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难的抉择
投石问路
1999年8月12日，重庆酷热难耐。
傍晚8点，菜园坝火车站，人声鼎沸。
重庆库区4个县的864名移民已在候车室排好队，准备登上前往新疆的移民专列。每一个移民胸前都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姓名、性别、迁出地的地址和迁入地“新疆建设兵团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的地址。
市长、秘书长、移民局长等政府要员都到站台为移民送行。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高规格”的送行，却没有安排鲜花、彩旗和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多少新闻记者前来捧场，只有火车吭哧、吭哧的沉重喘息，给这趟移民专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我汗流浃背地穿行在人群中，忙着拍照片。很快，我的镜头对准了一家移民，户主叫黄承奎，34岁，一家5口人。他最小的女儿胸前挂的牌上写着姓名：黄亚林；年龄：5个月。这一家子来自夔门康乐镇上坝村3社。
按官方统一口径的表述：这864名三峡移民是前往新疆“劳务合作，过渡移民”。而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组织三峡移民迁往外省的一次“投石问路”行动。
候车室有不少细心的旅客，他们也发现了与“外出务工”不相符的重要细节：务工不可能带着古稀、耄耋老人和孩子同行。
移民队伍中就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母亲用一个挂篮把孩子挂在胸前排队候车，母亲的胸牌系在脖子上，婴儿的胸牌就系在挂篮上。由于天气闷热，年轻的母亲额前的汗水如珠子般往下掉，她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手给婴儿扇着微细的风……移民干部蒋为中对我说：“婴儿出生不到两个月，全家都要走，她不可能一个人留在库区，这可是一幅移民舍小家、为大家，令人感佩不已的图像啊！”
市长、移民局长把移民专列护送团团长郭晓峰、副团长陈刚等人叫到面前，一再叮嘱旅途中的注意事项。在移民陆续上车时，我和护送移民进疆的移民干部付远全、冯志华、李银国、曾道平、夏涛、杨盛金、赵德斌等人一一告别。由于我不能随移民专列到新疆，我就请他们做好日记，回来给我讲“移民旅途中的故事”，当然也说了“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语。
21点15分，火车鸣响启程的汽笛，这批来自开县（154人）、忠县（226人）、云阳（324人）、奉节（160人）四个县的864名移民启程前往新疆。
送别的人挥挥手，移民泪湿站台……移民乘了一天的船到重庆，转乘专列经过4天4夜的旅程，于8月16日18点53分进入乌鲁木齐站，然后又分乘汽车、火车分赴新疆建设兵团下属的各个连队。这批移民在新疆主要从事摘棉花及其他零活。这一次“投石问路”行动，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还是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一个移民搬迁的突破口？是成功还是失败，谁的心中也没底。
这864名移民到底是到新疆临时打工？还是永久定居？当时社会各界、中外传媒均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果然，移民专列还没到达新疆，各种报道就出现在报刊、电视和各大网站上。让移民走出夔门，在世界上都是极为敏感、复杂的话题。
政府组织这批移民到新疆打工、摘棉花、干零活的真实愿景又是什么呢？事情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当三峡库区就近后靠安置移民全面启动之后，紧迫感触动了重庆库区开县的农村移民。他们在确认漫漫江水将永远吞噬他们的房屋和土地之后，就开始掂量自己的生存之道，琢磨着为自己找一块新的栖息之地。
三峡水库移民分散在水库两侧约20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内，涉及19个县（市）的331个乡，淹没35万亩耕地和7万亩柑橘。三峡的土地淹了，可外出打工的移民发现，库区之外却有不少土地荒芜、闲置着，他们看着既心痛又眼馋，于是就试探着联系县外、省外的亲朋好友。当地政府认为土地长期撂荒也不是办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同意移民迁到“耕者有其地”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这种由移民个体自作主张、自己联系定居点的迁移方式，叫自主外迁。这是由三峡移民创造的、政府后来肯定的、一个也将载入三峡移民史的特殊词汇。
库区自主外迁的移民从一个到几个，从一家到几家，一天天增多起来。几乎同时，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的移民，也和开县的移民一样，“悄悄地”进行着自主外迁，并逐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三峡移民开始噙着眼泪走西口、闯关东、下湖北……三峡工程上马，大量土地被淹，峡江人口环境容量成为中外关注的一大焦点。管理层也在不停地思考：百万移民是全部就地、就近安顿下来？还是走出夔门寻求新的安置模式？
从1985年移民试点到1998年以前，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方式基本上是就地后靠。三峡工程库区113万移民，按当时国家制定的三峡移民政策，60多万城市和城镇移民全部在新城市和新城镇安置，40多万农村移民主要采用“以土为本”的办法，通过开垦荒山荒坡、调整原有土地、改造贫瘠坡地等手段，将移民后靠安置。
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这40多万农村移民一人开垦一亩地，就要新开40多万亩荒山，这大片土地又从何而来？
曾经，在对待移民是否外迁问题上，库区管理层一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启齿。
就因为几十年来，水库移民外迁的教训举不胜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修的众多水库来看：移民外迁之日，就是移民返迁的开始，几乎所有的水库无一例外。水库移民成规模返迁回老家，是中国水库移民从没有走出来的一大怪圈，其风险性更是难以估量。三峡库区各个管理层都相当清楚，当初之所以让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就是担心移民形成返迁大潮。三峡库区政府机关、移民部门的办公桌上，都放有中国水库移民外迁方面的资料，不管是公开的和不宜公开的各种书籍、材料、通报和水库移民方面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一位移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很多时候的经验全是他妈的无稽之谈，相反，很多教训才对三峡移民工作有用。”
每当我读到水库移民返迁的一部部“辛酸史”，心中都像塞进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丹江口水库移民返迁共计10万人次，占41万移民的26%左右。移民返迁主要有五次大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库区河南淅川县向青海省移民2.2万人，结果到1961年底返迁1.5万人。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湖北省荆门县的河南淅川移民与荆门老居民发生武斗，导致1万余人返迁。这些返迁移民是1966年、1967年分两批迁入荆门的2.5万移民中的一部分。第三次发生在1969年至1970年间，宜城、襄阳、沔阳、随州、嘉鱼、京山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又有约2万余人返迁。1973年、1981年先后又发生第四、第五次移民返迁，每次返迁人数均超过4000人。
三门峡水库迁移移民41万人，发生规模较大的移民返迁活动，前后算下来就达17次之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水库设计的水位线下调，原计划淹没的土地大部分没被淹没，移民要求返迁态度强硬，写下了黄河移民大返迁的一部艰辛历史。后来经国家批准，库区驻军和农场职工退还30万亩土地，安置返迁移民15万人。
新安江水库移民涉及安徽省歙县、浙江省淳安县、建安县，共移民30.9万人。移民从1958年全面搬迁，但是不久就出现返迁，仅1960年就有2000多人返迁。1961年到1964年又有6000多人返迁。几年后就有2万余人回流库区。另外，从1961年到1970年间，又有8万多人从浙江的安置地重新迁到江西抚州、九江、吉安3个地区的16个县及安徽省的一些县中重新安置；也有少部分移民重新迁入浙江其他地方安置。
山东平湖水库产生移民27万多人，省内安置15万余人，东北三省安置11万人左右，还有1.3万人投亲靠友，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但从1963年开始，移民陆续返迁。到1973年，总计有20多万人返回库区，返迁率高达80%。
河南陆浑水库是20世纪60年代在黄河支流伊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库，该水库移民4万多人，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安置，每次搬迁后都有返迁。1960年水库兴建时，移民迁移安置采取不打乱生产队建制的方式，生产队集体层层上靠库区周边附近的社队，结果至1961年底移民几乎全部返回库区。1962年5月，洛阳决定对返库移民进行第二次迁移安置，仍采用集体层层上靠的办法安置，结果大部分移民又陆续第二次返回库区定居。1973年7月，洛阳不得不决定进行第三次移民，迁移安置方式有：就地后靠，嵩县县内近迁，外迁到偃师、伊川、汝州、汝阳4县（市）安置区进行分户插队安置。也许是事不过三吧，第三次安置效果较好，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库区。
从以上几个水库的移民情况来看，移民外迁是“轰轰烈烈”开始，但最后仍以大部分移民返回库区而告终。在这么多充满血泪的历史教训面前，谁不对移民外迁畏惧三分？因此，10多年来，三峡水库移民是就地后靠安置，还是外迁安置？
上上下下属于“争论无果”的迷茫状态。
但是，三峡移民的现实状况，还是把这一谁都不愿碰的超级难题推到了库区各级政府面前。
湖北库区秭归县县委书记汪元良算了一笔账，全县43万人，有50多万亩土地，包括海拔2000米以下的所有土地。如果世居江边的4万多农村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两个人吃一个人的饭”，人均只有2分地，海拔超过600米的地方，移民说什么也不愿去。加之秭归地处峡谷深处，山高坡陡，行路困难，移民即便是去了也难以生存。
县委、县政府对大批无地安置的移民忧心如焚！
农民无地不农，无地不安，无地不稳！不管是古时候陈胜、吴广和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还是现代打土豪、分田地，无数血与火的历史证明，农民失去土地、无法生存，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和剧变的前奏。农民几千年的血泪史换来了一个朴素真理：土地，不仅仅是教科书上说的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是农民的命根子。
汪元良找到宜昌市市委书记罗清泉（现任湖北省长）诉苦：秭归县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置自己县里的移民，移民必须外迁。罗清泉当即拍板，就在宜昌市所辖的14个县（市）安顿秭归的移民。
于是，经过精心的谋划，1995年4月20日，秭归县香溪镇官坪村移民开始了迁出县安置的历程……巴东县有10268名需要生产安置的农村移民，但大量土地被淹之后，竟有3353名移民根本无土地安置。没有土地，还叫农民吗？
农村移民没有土地，就会变成一群“无业游民”。历史是一面镜子，三峡农村移民没有土地，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干出来？巴东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制订出一份“不敢公开”的计划，提出了对3353名农村移民的“消化”办法，就是让移民出县不出省，外迁安置1500人，投亲靠友1853人。当时高层的三峡移民政策倡导就近、就地、后靠安置，这份在省内大规模迁移三峡移民计划也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有了秭归移民率先迁出县安置的先例，管理层也没过问，湖北省又“悄悄”批准了巴东县的这份“悄悄”的计划。
湖北省认为这样做也有充分的道理。因为，三峡移民管理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自己省内的移民自己负责安置。把巴东的三峡移民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安置，还是在本省之内，符合“分省负责”的要求。
“各自打扫门前雪”，也是一种责任制。这种既可以叫外迁，又可以不叫外迁的做法，也是严峻的现实给逼迫出来的。湖北人的聪明，“九头鸟”的智慧，又一次在政策框架下机智地展示了出来。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麻雀飞过也留有影子。不论是移民发明的自主外迁和地方政府“悄悄的行动”，还是惊动了管理层。不过，这一次管理层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大动肝火”，也没有缄默不语，而是决定因势利导，摸着石头过河。具体方式就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组织三峡移民到海南、新疆、黑龙江、山东等地打工。
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如果移民经过一段时期打工，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最后愿意留下来定居，则由当地政府提供各种便利，库区政府就拨给移民补偿资金，这部分移民也就可以“销号”了。
重庆组织864名移民举家迁到新疆务工，由于是“投石问路”，还是显得比较谨慎。为让到新疆的这批移民有一个逐步适应期，他们在三峡老家的房子不拆除，移民承包的土地也不划转给别人。
试点的一大特点就是：期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200多位多巫山农村移民，在政府组织下到海南国营农场打工割橡胶……开县政府也组织了200多位移民到黑龙江打工，主要方式是在黑油油的土地上种粮……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移民在生活习惯、劳动方式、生产技能等方面很快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几个月后，移民就不再愿意“务工”，开始举家迁回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