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这样介绍《鼠族》：这是一本表现“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的悲惨遭遇”的优秀漫画—这也许会让你肃然起敬，同时敬而远之。世界上的苦难已经太多，人类本能地趋利避害，一段沉重冗长的苦难史，并不具有题材上的优越性。
除非它与自己息息相关。
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和父亲不住在一起，父子关系不怎么样。母亲安佳早就去世，父亲又娶一个太太玛拉，但两个人的关系也处不好。阿特想画一本以父母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为蓝本的漫画。他求父亲告诉他那段故事。
关于集中营，你可能已经知道毒气室、大批的死亡—从以往的电影和书籍中。但我从来没想到，漫画可以有这样力量，甚至强烈到超过电影和文字，因为，故事的讲述者，漫画家的父亲，弗拉德克，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故事都是第一视角，几乎是逼近读者。而故事的绘制者，阿特，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以极大控制力完成这个故事，没有隐瞒，没有避讳，他没有塑造人物，他只是展现真实，真实即力量。
宏大的苦难并没有用宏大的结构。他只是忠实地跟着男主角一个人走。后者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先是安佳九十多岁的外公外婆、然后是安佳的父母，最后是年轻人。他像一个惊恐绝顶的灰毛老鼠，想给自己刨出一个安全的洞。他机敏，能干，会交易。他像老鼠一样有生存的直觉，从一个一个死亡陷阱旁逃脱，然而他的终点是奥斯维辛。即使在奥斯维辛，他仍然有许多生存技巧，他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但他会英语，可以教牢头。这让他进入到紧俏的工人队伍，这意味着不用马上死；他会修鞋，这给他换来了吃的；干活时，他迅速抓住一个跟自己一样强壮的人抬汤桶，他们跑得很快，让其他衰弱不堪的抬汤桶的人被痛加鞭挞，作为补偿，他们能多喝一口汤；被塞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他迅速爬到众人肩膀上，展开薄毯子挂在铁钩上，做成一张吊床，这救了他，车厢里的200人中，只有25人活下来。
每一口汤，每一口空气，每一块面包，都是最后一根稻草，缺了它可能就得死。生跟死的界限从来没这么狭窄过。最终他活下来了，但作为后遗症，他斤斤计较每一分钱，漫画家本人，阿特，小时候几乎要被他逼疯：每次跟他要钱，都会让他歇斯底里，心脏病发作。他坚持要儿子爬上房顶修下水管，对儿子出钱请水管工的建议大发雷霆：你们都以为钱会生子儿！我索性自己修！他把吃掉大半的食物拿到超市退掉，贩卖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赢得同情而换来实惠。他几乎让身边每个人都受不了。—看到这一段我觉得眼熟，某一程度，阿特的感受也是幼年时我的感受，而他父亲那么像我的父亲。怕花钱，永远怕花钱，我不知道他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只知道，我的爷爷有七个子女，七张嘴要吃饭，不听话的孩子很容易挨打。我爸爸曾经被一巴掌掴出血过。他们就这么缺吃少穿，被粗暴对待着长大。作为代价，他永远都不高兴花钱，直到现在，我打电话回家，讲不到一分钟总是被催促挂掉。不是他不想听到我声音，因为，打电话要花钱。冬天如果我不回家，制暖的空调就不会打开，因为电费要花钱。往下挖五十米，人性都是相同的，有着相同的恐惧和痛苦。
一段经历的波长到底有多长？我们需要走上多少年才能从阴影里走出来？某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失恋的幸存者、离婚的幸存者、失业的幸存者、童年阴影的幸存者……但什么是真正的幸存者？像阿特的父亲这样算吗？犹太人像老鼠一样被捕杀，多年后，他却在儿媳妇载了一名黑人上车而急不择言：她是疯了还是怎么地。这是黑鬼啊！当儿媳妇反驳他的种族歧视时，他愤然：这样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黑鬼和犹太人！—看到别人，比看自己更容易发现真相：我们多么容易成为苦难的人质，变成当初令我们痛苦的那种人。幼年时常挨打的爸爸，有了孩子，他也打孩子，我是被打大的。而我的经历绝非特殊。我知道无数父母，仍然在用小时候经历过的暴打对待自己的小孩。他们当然没有忘，幼年时自己曾经为此多么痛苦。
我们传递一场灾难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
如果说，《鼠族》让我重新定义“幸存者”，以及重新审视自己是否仍然在身体里传递着某种阴影，它也让我看到另一个边界。
在广场站队时，年轻力壮的、有工作证的被分到“幸运”队伍。年老的、多子女家庭、没有工作证的被分到“霉区”。弗拉德克的父亲，因为亲戚的照顾，被挑到幸运的一边，但他看到自己女儿被分到霉区时，“她独个儿该怎么过—还拉扯着四个孩子？”他翻过铁丝网，翻到了霉区那边。霉区那边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而弗拉德克，用他儿子的话说，“有时他活像是种族主义者妖魔化的犹太吝啬鬼”。他在集中营，喝汤前要被检查衬衫，没有虱子才有汤喝。可是谁身上没有虱子？他用法国朋友送他的巧克力，买了一个人的衬衫，用肥皂洗干净不穿，喝汤前，把洗干净的衬衫送上去检查。用这种方法，他每天能喝一顿汤。但我忍不住想那个被他换走衬衫的犹太人，赤裸着上身，他死亡的是否更快了？他像老鼠一样敏捷，像冰山一样冷静地跟死亡搏斗，孜孜以求能多活一天。即使是他，为了亲眼看一眼妻子安佳，离开已经混熟的牢头的庇护，像个傻子一样报名去另一个集中营干活，而那时，你永远不知道，“去另一个集中营”是不是就意味着去死；他想把妻子调到离自己近的新营房，为此要准备行贿：100根香烟，1瓶伏特加。每星期能发三根烟，一天的面包也能换三根烟。他挨饿，存东西，直到有一天下班回来，发现床垫下的东西都被人偷走。重新挨饿、聚敛财富、行贿，终于，他在新营房里看到安佳，“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在奥斯维辛感到快乐”。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看这本书时感到快乐，同时流泪。即使在这种极限生存状态下，人的所有底线降为“活下去”一种，还有人为了女儿、爱人而奋不顾身，如果这不是奇迹，什么又是奇迹。而这种奇迹又多么平常，父亲为了女儿，丈夫为了妻子都可以做出。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有的奇迹，因为它，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