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不只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笔者将分别介绍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教育思想，希望能通过这些内容和他哲学思想的结合，建立起一个全面、立体的王夫之形象，使读者对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民族思想
我们已经熟悉了王夫之的生平，虽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清政府统治下度过的，但是，他至死都以明朝人自居，始终不承认清政权，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为后人所称道。在了解王夫之毫不妥协的民族气节的同时，深究他这种民族大义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有着重要意义。
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源于我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地区，是文明的中心，周边的民族文化则比较落后，因此，就逐渐产生了华夷之分，符合华夏礼俗文明的为华（夏），不符合的则被称为（蛮）夷。显然，称少数民族为“蛮夷”有轻视的意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道：“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可见，王夫之也对少数民族和汉族进行了区分，称少数民族为蛮夷，认为他们和华夏民族之间由于生活的地域不同而习气不同，进而思想和行动都不相同。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再来理解王夫之的民族思想就不难了。首先，王夫之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应该保持这种差异，不应互相侵扰：“语曰：‘王者不治夷狄’，谓沙漠而北，河洮以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制，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宋论》）可见，他认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特点，在遵守自己的纪律的同时，不能扰乱别的民族，民族间应该和睦相处。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历史上汉族压制少数民族的行为，认为班超驻守西域、后汉进攻西羌等都属于非正义的压迫行为。作为汉族人，王夫之并不偏袒华夏民族某些时期恃强凌弱的行为，可见，他对历史的态度还是十分公正的。
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对汉族进行过侵扰，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恰恰又正是满族入关的时代，他的民族思想更多是面对外来的民族压迫提出来的。首先，面对外来压迫，王夫之并不是一味指责外族的行为，而是更多地从汉族内部找原因，他认为外族之所以来侵，是汉族统治者中的某些昏君和佞臣贪心的结果，是汉族经常出兵攻打少数民族招来的后果。其次，王夫之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希望汉族能加强自己的防御，增强军事力量，通过巩固政权来避免少数民族的统治，因此，王夫之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十分赞赏，认为汉武帝刘彻等人的丰功伟绩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把维护民族利益看得比君臣名分更重要，他在《读通鉴论》中说：“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华夏之通义。”他认为维护汉族人的统治才是古今之“通义”，为了维护这个“通义”，即使臣子代替君主也是可以接受的。他还以桓温、岳飞为例：“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读通鉴论》），“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同上）。他认为，桓温、岳飞取君主而代之总比汉族人被外来民族统治好得多。可见，王夫之十分重视民族独立。
基于这样的思想，王夫之特别憎恨历史上的汉奸，也特别反对投降行径，对历史上卖国求荣的小人和投降主义的倾向大加批判。也正因为如此，王夫之本人在明清对抗中一直坚持抵抗，即使永历政权日趋腐败，他也未曾放弃抗清的斗争，他甚至还在三藩之乱时四处游走，想掀起反清复明的运动。王夫之的这些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清交替、山河易主的时期，清政府取代明朝政府后，在中原实行残酷的统治，人民饱受压迫，王夫之对清政府的敌视态度对他的民族思想难免有所影响。我们很难说清是时代造就了他的民族思想，还是他固有的民族思想影响了他对清政府的态度，毕竟一个人的思想离不开时代的影响，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综上所述，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因素，他反对民族间互相压迫的思想值得后世学习，但是，他的民族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地方。首先，少数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也作了很多贡献，他把少数民族看做劣等民族，称之为“蛮夷”，这是极端错误的。其次，他认为少数民族只应该居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应迁入中原，甚至否定民族间的沟通，这是非常不利于民族融和与社会统一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此外，他也没能看清战争是统治者发动的，不分阶级地对侵扰过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怀仇视态度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对待王夫之的民族思想，要分清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因素，决不能笼统地批判或赞扬。
（二）政治思想
我们知道，王夫之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身处中小地主阶层的他，受到阶级出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政治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封建社会的糟粕。他强调封建等级制度，虽然明朝末期社会动荡，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也仍然认为人民应该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另外，他还把封建士大夫看得高人一等，轻视一般商贾和社会底层的子弟。但是，尽管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有很多不可取的地方，作为一个关心社会局势和人民疾苦的改革家，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很多正确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
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晚期，人民不堪悲惨的生活纷纷揭竿而起，特别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让王夫之深受震撼。他在以后的理论创作中深刻地意识到，要想维护封建统治，必须缓和社会矛盾，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道：“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可见，王夫之认为统治者应该对民宽、对吏严，二者同时进行，虽然他提出这样的政策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这种思想中包含的爱民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首先来看他的“严以治吏”。王夫之认为，对贪官污吏决不能姑息放纵，必须严加治理。他对历史上那些严惩贪官污吏的君主十分赞赏，认为像明太祖打击贪官污吏的行为就十分正确；而对于那些包庇贪官污吏的君主，王夫之则严加谴责，他认为明朝后期的统治着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过于宽松，这样做有很大危害，必须彻底改变。另外，王夫之认为官吏犯错不能只惩罚下级官员，对指使小官行恶的大官却不加惩罚，毕竟搜刮人民的根源在于那些上级官吏，他在《读通鉴论》中说道：“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愈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不从大官开始严加惩治，政权与社会终究会因为他们的贪图挥霍行为招致动乱甚至灭亡，因此，国家对待官吏一定要严。
再来看他的“宽以养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夫为政者，廉以律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他以仁爱观念对待人民，面对生活艰苦又负担沉重的人民，王夫之认为应该采取“宽”的政策，不应该对他们加以沉重的剥削，要做到这些，就要求统治者改革政策。王夫之对此提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对待贫苦农民，应该减轻徭役，遇到水旱灾害时，必须免去他们赋税使他们渡过难关，而对于那些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则应该增加赋税，这是他的抑制豪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还要求统治者“欲得临民，亦须着意行简”（《读四书大全说》），希望以“简”作为行政的原则，通过革除繁缛的政令，减轻人民的负担。此外，王夫之的宽民思想还包括他的一些具体建议，这里就不再赘述。
鉴于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王夫之还提出他的法治思想，充分肯定了封建社会法治的作用。他在《读通鉴论》中说：“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于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将治也，则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可见，他认为没有法就不会有君臣、子民，天下就得不到治理。另外，王夫之还十分肯定刑罚在法治中的重要性，主张对那些危害社会的不法分子严加惩治，体现了他对犯罪决不宽容放纵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虽然重视刑罚，主张用严厉的法治加强权威，却并不主张效法暴君统治，反对任用酷吏，提倡实行法治而不暴虐，表达了他对残酷的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希望革新的愿望。
王夫之不但重视法治，也十分注重选贤任能，主张将用人与行政统一起来，他在《读通鉴论》中说：“用人与行政，两者相扶以治，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该书中还有：“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岂天子一人能持之以遍察臣士乎？势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于是舍大臣而任小人，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侥幸乐祸之小人。其言非无征也，其于法不患不相傅志也，于是而国事大乱。”他认为，天子一人并不能对所有事情都明察秋毫，国事需要有贤能的人来辅佐，但是，如果只是任用小人，必然导致政治黑暗，国家混乱。他不仅希望君主能选贤任能，还主张培养人才，这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有所论述，不再赘述。
（三）教育思想
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涉及到的，一方面，他认为人性的形成主要靠后天习得，人的聪明才智的差距都是后天的“习”造成的，因此，教育是在人性的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考虑，王夫之认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人才，君主选贤任能的前提是国家不缺乏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他不仅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还在著作中渗透了很多值得学习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着指导意义。
王夫之认为，国家重视教育，不仅要增加教育的数量，更要提高教育的质量，这首先就要从改进儿童的教育开始。他在《俟解》中说道：“养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在他看来，儿童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因此，他十分强调对儿童的培养。王夫之还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重点在于“正其志”（《张子正蒙注》），这里的“志”指的是人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儿童的思想还不成熟，最需要别人的指导，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又有较强的可塑性，趁这个时候采取适当形式培养他们的意志和情操，才能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志向，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这一观点正确地认识到了教师“树人”职责的重要性，是十分可取的。
此外，王夫之还对青年的教育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当时的青年学习的都是一些不实用的知识，思想观念也跟着受了很多消极影响，国家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就必须加以改革。首先，王夫之提出了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明朝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四书五经，王夫之认为，学生学习这些内容不应该盲目地崇拜，应该对其中陈旧的部分果断地加以否定，对儒家经典采取扬弃的态度。另外，青年还应该多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研究“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噩梦》），这样的主张充分地表现了王夫之学以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的教育有着重大的革新意义。其次，他还提出了要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他所说的道德教育，指的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这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不仅包含了教育的内容，还包含了很多具体的教学方法。首先，教师培养学生必须因材施教，他在《礼记章句》中说的“师必因材而授”就是这个意思。王夫之认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基础和天分，又有不同的志向和特点，教师对待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授课方式，比如，对待理解能力强的学生，要教以高深的知识，对待学习态度差而又没天分的学生则只能讲授他们可以理解的知识，否则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其次，针对学生学习没有恒心的现象，王夫之提出教师要指导学生保持学习的持续性，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的意义，做到“求知之功不间于一日”（《四书训义》）。再次，王夫之认为，教师传授知识不能生硬的灌输，而应该用启发引导的方式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让学生主动思考，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故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同上），即学生主动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最后，和他的实学观念相结合，王夫之主张学生把学习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求知之者，固将以力行之也；能力行焉，而后见闻讲习之非虚，乃学之实也。”（同上）一个人学习的知识是否是真知，是否对他个人和社会有用，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出来，这和他的知行观紧密结合，体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实用性。
综上所述，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实用、先进的因素。但是，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他的教育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局限性，例如他认为只有地主阶级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学校接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教育的内容偏重政治伦理等，都非常落后甚至荒谬。我们对待他的教育思想，也该采取扬弃的态度，不能全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