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监管和干预一直是引发当前房市灾难的核心要义。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监管都是失效的，甚或是适得其反的。而是说监管的具体要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具体要点中，必须包括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动用何种权力进行监管？如何具体地界定监管的权力？监管如何做到屏蔽政治干扰？监管的责任及监管的结果？如此种种细节才能够描述清楚何为常规的“监管”，而不仅只是某种政治辞藻。
由手握各种司法权的各类联邦机构负责对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现有监管五花八门，还大多重叠，不仅如此，极大比例的信贷机构还同时受到州级政府机构的监管。此外，随着抵押贷款由银行流向华尔街金融公司并被打包成为股票或证券，银行监管机构的司法权也同时流向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所有这些叠加的监管机构之间实现持续的监管协调一致的希望无异于纯粹的乌托邦。
抽象地谈论监管的人不仅忽视了监管之间的重大差异，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究竟有多少监管机构在监管多少借款人，以及这些借款人所进行的日益复杂和五花八门的信贷条款。“在加利福尼亚州房市高涨的顶峰时期，”一项研究表明，“不超过30名州政府监管人员在监察超过5000家的消费金融公司，”最终结果便是，抵押贷款公司“完全可以期待大约每四年一次的来自州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这一时间已然长于房地产市场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不仅如此，许多的监管机构还“时常感受到那些地方政要的压力，后者希望抵押贷款信用自由地流动”。
一个问题同样应运而生，即参与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普通大众是否最好被告知要信赖政府对自己利益的保护——要认真做到这一点，或许需要大量专业而负责的监管人员，而且每一位都需要毕业于会计专业，其中一些还需要拥有法律或经济学的学历背景——或者，不如直接坦然相告：自己保护自己吧。换句话说，政府保护的虚幻一定优于“货物售出概不退换”的直白吗？所有这些均有赖于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大而概之的政治修辞。
内战之前，美国没有联邦贮备管理局，也没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更没有监管银行的美联储，“当时银行的资本-资产比却远远地高于当今银行的资本-资产比，”格林斯潘曾谈到。换而言之，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银行远离高风险的运作，因为如果银行选择如同今天银行那样的小资金、大业务量的高风险运作，那么，储户便会将自己的资金转投其他的银行。
资金援助与“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