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W女士的一段经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起以后的三日中，上海的紧张局面似乎为了不能冲出最高点的顶点而陷入了痛苦、弛缓的状态。十一日午后半日之内，开入黄浦江内的敌舰有十四艘之多，什么由艮号，鬼怒号，名取号，川内号，报纸上登载着的消息说是现在停泊于上海的敌舰已经有三十多艘了，以后还要陆续开来。十一日晚上，又有三千多名的陆战队由汇山码头，黄浦码头先后登陆，显然是大战前夜的情势了。而我们却为了三次的搬家弄得头晕眼花，对这日渐明朗的局面反而认不清楚。我们，我的表姊，我的表姊的姑母，和我，三个人闲适地，毫不严重地搬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贤别墅的一位亲戚的家里来，也不带行李，好像过大节日的时候到亲戚的家里去闲逛似的，一点逃难的气味也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搬家。这位亲戚的家里已经给从闸北方面迁来的朋友挤得满满的了。我们连坐的地方也没有。那天晚上睡在很脏的地板上，一夜不曾入眠。
第二天我们搬到麦琪路来，是用五块钱租得的一个又小又热的亭子间。住在这亭子间里还不到半天，不想我们的二房东为了贪得高价而勾上了一个新住客，吃了我们一块定钱，迫使我们立刻滚蛋。我和这位不要脸的房东吵了整整三个钟头。结果我们暂时迁入了虞洽卿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的表姊的姑母已经不胜其疲困而患了剧烈的牙痛病。
这已经是十三日的早上了。
我们起得特别早。其实我三天来晚上都没有好睡，睡着了却又为纷乱、烦苦的恶梦所纠缠，没有好睡过，我厌恶这小旅馆，这小旅馆又脏又臭。天还没有亮，我就催我的表姊和那位老人家起床了。连日的疲困叫她们无灵魂地听从我的摆布。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我和表姊坐一辆，姑母坐一辆。
姑母的牙痛似乎转好些了。她莫名其妙地问我：“天亮了吗？”
我糊里糊涂地回答：“天亮了，却下了大雾。”
这样我们匆匆地回到东宝兴路自己的家里来了，我们竟是盲目地投入那严重的火窝。
姑母年老了，她的牙痛病确实也太剧烈，回到家里，已经不能动弹。
表姊的丈夫是一个船员，还不到二十七岁就在海外病死了，她不幸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
在一间阴黯潮湿的楼下的客堂间里，表姊独自个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在弄早饭。姑母在那漆黑的楼梯脚的角落里躲着：也不呻吟，大概是睡着了。她们都变成了这么的灰暗，无生气的人物，仿佛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自己的存在，她们确实是有意地在躲避这种生的烦扰，正在迫切地要求着得到一点安宁。
同屋的人全搬走了，二楼，三楼，亭子间都已经空无所有。渐渐的我发觉我们整个弄堂的人都走光了，从那随便开着的玻璃窗望进去，都是空屋，平常这时候弄堂里正有洗马桶的声音，以及粪尿的臭气在喧腾，现在都归于沉寂。如果我听不到自己在地板上走的脚步声，我会疑心这里是一个死的荒冢。
我独自爬上了三楼的晒台上，接触到那蔚蓝，宽宏的天体，——从那庞大，复杂的市尘里升腾起来晕浊的烟幕，沉重地紧压着低空。从英租界、法租界发出的人物、车马的噪音隐隐地鼓荡着耳鼓。我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上海还有一个繁华，热闹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还是这可厌然而可爱的人世的近邻，我获得了我的自由，我应该不要求任何救助。
我竟然欢喜得突跳起来，因为我发见和我们相隔不过两幢屋的新建的红色的楼房上，我的朋友还在住着。
她名叫郑文，是我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学。我不是大学生，却曾在复旦大学住过一下子。我在一九三五年加入了复旦大学的暑期班，选的学科是欧洲近百年史和英国文学，担任我们的功课的是那个像伤感女人一样时时颦蹙着脸的漂亮的余楠秋教授，考试的时候，我得了一个F。余楠秋教授在讲台上羞辱我说，我自从当教授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得到F的云云，却不把我的名字宣布，似乎还特别地姑息我。我觉得很难为情，一个暑期还没有念完就自告退学了。郑文女士就是我在暑期班里的朋友。
她是一个湖南人，年轻而貌美，弄的北欧文学，对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很有研究，有一种深沉、凛肃、聪慧的气质；绝不是平常所见的轻荡，浮华，嬉皮笑脸，整日里嘻嘻的笑不绝口的女友。她曾经秘密地作了不少的诗文，她的深刻，沉重的文字是我所爱读的。
她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她有着甜蜜，宁静，不受波折的恋爱生活，一个礼拜前正和她的满意的对手结了婚。
她的对手是一个军官学校出身，后来离开了军队生活，从事实业活动的英俊的男子。他每月有一百八十元的收入，他们的小家庭是那样的快乐，新鲜。我从玻璃窗望见他们的华丽的客厅，电灯还在亮着。那高高的男子穿着黑绒的西装，梳亮着头发，默默地在那客厅里乱踱着，眼睛望着地板，两颊发出光泽，不时的随手在桌上拿了一本书翻了翻，显见得文弱，胆怯，不像一个军人。我越多看他一次越觉得他离开军队生活正有着他的充分的理由。我躲在晒台的墙头边，像一个侦探兵似的有计划的窥探着他。他的烦恼，沉郁的样子每每使我动起了怜悯。记得有一次，他带着他的新夫人和我到亚尔培路中央运动场去看回力球，在法租界的静寂的马路上，在无限柔媚的晚凉中，他左边伴郑文右边伴着我，我们手拉着手的走，他的温厚和蔼的态度在我的心中留上了异乎往常的新鲜的印象，我好像以前并不和他熟习，正在这一晚最初第一次遇见他一样。这一晚他很兴奋，回来的时候，在汽车里，他告诉我们他在军队里的许多新奇的故事，倚着我的身边剧烈地发出笑声，竟至露出了他的一副整齐得，美丽得无可比伦的牙齿。
表姊的早饭弄好了，我打算吃完早饭之后，就去找郑文，她们那边有许许多多的新消息，她们会使我的慌乱的情绪得到安静。我一看到她们就已经有很大的安慰了。我想，我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郑文他们还没有走，闸北，虹口的恐慌局面全是我们中国市民的庸人自扰。
九点钟过去了，早饭还没有开始用，马路上突然传来了隐约的枪声。
我敏感地对表姊说：“不好了，中国军和日本军开火了！”
表姊沉着脸，厨房里的工作使她衣服淋湿，烟灰满头，她也不回答，只是对我发出詈骂。硬说我怕死，又炫耀她在二十一岁守寡。
枪声又响了。
这回的枪声又近又密，但是瞬息之间，这枪声即为逃难的市民们惊慌的呼叫声所掩盖。
我非常着急，我不晓得我的表姊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发我的脾气，使我再不能和她心同意合地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让我们立刻逃出这个危境。
我摇醒姑母，她冷冷地呼我的名字，只叫我安静些。
我告诉她现在这危迫的情势，她决不发出任何意见，仿佛现实的场面和她的距离很远，而她却正在追寻自己的奇异的路程。
枪声更加猛烈了。小钢炮和手榴弹作着恶声的吼叫。
而可怖的是我们近边的一座房子突然中弹倾倒，——起火的声音。
我抛开了碗和筷子，独自个走出门外，打算到郑文的家里去作个探问。当我从弄堂口绕道走过了第二个弄堂，向着一条狭巷冲入的时候，我发见从西宝兴路发出的机枪子弹，像奇异的蛇似的，构成了一条活跃的，恶毒的线，又像厉害的地雷虫似的使马路上的坚实的泥土洞穿，破碎，于是变成了一阵浓烈的烟尘，在背后紧紧地追蹑着我。
郑文的房子虽然距我们很近，却并不和我们同一个弄堂，从我们的家到她们那里，要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我不懂得我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勇敢，这确然是一种盲目的勇敢，叫我陷身在危境里面，而完全地失去了警觉的本能。突然望见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陆战队从我对面相距约莫五十米的巷子里走出，黑色的影子，手里的刺刀发出雪亮的闪光。我还以为他们是北四川路平常所见的日本陆战队，却不知他们像发疯似的起了大杀戮的冲动，已经在我们的和平的市区里发动了狂暴无耻的劫掠行为。
我慌忙地倒缩回来。表姊像一座菩萨似的独自个静默地在吃饭，姑母还没有起床。刚才的险景使我惧怕，然而同时也使我自尊。我不晓得这时候我的面孔变青变蓝，但是在我的表姊的面前半声也不响。
我迅急地走上了三楼的晒台，对淞沪铁路一带发出枪炮声的地区了望，发现天通庵至西宝兴路一带已经陷入了炮火的漩涡，有好几处的房子已经中弹起火，杂乱的枪炮声正向着远处蔓延着。
我的眼睛变得有点迷乱，那三个日本陆战队的影子永久在我的心中闪动着。我疑心我已经给他们瞧见了。仔细观察一下子，我们这里四周还是安然无事，至少我们的弄堂里还没发生任何突变。
附近的巷子里猛然发出了急激的敲门声，我下意识地把耳朵耸高，眼睛缩小，身子和晒台上的墙头靠紧。门声一阵猛烈一阵，我绝望地眼看自己零丁地、悲凉地活在这倏忽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在期待着最后一瞬的到临。
忍受着吧！忍受着吧！
我这样打发自己，却屡次从绝望中把自己救出，觉得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还是安然得很。这是那冗长的，不易挨熬的时间摆弄着我，过于锐敏的预感又叫我陷入无法救醒的蠢笨。
时间拖着长长的尾巴过去了，密集的枪炮声继续不断。我发见了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中国人，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用了不可持劫的义勇，用了坚强的意志和日本疯狗决斗的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
可怕的突变的到临和我们锐敏的预感互相追逐。一阵猛烈的门板的破裂声响过之后，我清楚地听见，有三个人带着狂暴的皮靴声冲进郑文的屋里去。郑文怎样呢？我对自己发问着。而残酷的现实已经把我带进了险恶的梦境。
三个黑色的陆战队。
沉重的皮靴，雪亮的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