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的创新
侯惠勤
人学问题纷繁庞杂，但核心问题是个人观。西方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恩思特·卡西尔在其《人论》开篇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一切思潮牢固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对马克思学说的解读为例，有指责马克思主义因忽视个人而患了“贫血症”的（如萨特），有指认马克思主义是个人主义而倍加称颂的（如胡克），也有从个人观上透视马克思学说的“矛盾性”的（如卡尔·波普尔）。从当代实践的视角看，自由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制度的支点，而“自由个人的联合体”则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制度辨认，个人观是当代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学界正热切讨论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关涉的主题就是对个体生存和命运的关切，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恰恰就把“现实的个人”视为唯物史观的前提，个人观又是当代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的研究和阐发，既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更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当代人学研究的核心工程。虽然上述状况也证明了卡尔·曼海姆的论断：“同一个术语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③但我们还是可能拥有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一、“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最伟大发现的内核人们公认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唯物史观，其奠基石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然而，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论其历史观同以往哲学的区别时，强调的并不是对客观规律的承认与否，而是关于历史的前提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作历史观的阐述时，马克思、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简而言之，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或劳动的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这种人和劳动活动一样，“是人类生活的永久的自然条件，所以，不以人类生活的形式为转移，而宁可说是人类生活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这就是说，考察历史首先要站立在历史的坚实大地上，面对真实的历史。
事实表明，观察历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立历史的客观坐标，即历史真实性赖以成立的基石，也就是所谓“历史的前提”。由于观察历史总离不开历史观察者自身，而历史观察者又总是属于一定的历史时代的，因而确立历史客观坐标的实质，是确立历史活动者的真实存在问题。如果无法确立这一坐标，历史就是无任何客观性可言的、任人随意装扮的玩偶。毫无疑问，历史总是人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是人。西方从古希腊起就关注的对人的认识，大体上分成了两个思路：一是把人主观化，包括理性主义的“理念人”（柏拉图主义）、“知识人”（笛卡尔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孤独的人”（存在主义）等；另一是把人客观化，包括费尔巴哈的“自然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孔德的“实证人”等。
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缺陷，是把人的真实性归结为某种无条件的“在”，再以此为根据研究人和历史。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实际上是没有前提的。这样，历史要么成了精神史，要么成了物质史，就是没有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史。
与此相反，由于现实的人总是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的存在”。所以，马克思着眼于人的生存的条件性。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给定的，又是人自己创造的；既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又是辩证思维的成果。这就是“现实的个人”。把唯物史观奠立在这个前提上，一方面确立了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历史主体状态，从而避免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78~179人和历史割裂，使人沦为历史之工具的宿命论偏向；另一方面，也科学地规范了人的历史制约性，从而避免把人和自然加以割裂，用历史冒充自然甚至完全取代自然的意志论偏向。现实的个人是自然进化和历史创造、个体性和社会化的矛盾体，包含着历史进化过程的基本矛盾和可以简单抽象的要素。因此，它不仅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也是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这样，以“现实的个人”为历史前提，马克思主义不仅界划了与一切旧哲学的分野，而且也创新了人类思想史上人学研究的思路。
“现实的个人”与以往哲学出发点（比如说，费尔巴哈的“类”本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需要论证的。马克思的这一论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于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确认；其二，所有历史活动对于“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依从性。就第一点来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绝对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他给“生活”所加的边注是：“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就是说，地理环境、有生命的人及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从事的劳动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决定了“第一个历史活动”，必须具备作为一切历史基本条件的特征。因此，不是如国民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交换”和“分工”（具有社会活动固定化性质的），更不是如哲学家们所说的“批判”，而是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才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
就第二点而言，马克思主要论证了当时最具挑战性的两大现象（“意识”和“分工”）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它们都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关于意识，马克思强调指出，任何意识都不过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其状况决定于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实际状况。意识起初受人和自然间狭隘关系的制约，完全被包裹在本能“需要”里，不具独立性，实际上只是“被意识到的本能”。只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两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工也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纯粹“自然地产生”的分工源于性别、天赋、需要等的差异，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分工，因为其间并不包含着“交换”的意义，因而也不具有形成、巩固社会差别的作用。“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与此相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这样，马克思就成功地论证了被思想家们视为当然前提的事物，并不是无条件的存在，只不过是某种历史现象。而一切历史的现象，都必须历史地去加以说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
可见，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之所以构成历史的前提，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于它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任何试图绕过这一前提的历史观，都会落入以想象代替现实的观察误区。毫无疑问，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立足点、甚至也都自认为是最真实的。说它们是“没有前提的”，讲的是它们都把某种历史现象视为无需论证的当然前提，都把人的某种历史形式视作本来意义上的人（即所谓的“原人”）。因此，它们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做了“自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游离在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的杜撰。说到底，它们（包括黑格尔哲学）都没有彻底的历史观念，而用想象代替了现实。
这样看来，把握“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有两个关节点：一是自然和历史，另一个是个体和类。“现实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条件连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他是历史的；然而“现实的个人”又不等同于“现存的个人”，或者说，“现存的个人”只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形态，前者总是被历史超越的，而后者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绝对前提，是不可能被历史所超越的。同样，“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与他人形成各种联系并因而总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个人。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孤立的个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现实的个人”
也不是没有个体性的共性人，而总是以有着非常具体个性的自主活动类型为其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个人”是真正科学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人和自然、个人和类之间最基本、最本质关系的规定。因此，它是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
有了这样一个厚实的根基，唯物史观才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任何致力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如果没有人学观上的重大突破，其成果即便有学术价值，也难以掌握群众而具有实践意义。虽然过去我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并不错，但是如果没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上去加以把握，则是根本性的误读；同样，我们过去把人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错，但是如果没有从个人的社会关系上去加以把握，则是十分片面的。说到底，唯物史观的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在于把历史规律和人的规律、社会解放和个性解放真正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于唯物史观创立之初阐发的这一思想，在今天更显现出了其重大的现实价值。
二、历史分析与人文关切的统一：“现实的个人”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理论创新“现实的个人”是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哲学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体主义哲学，从而也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毫无疑问，发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确实是黑格尔的重大贡献。历史现象复杂多变、社会生活杂乱无章、历史舞台星光闪烁、实践空间意志涌动，这一切都严密地遮蔽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在黑格尔以前，尽管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已逐渐显现出事物间的辩证联系，然而还是无人认真提出透过偶然性的折射，揭示历史过程的规律性问题。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历史评价尺度的混乱，是对历史进步性及其前景的普遍怀疑或盲目乐观。例如，赞成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都以人性和人道为尺度，然而由于各自的人性标准迥异，不仅问题扯不清，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居于下风。因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个历史事实。比如说，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将其罪恶归咎于其反人性，而赞成资本主义的人则可以毫不脸红地声称人性本来就如此，何来反人性之说？于是，一个用人的本性（自然）批判资本主义，一个用同样的东西维护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长期纠缠不清，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根本问题就在于弄清什么是人的自然，亦即人性的客观标准。解决此问题的实质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强调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无主体性，历史就会与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性无涉，历史规律就成了人的宿命，人在历史规律面前就将无所作为，而人的解放及其自由全面发展同样会变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看来，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就蕴涵着双重意义：客观普遍性和属人自由性。真正的历史规律，必然体现着两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真正的哲学变革，则必然要从根本上解决两者统一的内在机制问题。无论从哪方面看，最终必将聚焦于人学观的变革。由此观之，康德和黑格尔各执一端，并没有真正揭示出历史的真谛；仅此而言，真正在历史观上完成了革命变革的，也当属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观的提出。马克思超越康德之处，就在于为个性自由和人的解放问题奠立了客观历史根据；而超越黑格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纯客观（脱离个人）的历史推进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