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幼小时就不喜欢车之类的玩具。父亲给我买的玩具车，寿命都不会超过一天，不是被我摔坏就是被我拆得七零八落。我两岁时照的一张骑在三轮车上的照片就是哭着脸的。上了学，我对自行车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在收音机里听“小喇叭”节目，播音叔叔正在讲“飞虎队打冈村”的故事。说八路军组织的“飞虎队”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把小日本鬼子队长冈村击毙，真是八面威风。我便希望自己也能有辆自行车，将来长大当兵去“飞虎队”。
我父亲在机场值班，每到星期六才回家来。部队家属院距机场有十几里地，所以父亲大都是骑着值班室的自行车回家。那是一辆掉了漆的老飞鸽牌的自行车，当时的年代家有自行车的还很少，就是这样的旧自行车也是很匝眼。我缠着父亲要学自行车，父亲不同意，说我还太小，再说那是公家的车，万一摔坏了，影响不好。不过，父亲把擦自行车的“革命工作”交给了我。我把风尘仆仆的自行车檫得一尘不染。
家属院有个叫武的孩子，比我高两年级。武的手很巧，会用钢锯条打成的小刀雕刻木手枪。武雕刻的木手枪跟真枪一模一样。他爸爸有一支废了的驳壳枪，他就是照着枪的尺寸和部件雕刻。部队宣传队的叔叔都相中了他刻的木手枪，排戏《沙家浜》，演郭建光那个叔叔就用的是武刻的木手枪。武可以不用票到礼堂看演出，我们好羡慕哦。我多想也能有一把盒子枪。为了能得到武刻的盒子枪，我不断的找机会接近武，想方设法讨好他，甚至不惜把辛苦积攒的五张“大中华”烟盒送给他。武收了我的烟盒，答应给我刻一支小一点的盒子枪。我连连点头，行啊行啊。武又说，不过你得把你爸的自行车推出来让我骑骑。我说，那是公家的，我爸都不让我骑。武牛气地一撇嘴，那就算了。我立即就妥协了，说那行，就10分钟，不能摔倒。武说，行，我会骑，向毛主席保证摔不倒。武果然会骑自行车，还会载人。他载着我围着家属院转了好几圈，还让我玩了盒子枪。以后，每次我父亲回来，我都偷偷的把自行车推出去，让武过过瘾，慢慢的我也学会了骑自行车。我问他给我刻的盒子枪的事，他不是说已经刻了枪管了，就是刻到枪把了，再不就是木料不好，刻断了。终于有一次，父亲接到通知要赶到值班室，却找不到自行车。当我满头大汗地推车进门，迎接我的是一记耳光。父亲再回家，自行车总是上着锁。我找到武说了原因，武不在乎，说反正有人给他自行车骑了。原来我班军的父亲骑回了一辆“凤凰”车，答应给武骑，武说要给军刻一支盒子枪。我这才明白，武是怕我有了枪就不给他车骑了，所以就一直用枪吊我的胃口。那天放学，我把武堵在草坡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第二年，父亲就转业了。
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学生拉练到龙门山。学校要挑选10名同学组成先遣队，在队伍前面侦察开路，返回时帮助疲惫的女同学驮背包。想到先遣队的条件是必须有一辆自行车。我家里没有自行车，但我还是报了名。回到家，我把参加拉练先谴队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很支持，还答应帮我借自行车。那天，母亲真的借回了一辆新的“凤凰”自行车。原来，母亲帮助一位邻居腌了一上午酸菜就是为我借了一天的自行车。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学校，偏偏天公不作美，涕涕沥沥地下起了雨，拉练计划被迫推迟。我失望又沮丧，无精打采地回到家。母亲安慰我说，别着急，到时候咱再借嘛。过了几天，拉练开始，我到处借不到自行车。家有“凤凰”车的邻居说有个亲戚结婚，把自行车借走了。队伍就要集合，我急得都要哭了。母亲气喘吁吁地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的自行车赶来了。母亲说是跟单位看门的老牛头借的，老牛头家住在农村，每天要骑车回家。母亲给了老牛头5角钱，让他乘公共汽车。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参加了先遣队，返回的路上，不断有走不动路的女同学把背包交给先遣队的同学。尤其是骑“凤凰”车的同学，车都被背包挂满了，骑着车摇头晃脑神气得跟游击队长李向阳。我的车上却空空荡荡，没有女同学往我的车上放背包，心里失落得发酸。班里的洋洋看出了我的窘境，我也知道她能够坚持到学校，她还是说，班长，我背不动了，帮我带一下背包。我带着洋洋的一只背包回到学校，完成了我的先遣队任务。那时我就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买一辆“凤凰”自行车。
参加工作后，我攒了半年的工资，买回了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我载着女朋友洋洋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