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以环境特征为指示：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这富有人情味，有点诗情画意，使你觉得，这街，这巷，与你都有些渊源似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他们拉着你一路一问地找过去，还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个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北京是文学化的城市，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围绕它展开城市的情节，宫殿、城楼、庙宇、湖泊，是情节的波澜，那些深街窄巷则是细枝末节。但这文学也是帝王将相的文学，它义正辞严，大道直向，富丽堂皇。上海这城市却是数学化的，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严丝密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堂，便要加上小数点了。于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就变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贴肤的那种，而是依着理念的那种，就好像标在地图上的一个存在。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实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好像要来同上海合流。高架桥、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有些贴不上，却也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源不断地打向北京，有看一举攻城之战势。
二、杨东平：两地人互看
几乎绝大多数上海人对北京人无可评价——由于缺乏实际的接触、具体的感受。“到北京去”在十来年前，还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近年来，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上海人增多，但对北京的共识也只是枯燥的几条：一是风景名胜比上海多；二是新建筑多，高楼多，其后跟一句牢骚“怪不得上海没钱盖房子”；三是购物、坐车不方便，商品品种少，价格贵；四是气候干燥、刮风，不适应。
一位上海人说，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几十分钟，就逛到头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还要训你：“你嚷嚷什么！”上海的儿童在北京则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车的活生生的骡、马，往往怀疑它们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
对于每个从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提问，因为对北京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其实，上海人的询问也没有城市优越感，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验证这一优越感；此外，则是潜意识中对京城模糊的崇敬和神秘感。
比较而言，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感觉要多得多。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苦大仇深。上海自然有对北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将上海人单列——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有些像西方人说“犹太人”那样。以致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不轻易暴露籍贯是比较明智的；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籍”仍是可开列的条件。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委琐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内心，仍有对上海人、对南方传统的尊重。因而，谈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认弗如。而声讨完上海人的北京姑娘，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流露：“我妈妈（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个阿姨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住过”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备受宠爱，人们惊讶于他们一口纯正的“国语”。如果他转学到上海则会经常地被教师提问，并让他朗读课文。
上海人和北京人交往中的“文化冲突”，相互间的成见和抵触之深，也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余秋雨撰文剖析了“上海人的尴尬”“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的确，北京人对上海人的看法，是代表了“北方人”和“外地人”的普遍看法。
北京人津津乐道于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刷羊肉”），10个人要了2斤，北京人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又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式；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风光”、最显眼的位置。
北方人传播的一个关于上海人的经典笑话，说一个上海儿童去商店买针，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小孩付1分钱，给了他1根针，他却不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另一则不是笑话，说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又实惠的饭馆。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一位北京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四顿：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待下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当上海人把自己的规则带到北京时，同样会发生难堪。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账来。要仔细算账，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随着交往的增加，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感到北方人更易于相处，没有那么多鸡鸡狗狗、不上台面的小心眼、小动作；而北方人也会感到，上海人并非如表面表现得那么不可交。
一位东北籍朋友谈起上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同学。他衣冠整洁，独往独来，从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以免无谓地请客花钱；他从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同学都是“淡如水”的等距离外交，绝无北方哥们结团抱伙、烟酒不分家的作风。起初，这种与众不同很令人反感，但时间长了，别人却感到与他交往比较轻松和安全。另一件表明其性格的小事是：他看书如遇不认识的字，绝不会嚷，或向别人求教，而是自查字典，这既避免了“露丑”，而且从字典查出的结果更准确、更权威。
一位北京教师后来认识到，上海人的精明和算计作为一种习惯，不独自己享用，有时也施于人。他在上海乘车问路，答者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角，到B站1元，所以还是到A站下车为好。这位教师深受感动。
对于许多当年的知青，“五湖四海”的集体生活无疑是各地人习性、各种城市人格的大交流、大碰撞和大展示。
一位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朋友说，上海人最令人“腻味”之处，是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这等于是公开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用语言与其他人隔离。上海人固然精明，但是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却可以共事。他们有时要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上海知青搞政治小动作、玩小阴谋的并不多，北京人中反而较多。哈尔滨人最野，打架厉害；但形象最次的是天津人，他们最会斗心眼，打小报告。上海知青大多没什么背景，但他们自我料理能力强，干净，办事有规律、有准备。很多人靠一技之长（例如会修收音机、会写美术字等）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调到较好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