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教授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经济学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道路上，孜孜不倦，勇于攀登高峰的一位楷模。在党的领导下，他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创造幸福，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1991年国务院为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颁发了证书和特殊津贴。
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许毅教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姜灶镇的一个以从医为生的家庭，其父是一位关心大众疾苦的开明医生，曾投身于大革命洪流之中，许老在其父亲进步思想影响下，从小在工厂做学徒时，就酷爱阅读进步书刊，他节衣缩食积钱购买进步书刊，潜心阅读。在革命书刊的熏陶下，抗日烽火的激励中，使许老逐步产生了寻找中国共产党，追随革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愿望。1938年南通等地相继沦陷，许老与几位旧时同学自发地组织起“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潜入南通敌占区从事秘密救亡工作，该组织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1940年救亡工作团被破坏，许老离开敌占区，到台州地区，在那里见到了新四军代表朱克靖和黄逸峰。在苏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许老负责统战工作，与国民党的“税警总团”等联络，争取它们的中立。由于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成功，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
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许老在1941年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同年被任命为“联抗”的粮秣管理处主任。从此许老从统战工作转到财经工作，相继被任命为粮秣总站站长和地下党办的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在新的岗位上为更好地完成革命交给他的任务，他一边工作，一边结合工作需要刻苦学习财经理论知识，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千方百计地发展了公营经济。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许老在自卫战争中为了保障自给，办了米厂、面粉厂、肥皂厂、毛巾厂等等。为了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他还创造性地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及厂内经济核算制等先进的管理制度，不仅有效地保障了革命需要的供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办国有企业积累了管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许老被推上了更高层次的财经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了华东财政部计划处长、税务局副局长、中央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职务。在新的岗位上，许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了搞好工作，夜以继日地操劳，白日工作，夜间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财经理论，并结合工作中碰到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先后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为指导我国财经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时俱进，勇攀马克思主义高峰
鉴于许老具有丰富的财经实践知识和经验，出色的财经科学研究的才能，财政部领导为加强财政科学研究工作，于1963年调许老到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任所长之职。至此，许老获得一块充分施展其理论研究才能的大平台，经过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众多的经济科学工作者中间出脱为光芒耀眼的明星。
许老在从事专职研究工作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不动摇，始终站在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立场上，忠实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与时俱进，随着时间、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取得卓越的成就。
许老到财政研究所后，正值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人们正在认真总结“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大跃进的失败教训，在总结中许老深深感到50年代初引进的苏联财政理论，特别是关于财政本质内涵是货币关系的理论认识，与中国财政工作实践很不相适应，难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迫切需要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以指导人们正确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好财政工作。为更广泛地推动这项科学研究工作，许老一方面自己刻苦钻研，一方面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为此，在1964年召开了全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在会上他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剖析和论证了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鲜明地指出，把财政本质归结为货币关系的理论观点，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不相符，更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相背离。中国财政实践表明，财政乃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进行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而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这四个环节，从现象上看，都表现为货币关系，因此把财政本质归结为货币关系，就把财政范畴的内涵泛化为无所不包的概念，从而极大地妨碍了正确认识财政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经过与会者的充分讨论，终于形成了国家财政本质，是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理论共识。会后这一观点逐步为我国财政学界多数人所认同，终于成为财政学界的主流观点。
十年“文革”浩劫，许老虽然受尽委屈，但他对党的事业赤心不改，把逆境变成机遇，借机更加奋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刻准备为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正如他所说：八年多的劳动改造生活，使我至少在两个方面获益匪浅：一是摆脱了繁杂的事务工作，有机会更加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更加冷静地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思考，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二是劳动改造挽救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增强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身体条件。这是多么感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而高尚的胸怀。
1978年许老重返财政科学研究所领导岗位，时值全党进行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全党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认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指导意义，深刻反省“文革”的错误，对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进行拨乱反正。许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敏锐地认识到，在经济领域“左”的影响最集中的表现是不尊重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极大，必须在拨乱反正中给予高度重视和加以纠正。为此，立即投入全面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工作，他一方面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一方面组织财经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工作中来。为此，他着手筹备建立财政学会工作，以便更有力地运用群众组织的力量推动经济规律研究和宣传工作。于1979年召开了中国财政学会筹备大会，会上许老作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为题的发言，他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表现形式、作用范围、各规律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规律之不可违背、违背会造成的危害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他指出解决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依照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许老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经过大家深入的研讨，最终形成一个以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为主题的研究报告，提交给财政部党组和国家领导人参考。许老主持的这份报告对中央决策产生多大影响，本人无从知道，但是在报告送上后的第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在此后三年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得到恢复，使国民经济进入了持续、高效、快速发展轨道的事实表明，许老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许老作为“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流派的重要创始人，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学术成就，而是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体系之后，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先后两次创新了“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体系。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他依据我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重新审视了原来的、仅限于国家预算的收支管理为研究范围的理论体系，提出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应当把财政研究视野扩大到宏观经济整个领域，建立以宏观经济分配为主线，以财政与经济相互交织、分配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制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为研究重点的，以积累与消费这对基本矛盾为红线的“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新体系。他与陈宝森教授合作，于1982年撰写了《财政学》（1984年出版），实现了“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创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经济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之后。许老敏锐地察觉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要引起分配方式的变革，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对财政分配关系提出诸多变革的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许老基于这一认识，再次审视了“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体系，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研究视野狭窄化问题，是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于是他提出要进一步扩展财政学研究的视野，建设广义的“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体系的主张。在他的主持下，于1993年以《中国财经理论丛书》形式出版的四卷本，广义的“国家分配论”财政理论新体系，终于摆到广大读者面前。该书出版发行后立刻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许老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财政学界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科学研究的空前繁荣，是与许老的有力推动和榜样作用分不开的，因此，许老得到了我国财政学界的爱戴，都亲切地称他为财政学界的“司令”。
许老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他敬业博学，思维敏捷，拥有十分广博的财经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从不故步自封，从不吃老本，在每一项新的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总是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反复调查研究，因此，他每年都几乎有一多半时间，要在基层进行调研工作，直至今日已步入鲐背之年依然如故。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工作才能紧跟实践的发展步伐，与时俱进，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问题，才有着超常的敏感性，往往是在问题尚处在潜伏状态或苗头状态时，他就能敏锐地察觉到，经过深入调研很快就能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解决问题的对策意见。许老的这种在科研工作上的求实精神，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的敬佩。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楷模
许老治学严谨，勇于坚持真理，当他坚信自己的理论观点是正确时，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和什么样的反对，在理论原则上从不妥协和让步。但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理论探讨中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特别是反对他的观点的人，总是友好相待，总是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和研究其意见，并热情鼓励与他观点不同的人继续研究，必要时还竭尽全力为之提供继续研究的方便，在研究工作上进行密切合作。例如，我与许老之间在财政基本理论上有分歧，我是“社会共同需要论”，他是“国家分配论”，是两个不同理论流派，在理论探讨中常常是针锋相对地争论，可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是与日俱增，在科研活动中始终进行着亲密无间的协作。记得我第一次提出与他不同的观点时，是在1980年北戴河全国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许老听了我的观点之后，非常高兴，他一方面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同时又非常热情地鼓励我要继续研究下去。此后在每次讨论中，他都总是在提出不同意见的同时，又毫无保留地热心地指出我的理论不足之处，和应当如何继续研究等建议。可以说我的财政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与许老的热情和诚挚的关怀与帮助分不开的。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待其他持不同理论观点者也都一样热情地支持其研究。在1982年于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许老明确提出：“财政理论体系有几个不同流派的存在，这是大好事，希望各派都能尽快拿出一本专著来，以求我国财政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在1989年财政学会进行理论成果评奖活动时，一位资深的财政专家向许老建议说：我看财政学专著就别列入这次评奖范围了，如果列入则那几本与你意见不同的专著也会被评上奖。许老听后很不以为然，当即反对说，在财政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几本不同理论观点的专著，这是财政理论界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巨大成就，有几部不同观点的学术著作放在那里，才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财政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一定要纳入评奖范围，几本不同观点的专著终于都评上了一等奖。许老这种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和对同志、特别是对与自己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
许老无论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中，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即便是反对过他并在事实上证明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也从不记仇，依然友好相待。然而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总是得理不让人，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
许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从不怕权威，有着极大的不怕罢官、不怕杀头的勇气。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当时拥有党的理论家权威的陈伯达，提出了废除工资制、实行供给制的谬论，许老不畏权势愤然而起，经过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写出了《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工资政策》论文，观点鲜明地驳斥了陈伯达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理。
人们的行为决策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1958年大跃进违背了客观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许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正巧李先念副总理要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症结，由于当时政治气氛所限，先念同志交代此事不能公开，“只能关门捉鬼”。许老接到任务后万分高兴，勇敢上阵，经过调查研究，很快与几位同志写出了研究报告，报告中还鲜明地指出，我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归根结底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经济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写出这样的报告，是需要多么大的坚持真理的勇气啊！
写于200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