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的思考折射出作家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的作家，已经不同于80年代了，他们仍然深爱着养育自己的乡土，但他们的眼睛已越过了头顶的大山，望向了大山之外的都市。淳朴的乡土文化仍然存在，但在和斑斓的都市文化的对比中，其魅力已远逊于80年代了，山里的女人在思考，山外的作家也在思考，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二十一世纪：作家的心灵徘徊在城乡之间
如果说《瘪沟》中的女人还在努力拒绝物质的诱惑，那么，王新军《大草滩》中的女人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努力，并且开始主动追求物质享受。在《大草滩》中，王新军将自己满腔的乡土情怀寄托到了牧羊人许三管身上，于是，面对着迷人的家乡，出身农家的主人公发出了诗人一样的感慨：“疏勒河从草滩中间散漫地流过。摇曳着撩人的神采。疏勒河也许是西部惟一一条拒绝粗犷的河流吧，它无声无息地来到村庄跟前，来到田野，来到这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滩。就像从漂亮女人脸上流泻下来的那一缕美到极致的神韵，无论你坐着看，站着看，还是躺着看，它都会叫你眼睛湿漉漉地眨巴上好半天。疏勒河就是这样一条河啊，它把戈壁浇成了良田，良田上又涌出此起彼伏的村庄，到它最不起跟的下游，便孕育出了这样一片大草滩，孕育出了许三管能够放牧心灵的天堂。这可真好啊，要是没有这条河，我可去哪儿放我的羊呢？”这段很有文采的描写，实际是作者心灵的一次放牧，这里的大草滩无疑不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成为作者向往的人间乐土的象征，在那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名利纷争，没有高低贵贱，只有“羊白、草绿、太阳红”，只有一种“游牧的激情慢慢地燃烧”。然而，但愿长醉不愿醒的作家毕竟是理性的，于是，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戴白帽的羊贩子，他看上了许三管的羊，愿意高价收购，眷恋游牧生活的许三管视羊群如生命，在五台四轮车的诱惑面前表现出的是坚决的拒绝，他决定像堂吉诃德一样扞卫自己挚爱的羊群。这份执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本叙事至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分明已不再是羊和它的主人，而是作者和他生命中最纯真的大草滩理想，正如沈从文言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可是，许三管没有想到，当年羞涩纯真的妻子桂桂却对自己釜底抽薪，女人无法拒绝金钱的诱惑，于是在丈夫面前用最通俗的例子表达了自己最现实的人生愿望“唉，羊还是卖了吧，卖了咱也弄台四轮车。你看隔壁王虎子，开个四轮车，在村里多牛皮，连村长都高看他几分哩”。不甘心的许三管从哲学的高度启发着桂桂：“大羊能下小羊，小羊长大又能下小羊，没完没了地下。机器只会一天天变旧，最终变成一堆烂铁。”然而，这段关于牧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生动对比并没有打动贪图享受、追慕虚荣的女人心，“女人背过身去，整个晚上，他们都是在这种冷战状态中度过的”。忧伤的牧羊人最终向女人妥协了，他带着近乎悲壮的感情最后一次去放羊，可是，脸上有了清澈笑容的女人想的却是“羊贩子买羊，钱要他存到银行里，现在到处都是假钱”。面对现实而理性的现代女人，许三管只觉得一切都变了，女人不再如先前般小巧，而不满十一岁就爱哼流行歌曲的儿子“也像地里庄稼一样，铺了地膜，早熟”。牧羊人的天堂终于在四轮车的隆隆声中被碾成了碎片，面对金钱的巨大威力，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他该何去何从？作者写下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天、地、人，一个庞大而烦杂的主题，此时，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辨了。”一切真的清晰可辨了吗？也许，这句话，多多少少反映出王新军这位出生农村而谋生都市的作者的几许无奈和一点惆怅。
如果说桂桂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村女性的话，马步升《新的一天来到了》中的燕娃娃则完全成为一个符号。这个风情万种、善唱花儿的农村女性，成为小官吏陈阡陌在尔虞我诈的社交之余的避风港，所以作者将其描绘为一个颇具诗意的存在，“突然，陈阡陌眼前掠过一朵红云，那是那个花儿歌手燕娃娃。这女人歌唱得好，人漂亮，懂得风情”。为工作、社交疲惫不堪的陈阡陌在燕娃娃的身上找到了多年不遇的清静和闲适，作品中这样渲染这种重归乡土的快感：“陈阡陌是星期一早上回到镇政府的，果然，这两天两夜，燕娃娃家没有来过一个外人。多年来，第一次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人打扰，没有电话，没有报纸电视广播，没有会议，没有猜拳行令，没有迎来送往发号施令，他感到自个那颗疲惫的快要崩溃的心，得到了暂时的复原。”后来的陈阡陌仍然回到了令他厌恶的官场，并且意外地升了官。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多少反映出作者对官场生活的调侃，这种调侃中又多少含有作者的无奈和困惑。离开了乡村，去哪里寻找红云般的“燕娃娃”呢？回到乡村吗？又将如何告别喧嚣的都市呢？所以，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矛盾的作者，这种状态，正如周涛在《巩乃斯的马》中所说“我向往的是草地，但每次走到的却是马厩。”
在这里，我们看到农村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淳朴善良的水香不见了，90年代遮遮掩掩的瘪沟女人不见了，生活中存在的只是世俗贪婪的桂桂和沦为符号的燕娃娃。其实，与其说是女性形象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作家的内心世界随着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动荡。相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来说，进入新世纪的作家面临着更大的的生存压力。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们，面对的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着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更有着尔虞我诈的精神较量，生活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作家们失去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的从容平和，也缺乏90年代作家的理性思考，代之而起的是无尽的焦灼和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作家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乡土，身心疲惫的他们看到农村的天仍是那么的蓝，水仍是那么的清，但人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乡土意识或乡土情感是从摆脱现实的抑制而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对变化了的农村女性的批判，正是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即一方面无法摆脱都市物质生活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向往着淳朴善良的乡土文化，认为乡村才是真正的香巴拉，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是自由的、快乐的。于是，伴随着变化的农村女性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徘徊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心灵。
近几年来，还有一些作品涉及到了在农村女性中出现的新现象，如进城当保姆、当坐台小姐，也涉及到了由之产生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但总体上看来，是将农村女性移植到了都市中去分析问题，离乡土文化的大背景是越来越远了。
小结
综上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农村女性的形象始终活跃在甘肃作家的笔下，是甘肃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笔者认为，对于具有丰富的乡土文化底蕴、民族文化底蕴的甘肃而言，生活在农村中的广大女性具有极大的人文价值，她们传承着优秀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创造着优秀的精神文化。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作家如果能够在作品中精心打造出符合生活逻辑而又具有艺术质感的农村女性形象，就一定能够比较感性地反映出当代甘肃农村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从而引领读者去感知和学习优秀文化、先进文化。正如作家阎连科在《仰仗土地的文化》所说“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邮票之乡，鲁迅小说中的故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包括萧红描绘的呼兰河，这些作家几乎都在小说中仰仗、依赖土地文化。我们只要打开他们的书页，就能闻到一股湿漉漉的乡土气息，能在手指上沾染一层深秋后微白微腐有如枯枝败叶上的霜毛似的颜色。我们没有能力用一两句话把土地文化的含义明晰准确地定义下来，但我们却能从他们作品中触摸到土地文化粗壮的根须。”
但是，通过纵向的分析，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之后，甘肃中短篇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离乡土文化环境越来越远，而她们身上的淳朴真诚的乡土光泽也在逐渐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铜臭和苍白。这是不是生活的全部？事实上，根据笔者这几年农村采风的经验，它绝对不是大部分农村女性的面貌，相反，大部分农村女性仍然有着水香和锁娃妈的淳朴善良、勤劳能干，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她们的优秀品质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所以，笔者认为，甘肃本土作家有义务也有条件去客观地反映这种社会现实，从而将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带给广大的读者。其实，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写现实和历史中的重大题材，更可以“小题大做”——通过写一些边边角角的素材去开掘生活和历史的深度，所以，中短篇小说作家通过描写某类人物形象而达到相当的书写高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需要作家在未来的创作中做出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努力，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甘肃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质量。
（作者：兰州师专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②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