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3日，中国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半个月后，在吉隆坡最高档次的黄金半岛大酒店最豪华的贵宾厅里，一场高规格的宴会刚刚结束。厅内弥漫着浓浓的曲终人散后的残留气息。
今晚的宴会，是李孝式以泰有锡矿的名义举办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欢迎新任警长、他的剑桥校友佩拉克到任。
此时此刻，贵宾厅的休息区里只剩下他跟佩拉克两人了。李孝式熟练地点燃了一支来自古巴的雪茄，递给佩拉克之后才小心地问：“事情真的一点旋转的余地都没有了？”
佩拉克摇摇头，“你们的要求与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相符，英国受战争的伤害太深，对现在的英国政府来说，财政和经济的危险，才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他一切都必须让位，必须等待。当然更重要的是，英国已经厌倦了战争。”
“可是……这是纯粹的民间行为，我们会将活动限定在华侨范围内。”
“只要有‘抗日’的字眼都不行！”
“你是说……只要不出现‘抗日’两个字就可以？”李孝式敏锐地抓住佩拉克的英文用词，几乎是急切地问。
“你……你是不是自己想到什么其他的方法了？”佩拉克盯了李孝式一眼，这个矮个子的中国人，向来是钻空子的好手。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战争推波助澜，而是为了那些可怜的难民、伤兵……”这样说着，李孝式脑子里的念头已经柳暗花明了……
从香港回来后，李孝式在悲恸中完成了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的成立，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他从未好好亲近过的祖国就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虽然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重蹈父亲的脚印。
战争的消息传来，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刚回到部队的弟弟李孝威，上次回香港，听母亲说镇隆家乡的亲戚给孝威介绍了一个对象，两家正在考虑让孩子们自己见个面。孝威应该还没有见到他的准女朋友吧？想到这个李孝式的心就揪起来了。中国自清末开始老被人家欺负，在国际上的地位太低，连带中国人在海外都被外国人看不起。侵略者打到家门口去了，作为海外的游子岂有袖手旁观之理！所以，李孝式最先想到的是怎么帮上祖国的忙。最初他是想参照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吉隆坡成立一个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结果在民政事务局通不过。鉴于环境复杂，他就没有兴师动众地去协调，准备找个时间私下里找殖民地当局的相关官员通融一下，精通法律的他知道，组织要合法，才能名正言顺地放手开展工作。刚好碰上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低他一届的校友佩拉克升任警长，就借庆贺之机找他了解内情、商量对策。原来英国政府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国内普遍存在厌战情绪。为了迎合民众渴望和平的心理，尽快在经济上恢复元气，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统治当局对全世界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于是就有了佩拉克的“只要有‘抗日’的字眼都不行”的回答。
现在，李孝式已经想好了可以更换的字眼了，他需要更清晰地理清思路。
“你一定要干的话，只可以从筹赈难民方面着手。”佩拉克打断他的思路，“不过，作为朋友，我真的不赞成你那么干，好好做你的生意吧，中国太贫弱了，需要干实业的人，你可以通过干实业来支持你的国家，不要太多地掺合到战争中去，那是野心家和狂人的事。”
“对了，就成立一个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联合会。”李孝式激动地说，他根本没有听清楚佩拉克对他的劝告，转过头才看见老朋友正担忧地望着他。
“亨利，你让我担忧……我不会支持你的！”
“亲爱的佩拉克，没有谁会喜欢战争！可是当有人用刺刀逼着你时，你只会选择退却吗？我只能选择不逃避，我对我的祖国和亲人有责任，换成了你，也会像我一样的！”
佩拉克无言以对。“愿上帝保佑你，亨利！”分手的时候，佩拉克由衷地说。
李孝式刚回到家里，妻子关小舫就告诉他说母亲打电话来了，说剑桥要来马来亚，已经出发了，让他派人去新加坡接船。
“让母亲也过来吧，那边已经不安全了，让母亲将生意交给几个掌柜打理，可动用的资金都转存到花旗银行去，安排好了就过来，我这边走不开，无法回去……”见妻子欲言又止的样子，疑惑地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妈说剑桥病了……”
“病了？什么病？病得重吗？”
“中西医都看了……就是无端端的发热发冷……不过，妈说剑桥的抵抗力强……”
“明天就叫林管家去新加坡，在码头守着，接到了及时报个信。”李孝式打断妻子吞吞吐吐的话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事未了家事又至！“你先睡吧，我还要打个电话。”
李孝式说着就转身去了书房。他连夜拨通了新加坡陈嘉庚家里的电话，跟他商讨成立筹赈会的事……
“在香港九龙有个叫青山的地方，青山上有个梁园，我和祖母就住在那里。日本人打进中国之后不久，中山大学就搬到了香港，我当时就在中大的华侨班读书。在那里读了1年就生病了，学校联络不到父亲就联络祖母，是祖母亲自去学校把我接回家，在路上就不省人事了。”李剑桥在回忆自己来马来亚的经过时这样跟笔者说起当时的情景。
“我的病让祖母急坏了，祖母一个女人家，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四处奔波，要打理广州和香港的生意，还要带着我到处找医生看病，中医西医都找，还要为在内地战场上的叔叔担心，我记得祖母将我送上船的时候都哭了，那时候我还未满14岁，就要一个人漂洋过海投奔父亲。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堪回首……”说起祖母，年迈的李剑桥不胜唏嘘。
李剑桥的病稍微有所控制后，甘固真就将他一个人送上了往新加坡的船。四天半到新加坡，刚下船就见到父亲派的人，在码头举着写着他名字的牌子在等他。到了吉隆坡，父亲带着他去看当时有名的苏开门医生，给他吃一种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西药，折腾了好一段时间，发冷发热的症状才消失。病好后，父亲就送他进了吉隆坡美以美学校。李剑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才接受英文教育，他是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在美以美学校读过书的孩子，也是李孝式唯一一个接受过中文教育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