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出现使人们信息交往关系中的道德面貌发生了新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刷术的出现把人们文字信息交往中所体现的主客体关系的特点进一步展开和推到极端。印刷术使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从信息发布者方面来讲，他所发出的信息将在他更无法预料和控制的范围内扩展，他所涉及的道德主体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宽、越来越复杂，使得他无法与他信息所传导的对象进行交流和直接“对话”。从信息接受者方面说，他与越来越多的信息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他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丰富和扩大了，同时受各种信息影响的机会和程度也将随之扩大并加深。因此，我们认为，印刷术使所有在文字交往阶段人类所具有的道德关系的特点都得以保留并进一步深化。
电报和电话无疑在人们信息交往中增加了新的道德要求。电报和电话的出现使人类信息交流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时间上的快捷和空间上的跨越。在这里，人类信息交流中的直接性特点出现了新的面貌，通过电报和电话来发布信息的主体与信息接受者之间虽然有电线、光缆和电波作信息交换的中介，但发布者心目中的交流和“对话”对象是比较明确的。尤其是这种信息交流和交往的直接性是伴随着突破空间限制而出现的，这就与原始的面对面式的语言交流的直接性不可同日而语。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有线通讯线路的不断延伸和卫星通讯的广泛使用，使得过去由于地域限制而造成的信息交流障碍越来越小，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具备基本现代通讯设备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随时方便地与另一个地方的人进行信息交流和交谈。由于现代电话的这种直接性和即时交互性，信息交流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也是明确和直接的，一般说来，说话者知道自己对谁说及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听话者知道谁在说及说什么，这种道德关系的明确性使得信息发布者也明确自己在交流过程中应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及会造成什么样的道德影响。
广播和电视无疑使人们的信息交往的道德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广播和电视是一种公共信息传播系统，这种系统使得信息传播的范围和时效性得以大大提高，但在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式广播和电视系统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因为电台和电视台节目的制作者在制作和发布信息时，他们或许事先能够对信息内容及所要传达的对象有所考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信息将传导到社会的哪个领域，是谁在接受他们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发布者所面对的只是“听众”和“观众”，至于这些听众和观众具体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信息发布者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从道德行为主体关系上看，行为主体和客体的交流不是直接和双向的。他们之间存在着距离，尤其是信息接受者往往处于行为受动和被动的地位，他们对信息的接受很少或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才有选择的自由。交互式广播和电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象。信息接受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直接与广播电台播音员或主持人进行“即时”交谈，播音员和主持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与自己进行信息交流的对方是什么人，但广播这种交流方式由于其自身传播信息的特点及电话交流的限制，使得信息交流者之间的互动和道德关系还是受到很大限制，行为者之间的主体身份和道德责任还是不明确。
电视信息发布和接受者之间的行为“距离”更大，发布者在这里几乎是主动的，而收看者处于被动地位。而要使得电视节目的接受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所要的节目和信息，必须建立一套互动式电视传输系统，这实际上正是信息高速公路所要解决的问题。到那时，电视节目的接受者有更大的选择自由，自己的行为主动性将得到更大提高。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未来学家）向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全球电话业的经理们曾经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anything，anytime，anywhere）作为电话业发展的未来图景展现给人们，作为电话业发展的范式，但在数字化时代，即信息高速公路建成的时候，对电视发展的未来，这口号却变得别有另一番含义，人类社会将出现“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电视。这就是电子信息网络上的电视，在网络上，电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电视频道，而且“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993年，美国售出了350万部家用摄像机。虽然家庭自制的录像带终究还赶不上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大众媒体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制作精致的专业水准的电视节目了。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意思很清楚，即未来的电视就像今天人们制作和发布电子函件一样方便，今天的电视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使得视频传输所体现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每个人都会通过网络而实现他们今天通过广播电视才能实现的目的，而且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都将出现巨大改变。在这种改变中，道德关系也将出现新的面貌。因此，与电子信息网络相适应，人类又面临新的道德要求和选择。这里，我们引用一下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电子信息网络道德现象是有帮助的。
托夫勒认为，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并且安然无事地支配着地球，直到大约1650-1750年，从那时起，第一次浪潮失去了势头，第二次浪潮澎湃汹涌。第二次浪潮产生的工业文明支配着我们的地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5年以后的十年中，新的历史转折点在美国出现——在这十年中，白领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者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人。也是在这十年中，电脑、喷气式客机、避孕药以及其他的高效创新，得到了广为推行。这十年，恰恰也是第三次浪潮开始在美国积聚力量的十年。自从那时起，第三次浪潮先后遍及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今天，所有的高科技国家，都被第三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那种陈旧、僵硬的经济制度之间发生的冲撞，搞得头晕目眩。”托夫勒所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指的是人类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第三次浪潮”既是指信息技术领头的“后工业文明”或称“信息革命”。我们所注意的是他提出了这样的思想，首先，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将带来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将引起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其次，每两种文明之间在产生、转换和新文明确立过程中会发生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比如，工业文明产生的时候，前工业化的农业利益组织起来，力图维护旧制度，它们反对咄咄逼人的工业化，反对大“企业”，反对“工会头子”，反对“邪恶的城市”。劳资双方为控制新工业社会的主要杠杆而争相不下。而今天，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间，也同样发生剧烈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等等一系列方面。
托夫勒尤其要人们关注“第三次浪潮”文明将引起我们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革，这种新社会的面貌，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上，也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反映在对性的态度和个人道德方面”。因此，第三次浪潮文明的道德不仅和人们现有的许多道德观念和规范相冲突，也将产生新的人类道德关系。在托夫勒看来，当我们目睹工业文明的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在无效和腐败的泥潭中崩溃时，我们已经闻到了这种衰亡着的文明“道德”腐烂的气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和道德。我们这里不去研究托夫勒对文明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是否正确和合理，也不去论证究竟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强度和表现在什么方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通过对信息时代众多现象的观察，较敏感地发现了人类道德问题上出现的新情况，正确地指出了随着人类信息交往方式的变化，人类将出现新的、并且也需要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
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道德和人类信息交往关系的密切关系，只是想说明，在人类交往中信息交流关系是交往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强调的是人类交往手段对道德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人类的交往关系是有具体内容的，信息也总是包含有特定内容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泛泛地称之以“信息”就可以涵盖的。从具体内容看，人类的交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而必然包括十分具体的社会内容，即必定表现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因而道德关系就不仅仅是信息交流主体间抽象的信息交流关系，更表现为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各种关系。如果离开现实的社会关系谈一般的人类交往，又把这种交往中基本的关系要素——信息传递——单独抽取出来加以突出、夸大和分离到与其他具体社会关系相脱离的程度，那么我们所说的信息交流和人类交往只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洞的抽象。
我们认为，由于“信息”关系本身就是社会生产过程和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并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把“信息”技术带来的人们“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放在考察未来社会道德关系的一个重要地位是十分恰当和必要的。这是我们考察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人类道德关系的影响的基本视角之一。
人是实践的主体或者说人就是“实践的动物”，所谓实践，也可以定义为利用工具和信息从事物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或者说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实践。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德国社会学家）指出，人类社会的进化，其基本动力在于人们之间为取得理解而形成的“交往”。在（尤其现代社会）“交往”中，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得以提高，由此产生新的更高的交往需要，社会按照发展了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重新建立社会组织原则：从而形成新的“社会一体化”，所谓进步就是社会在“交往”中产生的更高知识水平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一体化）不断进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