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从学徒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硝烟的战场走出，而后又自学成才。许老不仅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执著追求科学真理，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对现实与历史进行深刻分析，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义极其深远。
岁月匆匆，不觉许老已是90高龄，许老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而且对历史学贡献巨大，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这里仅就个人所亲身经历的，谈谈许老对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以及所体现的唯物史观。
许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科学研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实践—理论—实践”的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坚持“从史料做起”的治史道路，强调主观认识与历史实际相统一，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
1976年，许老受齐燕铭同志的委托，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何产生、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规律，这是一项填补中国史学研究空白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许老首先坚持从积累资料做起，沿着毛泽东当年上井冈山的道路做了半年的调查，在瑞金做了半年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编写了上千万字的12本的资料汇编，110万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就是从资料汇编中选出来的。在编写过程中，许老一再强调对所搜集到的史料，应做出判断，确定史料的性质，然后对史料进行合理编排。凡原始资料涉及几个章节，都不加以割裂，保持资料的完整性，此类资料编入某一个章节后，其他地方不再重复，资料来源都严格注明来源，如属口碑史料，则注明藏于哪个纪念馆或档案馆。在许老的带领下，我们当时的学术群体扎扎实实地从搜集原始资料入手，以达到“原创性”。做到编书不是按逻辑的推导，或预先在头脑设定某些“框架”，而是从具体的史料中概括出观点，这样形成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关系到历史科学的盛衰和分支学科的建立。《长编》的编撰，形成了一支比较完整的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历史研究的队伍，以及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许老后来全面策划组织各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整理和近现代财政经济史研究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在许老的具体领导下，全国有关高校的学者和各地财政科研人员，走遍全国各革命纪念馆、档案馆，访问当地革命群众，历尽艰辛，先后编写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摘编》、《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共31种，4200万字，史稿18种，560多万字。这项空前的工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史这门学科，进行广泛、深入、认真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和初步探索。
许老深知，历史研究是多方面的，有的着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有的着眼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一切应当服务于历史认识的最终目标，那就是阐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他从不以史论史，而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从史学研究中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将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把握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
在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撰写过程中，许老一直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原理。正如他在《长编》的序言所写的：“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系统地整理历史经验，分析历史运动的规律，使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从而掌握其规律，把握住决定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根据这样的研究思路，他将《长编》按资料内容分八个章节，即第一章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和由此产生的根据地财政经济路线的任务。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总论。第二章讲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接着是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财政，最后是土地革命及根据地的新面貌。目的在于既说明财政经济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性，又要求反映历史的全貌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
在这样的学术探索中，许老形成了系统的财政经济史研究思想，认为财政经济史研究本质上就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即应遵循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生产关系再生产规律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真正做到下联系到生产力，上联系到上层建筑，真正把财政经济放置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几管齐下，描述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动态的而不是呆板的历史画卷。因此《长编》完成后，延续这些理论思考，许老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实践相联系，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而来的，更主要的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此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弄清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于是1988年以《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为代表，从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步形成了对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只是许老学术活动的一个侧面。许老几十年如一日，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学术研究视为对真理的追求，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同时结合新的实践，通过艰苦细致的理论创新活动对它进行丰富和发展，其品德文章堪称楷模。如今90高龄，仍壮心不已，还在辛勤地工作着，这对我们后学是一种无言的鞭策和鼓励。值许老90华诞之际，我们要继承他的学术思想，不断探索，如董必武老人在《九十初度》中所写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写于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