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即从各个领域，根据综合考核录用人才的制度。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尤其是精英更替的公平性。
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地方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堪忍受。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他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比不流通的资历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核心，那么政党政治的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引入党内民主的目的是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上面所讨论，传统的作为政治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不具有开放性。而党权则不一样。党权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不能成为既得利益；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体系和政治过程。政党不开放，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所垄断，不管是政治既得利益还是经济既得利益。一旦被垄断，政党本身就会变成既得利益，那么衰落就会不可避免。
除了强化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Olson）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对于这种利益的集团化，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很显然，要克服既得利益就必须拥有一个克服者，那就是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的政党。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政党变得封闭，社会也会封闭起来。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过程。
5．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后果
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开放政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开放性不足来解释。
开放性不足，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最主要的是体制性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但腐败还是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强调法制和法治，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上，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就中国情况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内部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些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即来自社会的制约。在中国，很多年里，大家都在讨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问题，但始终解决不了。这些年的重点都放在内部制约，但效果不佳。缺少外部制约，是开放性不足的结果。开放性不足，社会就对掌权者缺少制约。
政权的封闭性直接导致党内竞争也就是党内民主没有长足的进步。党内民主在80年代已经提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集体领导，防止出现个人专制，二是开始尝试竞争性政治，主要表现在十三大所实行的差额选举。不过，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头等大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党内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邓小平本人仍然属于政治强人。政治优秀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式选拔方法，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实行了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代际变迁，党内竞争性政治不可避免，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有序竞争性政治的重点就是要有竞争规则。所以，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就滥用了民主。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在发展党内竞争规则方面，执政党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
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近年来，越来越甚的基层政权集体腐败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开放政治过程包括开放媒体在内的诸多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治的封闭性还会影响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沟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本身就必须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政治不向社会开放，或者开放度不足，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切实反映人民的意志。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系统，一个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执政党及其政权就会有与社会失去相关性的危险。
如果执政党的开放性不足，即使其制定的政策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落到实处。今天，中国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比如说，多年来，政府大力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数量不是在减少，反而在扩大。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一些本意很好的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开放性不足还表现在体制内部。例如，在给予新兴阶级或者阶层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包括农民、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没有非常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甚至仍然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人大和政协到处都有工商界团体的代表，而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代表则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机会越不平等，这种相对封闭性的负面效果就越大。在参与完全不均衡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越有可能垄断政治过程。
6．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很多大文章可以做，这些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主体，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参与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这就要预防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如果教育制度具有排他性，那么这条途径并不能保障政党的开放性。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正好是我们现在日益面临的一个趋势。例如清华北大的农村籍学生，已经从改革初期的百分之六七十，降到现在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当这些顶尖学子走向政治精英的舞台时，不知道他们能否令人信服地代表农村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有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本身的官僚化非常严重。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因为一旦政治精英官僚化，政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
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开放。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没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重要的是，向社会吸引人才不能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要看这些人的实际作为。最近这次选举，执政党吸收了一些从前反对党的后代来参选，就是这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