认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高度评价并不是就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而言的，而是从它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所具有的有利因素的角度提出的，而且这种有利因素也只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马克思把农村公社看作是古代社会形态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的最新类型。农村公社同资本主义生产相比，处于不发达状态，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否则就用不着过渡了。而恩格斯对农村公社不发达状态的强调，是为了反对“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等同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错误认识。也就是说，恩格斯所说的农村公社的不发达状态是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有理由相信，把农村公社看作古代社会形态的马克思对此也是赞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角度对俄国农村公社所做的分析和评价，其实都是为了分析和阐述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条件。只不过，马克思是从有利因素方面考虑问题的，而恩格斯则是从存在并需要加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的方面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是“从好处着眼”的，而恩格斯则是“从坏处着手”的，虽然他们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但他们都肯定了从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第二，对农村公社实现过渡的历史条件的不同阐述。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农村公社本身的内部发展条件，指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使农村公社处于正常发展状态的重要性；而恩格斯则特别强调了农村公社外部的条件，即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公社解体之前就取得胜利。实际上，恩格斯也分析了实现过渡的内部条件，即克服资本主义形式在合作社中的发展，加强集体耕作的程度。
在这一点上，他们强调的都是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因素对农村公社的影响问题。因此，恩格斯对外部条件的阐述应当看作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对立和否定。
第三，对农村公社能否实现过渡的分析。马克思强调并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差异首先是由他们论述问题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造成的。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还处在萌芽时期，还没有触动农村公社的经济结构。正是从这种历史状况出发，马克思肯定了俄国公社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指出要实现这种过渡的可能性，就必须遏止农村公社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的发展，促进农村公社中公有制因素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农村公社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如果俄国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俄国未来发展可能经历两条不同的过渡道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或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持肯定意见。
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公社的解体已经成为现实。恩格斯认为，俄国历史发展的这种状况正应验了马克思在1881年所指出的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正在急速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农村公社的两种可能性发展趋势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会成为现实，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决定。恩格斯正是基于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史条件，否定了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可见，恩格斯并没有从一般性意义上否定从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而只是否定了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是从分析农村公社的可能性发展道路的角度，肯定了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其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性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对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否定，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历史发展现实性的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并不构成对马克思关于两种可能性过渡道路分析的否定；相反，恩格斯把这种现实性的发展看作是马克思预言的实现，只不过在马克思所预言的两种可能性中，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可能性正在成为现实性。可见，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可能性的角度加以肯定，同时对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附加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恩格斯则根据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从现实性的角度给予了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过渡问题上的方法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的具体观点之间表面上看起来存在矛盾和对立。
恩格斯在否定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俄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的探索。面对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的现实状况，恩格斯对过渡问题的分析，转向了思考怎样才能缩短资本主义的苦难历程，加快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作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俄国无论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在生产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系和思想意识上，在当时都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恩格斯重申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这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及其比较
马克思晚年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孙来斌
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时代课题。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方法与路径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样的。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丰富论述中获取理论资源，无疑是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方法。针对一些发展经济学论著有意或无意忽略马克思的历史地位的现象，经济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称得上真正系统的‘发展经济学’
著作的，最早要算是马克思从1867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③我们认为，除了《资本论》以外，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也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探讨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提出了一种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资源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一般情况有过分析，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从孙来斌，“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28③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646~647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凭借着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证材料的深刻的经济学把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现状和前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是否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反对不顾历史条件照抄照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做法，认为俄国如果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上述设想所体现出的思想火花和思考方法，对于落后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生长点。同时，其价值在当前国外的一些重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主张中也得到印证。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旨在探讨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成因及其对策的宏观发展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依附论对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巴西著名学者多斯桑托斯在讨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方法论意义，并由此认为，目前流行的所谓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被落后国家模仿的假设，“是一种意识形态抽象的结果”，因为“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多斯桑托斯等人提出，落后国家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一主张从侧面映衬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当代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世界历史条件的分析，论及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为我们科学观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虽未使用“全球化”这一用语，但他多次论述过全球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给无产阶级造成的痛苦，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驾驭这种异己的力量，并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既将落后国家卷到文明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进步，同时也产生了使其被迫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全球化唯物史观置于反映资本运动客观辩证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体系的宏大背景和牢固基础之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晚年马克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作了具体的历史分析。他认为，俄国要想走一条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在于它“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俄国在联系和利用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出发。他对那种不顾俄国国情，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肆意破坏农村公社的做法，给予了严厉谴责。针对俄国政府推行的地租改革，他说：“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待全球化不能采取拒斥的态度，而要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本土资源的优势，“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注意克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