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许多公共住宅项目最终演变成为社会灾区，而不得不在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但导致如此巨大成本浪费的理念与论断却逍遥依旧。当通过将人们迁移到更好的住所以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一特定方法失败之后，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其他方式粉墨登场，例如颁布8号条例，发行代金券，用以帮助人们前往原本无力负担生活成本的中产阶级社区去租住。
新住户们在新居住环境下的行为遭到了来自邻居和房东的激烈投诉，而强制推行立法条款的官员则充耳不闻，相关的理念也暗自岿然不动。显然，直接的个人经验一定是错误的，而在遥远的上层集团中共享的理念则一定正确。一些涉及黑人持代金券租户的投诉都以“种族歧视”为由被驳回，但其中一些最尖锐的投诉恰恰来自黑人邻居，黑人邻居之所以从贫民窟搬出，便是想要远离这些又被政府送到自己新社区有缺陷的人群。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持代金券租户都有缺陷，但没给邻居的生活带来噩梦的却少之又少。
住所影响行为的理念也从未对照与其对立的现象而重新检验——即老旧不起眼的住宅和社区，但很低的犯罪率、很低的疾病率及其他社会病理。在简·雅各布的经典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她回顾了一个位于波士顿的意大利裔社区，在一位城市规划专家的眼里，该社区简直就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但这位专家所收集的数据却显示，该社区是“城里贷款违约率最低，疾病率最低，婴儿死亡率最低的社区之一”。社会信条及其背后的理念很难消亡，有时它们根本拒绝消亡，当那些信奉这些理念的人无须为此而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19世纪的雅各布·里斯所秉持的理念在21世纪的千年住房委员会的报告中依旧强势不衰。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它拥有了更多的政治力量，尽管更多的经验证据与之对峙。这一理念目前积极服务于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政府干预的做法，以建设“经济适用房”，保护所谓的弱势人群，例如少数种族和少数教派等为名义。事实上，政府干预在构建“经济适用房”方面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丝毫没有挫伤干预背后的社会理念。同样，政府干预少数人群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的确凿证据也没能淡化政府干预的热情。
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思维模式，在推动导致房地产市场崩盘，而后果蔓延到整个经济并延续至今的放宽抵押信贷标准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