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在短短3年半的时间里，由原来的3分钱上涨到35元，涨幅达100多倍，这样的“通货膨胀”，在和平年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然而，战争将一切荒诞都变成了现实。
二战期间，日本对马来亚的华人经济实行榨取性的殖民掠夺政策。为消除华人抗日的经济基础，日军对华人财产进行大掠夺，要求马来半岛所有华人缴纳高达1000万元的奉纳金。数额之巨大，不仅使华人经济活动无法开展，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
特别是日军统治马来亚的3年8个月里，华侨中除了为虎作伥的汉奸之外，多数华裔家庭经过日寇奉纳金的榨取都已经家徒四壁，三餐无继。只有在日本天皇“生蛋”（圣诞谐音）之日，才能得到米粮供应，并得排长龙等候领购。日军占领马来亚仅3个月，物价高涨的现象就已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主要原因是日本军政府滥发毫无预备金的军用票，据统计先后有70亿到80亿；仅1942年间，马来亚各种工业原料的价格平均较战前贵了10倍，到了该年底，已增加到20倍，到了1944年至1945年平均暴涨到100倍。华人普遍食用的猪肉原来是四角八分钱1斤，涨到了280元1斤；大米每斤6分钱，涨到每斤75元……除此之外，还因为部队和“会社”竞相收购物资，联军反攻也影响军票的信用等。而随着侵略军队的进入，日本的财阀也陆续踏足马来亚了。他们以“会社”“组合”的形式，垄断各种生产品。日本军方开发的金库和银行，在马来亚各大城市遍设分行，控制金融流通。马来亚丰富的锡矿和橡胶业，都由日本财团三井、三菱属下的株式会社从事开采。华侨华人的各种工厂、板厂、辗米厂，以及渔业、农业等，均遭日本企业以低价强制收购。李孝式的锡矿因为被炮火毁坏得太严重而幸免。在日本企业机构统治下，产品全部按配给制分配给消费者。这些商业机构都是军政府保护下的黑市机构，操纵垄断，剥削人民，最终造成人民日益贫困的局面。
这就是战争给普通百姓生活造成的直接影响。
这种种情形，是李孝式在奉命视察矿场的过程中陆续了解到的。剑桥大学经济硕士毕业的他，完全可以想象马来亚人民在这种“经济政策”下生活的悲惨情景。
二战结束后，马来亚的经济结构渐渐从日本战时经济体制中解脱出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恢复和调整。由于战前马来亚的经济主要是采矿、橡胶及其他热带经济作物和农业；二战期间，经济领域的诸多行业，除供应日军商品外，几乎全部停产，因此造成全马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大批人员失业；英国重返马来亚后，为了保持其对原殖民地经济的控制，迅速对这些地区进行恢复性的投资。
而战后设立战争损失赔偿委员会，大概是英国那些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国家才有的创举，毕竟这样的举措，是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科学严谨的机制相配合的。英国能执世界资本主义牛耳达百年之久，靠的绝不仅仅是掠夺。现在虽然因为战争的创伤早已今非昔比，但由于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对整个欧洲的援助，以及英国政府及时的见风使舵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它有一整套其他侵略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治理与服务的制度，所有这些都让英国维持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局面。
李孝式被委任为战争损失赔偿委员会委员。所谓战争损失赔偿委员会，是一个评估战后损毁和建议重建家园的重要机构。他的任务之一是恢复、重开战争期间被毁坏的矿场。所有日治时期蒙受损失的矿场，都可将损失的详情和价值向这个委员会呈报并申请赔偿。
政府采取的第一项具体措施，就是派李孝式视察所有锡矿场，拿出具体的复兴方案。
他完全理解经济上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破坏的英国，急于摆脱困境恢复元气的迫切心情，更明白抓住机遇扶持华人矿家，让政府与矿场获得双赢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锡和橡胶是早期马来亚两大经济支柱产业，特别是锡，在马来亚早期出口产品中占据主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即标志着马来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前，从事锡矿开采的主要是马来人，但产量不多，每年仅几百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殖民者在马来半岛陆续发现大锡矿之后，华人被大规模输入马来各邦开采锡矿。马来半岛出产的锡矿开始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使得英属马来亚在矿业方面成为欧洲人的顽强竞争对手。不过那时候的锡矿虽然由华人开采，但老板多为英国人，锡矿开采初期的掘地和最后的采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都由华人承担。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刺激，以及英国因参战而中止投资，华人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锡矿业，很多有远见的华侨华人逐渐掌握了开采锡矿的主动权成为锡矿主。19世纪末叶以来，马来亚锡矿的产量和出口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特别是1940年，产锡量按金属含量计创造了8.4万吨的历史最高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财富都被日本人掳走了。
日据时期，很多华人矿场都被强行收购或者毁坏了，几乎所有矿场的机器都不能使用，有的即使维修都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
在深入调查，收集到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李孝式立即提出具体投资方案，建议政府设立华人锡矿复兴贷款委员会，并拟定了高达25万美元的贷款数额，由政府低息贷给华人矿家，扶持被战火毁坏的锡矿尽快恢复生产。他认为，对于在日据时期遭到重创的华人矿家来说，要恢复元气，政府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殖民当局很快批准并落实了他的方案。
这一方案的顺利实施，对马来亚锡业，以及对成千上万的失业华工，都无异于雪中送炭！
马来半岛的锡矿在贷款委员会的扶助下，纷纷恢复生产。一直被失业和饥饿威胁的华工，纷纷奔向各个复工的矿场。
马来亚锡矿出口很快重新跃居世界首位，马来亚的经济也因此迅速复苏。
李孝式奉命继续视察复兴后的锡矿。经过不断的深入考察，他深刻地认识到华人锡矿业对于整个马来亚的矿业乃至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更从中看到了华侨华人对马来亚经济发展的重要，觉得应该像那些华人社团一样，有一个平台将这一股力量团结起来，有组织的维护这一行业的权益。于是他联络其他的华人锡矿主，发起成立了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他被举为会长。矿务总会在联合邦立法议席中有2名代表，在国际锡矿会议有1名代表，在1946年至1960年间，李孝式代表马来亚出席由英美国家举办的国际锡业会议达20余次。他充分利用出席国际锡业会议的机会，开始深入了解英国及国际锡矿业的历史及发展，并由此结识一些如美国大西洋锡业总部负责人诺尔曼·克里弗兰德和伦敦锡业集团主席达哥拉斯沃爵士等重要人物，并在多次交流中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也因此，世界各国才逐渐了解了华人在锡业方面的重要贡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政府方面的工作之外，李孝式也关心底层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在视察过程中了解到百姓的生活情况之后。
战后马来亚的粮食情况虽有改善，但米粮仍显不足，更有奸商囤积居奇、暗中贩卖，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李孝式没有经历过“华侨的三年8个月”，那三年里，他在印度和缅甸的战火纷飞的热带从林里度过。但回来后耳闻目睹的种种情景，足以让他对“日寇铁蹄下的梦魇”感同身受。
1946年9月18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董事会上，他受雪华堂董事会委托，向英殖民当局提交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请求和方案。具体方案为“请求政府将本邦所出产之米粮，除开足够出产人自用之外，全数由政府购买，按照米牌，公平分配予民众。政府收买此种米粮时，取消现定低廉限价。还请酌量鼓励增加种稻，而照原价售给民众。此办法政府既不致蒙受损失，而民众对于价格，虽然提高而增加负担，惟可获较充裕之粮食，且无论如何，当较现时黑市之价格为低，定无怨言。凡耕种者，因得较高之报酬，自必乐于种稻。依此而行，或有可能达到粮食自足之地步。关于粮食运输于马来亚内范围者，亦请政府予以施放。”
华社为族群为普罗大众服务、谋划的拳拳之心，于此可见一斑。李孝式从中感悟到除了拳拳之心之外，还有华族社会的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以及在严峻的情势下求生存求发展的理性和智慧。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欣慰——为这样的同胞服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