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论
人性是哲学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历代学者对人性都有不同的主张。孔子在《论语》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天生的人性是相近的，后天的影响才使得人的差距较大；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内涵；荀子则持后天的性恶论，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贪利、放纵；张载把人性看做“气质之性”，脱离开社会谈人性；朱熹认为性只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恶，是因为气质有清浊……
王夫之以前的学者大多把人性一分为二，以善恶论之，王夫之则另辟蹊径，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分析人性，认为人性“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强调后天的“习”的作用。
首先，王夫之认为人性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读四书大全说》）。他认为，“先天之性”是由气构成的，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赋予人的，它具有理和欲两方面内容，理是指仁义礼智之理，欲则是声色臭味之欲，理与欲都是合乎天理的，二者并不矛盾。但是，气又是不断更新的，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气日生，故性亦日生”（同上）。随着人的成长，感觉和思想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人性也就日趋成熟，“日生则日成”，这是他朴素辩证法在人性论上的具体应用。总之，先天之性中的理和欲是自然赋予的，后天之性则是“习”获得的，是人为而成的，人性的形成是先天到后天的全过程。
其次，王夫之发挥了孔子的“习”的思想，强调“习”在人性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道：“而习者，亦以外物为习也，习于外生于中，故曰‘习与性成’。此后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气禀不如言后天之得”（同上），认为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后天的“习”，否定了先验的善与恶，肯定善恶是由于后天的“习”。不只是善与恶，王夫之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之所以不同，也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后天的“习”造成的，因此，他主张人应该“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尚书引义》），通过后天的努力使得人性趋于善，远离恶。
在他的人性论中，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他的先天之性包含的两部分 理和欲。王夫之对理欲关系的探讨是他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与“欲”，即天理与人欲，指的是道德观念和人的物质欲望，二者的关系是哲学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在王夫之以前，很多学者视人欲为天理的对立面，认为欲望是万恶之源，主张存理灭欲。王夫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从根本上肯定了理欲的统一和欲望的合理性。
上文已经提到，王夫之认为理欲都是人的先天之性，仁义礼智和声色臭味都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理欲并非截然对立，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如兵农礼乐，亦可天理，亦可人欲。春风沂水，亦可天理，亦可人欲”（《读四书大全说》），被视为人欲的“兵农礼乐”也可以作为天理，被划分为天理的“春风沂水”也可以是人欲，天理与人欲的界限只是在公私的划分上，“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同上），只要人欲各得到满足，就是共同的天理，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并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由此，王夫之不只论证了理欲的统一，还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肯定了理欲的合理性后，如何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呢？王夫之主张“人欲中择天理，天理中辨人欲”（同上），在人欲中选择天理，就是用天理来指导人欲；在天理中辨人欲，就是要在天理中实现人欲。由此，王夫之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就是上文提到的“存理灭欲”的观点，王夫之对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若遏欲闭邪之道，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别为体，则当其始而遽为禁抑，则且绝人情而未得天理之正，必有非所止而强止之患”（《周易内传》），如果强行遏制人的欲望，既违反人之常情，又不符合天理，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王夫之反对的另一种是纵欲，在《周易外传》中指出：“欲不可纵。”“父子夫妇以利相接，沉湎于货财，食色之中，而人道之异于禽呼鱼吹者无几”（《诗广传》），人如果只知道放纵欲望，追求物质享受，就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王夫之主张以理制欲，他在《周易内传》中说：“以理制欲者，天理即寓于人情之中。天理流行，而声色货利从而正之。”用理来约束人的欲望，才能使理欲各得其宜。由此，通过对理欲关系的探讨，王夫之打破了传统的束缚，阐明了人先天欲望的合理性，对人的天性有了较开明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充分认识到了人性的形成包括先天后天两部分，并且提出后天习得的重要性。既然王夫之对于人性有这样的深刻认识，那么他本人又是如何通过后天习得发展自身人性的呢？可以说，王夫之一生都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性的升华，他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下面我们就对他的人生观作简单的介绍，从中探视他是如何贯彻自己的人性论的。
（二）人生观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人活在世上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王夫之对待人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不虚此生。
王夫之一生历尽磨难，但他从未停止奋斗：清兵占领中原，虽然明朝力量薄弱，他依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为抗清出谋划策，三赴永历政权，甚至武装起义，为抗清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直至遭人陷害才不得已退出政治舞台，与明朝政府失去联系后，王夫之又在清军的追捕下四处流亡，居无定所，可他在饥寒交迫中仍坚持理论创作，为民族复兴寻找出路，直至逝世前也未曾放弃著述。他的一生，无论条件如何艰苦，都不曾虚度，正是他在《宋论》中所说的那样“生不虚而死不妄”。
正是本着不虚此生的态度，王夫之尊重生命的权利，主张爱护生命，在清政府的追捕中，宁可改姓易名隐居荒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也不轻易放弃生命。但是，他珍视生命，并不是畏惧死亡，更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尽自己的义务，他在《四书训义》中说道：“死者天之事，生者人之事，人所必尽者，人而已矣。”人活在世上就要尽应尽之义务，发挥自己的积极能动作用改造天地。王夫之把“义”视为做人的根本原则，“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尚书引义》），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承担义上，义是生的资本，比生更加可贵。因此，王夫之要求人活着就必须承担义务：“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应之物理；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酬之变化”（《四书训义》），如果生而不承担义务，只知道追求享乐甚至出卖国家民族，那就是民族败类了，王夫之对此等人是最不耻的。
王夫之珍视生命，一生承担了民族复兴和学术著作两方面大义，可以说达到了生的最高境界，但他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否则他就不会投入到抗清的斗争中去并发动武装起义了，即使在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逼迫下，他也未曾动摇过，以完发而最终维持了民族尊严。可以说，王夫之以其“生不虚而死不妄”的精神完美地演绎了人性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