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像想像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枕上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一遇现实，哪里还有Dichtung呢。
3．鲁迅和他的故乡绍兴
我们且先听听鲁迅生前的一段话。他的这段话是从前人骂稽康、阮籍开头的，（鲁迅可说是千百年来稽康、阮籍的第一个知己）。
“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年多。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的确，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稽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稽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稽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时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即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奇，稽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稽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
这段话，我们仔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所启发的意义太深刻了。我们绝不能说看了几部鲁迅的作品、几篇鲁迅的散文，就算了解鲁迅了。鲁迅表现在文章的是一面，而他的性格，也许正和文章所表现的完全不的。那些要把鲁迅捧入孔庙中的人，怕不会有“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之叹吧！
鲁迅是一个“世故老人”，他年纪不大，但看起来总显得十分苍老。他自幼历经事变，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凉的世态，由自卑与自尊两种心理所凝集，变得十分敏感，所以他虽不十分欢喜“世故老人”的称谓，却也只能自己承认。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途，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儿，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竞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付在壕中，有时吸烟，也歌唱，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这也可说是他的阿Q精神）。”这些话，都是世故老人的说法。他的性格，正是从幼年的忧患与壮岁的黑暗环境中陶养而成的。芥川龙之介，他看了章太炎先生，比之为鳄鱼，我觉得他们师徒俩，都有点鳄鱼的气味的。
鲁迅有一回，因为悼念刘半农，因而连带说到陈独秀和胡适之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着的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段论人文字，写得极好，而且就这么把他们三个都论定终身了。至于鲁迅自己的为人呢？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好自己，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他是连情书也可以公开的十分精明的人，他说：“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目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坚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
前人有一句爱用的成语：“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句话，也许是一句感慨的话，也许是一句讽刺的话，我就一直没有看懂过。有一天，恍然有悟，文人自己有自己的王国的，一进入文艺王国，就在那个天地中历劫，慢慢和世俗这个世界脱节了，所以，世俗人看来，文人总是傻里傻气的，再了不得，也是看得见的。鲁迅也和其他文人一样，对外间的种种感觉是很灵敏的，他比别人还灵敏些；这些不快意的情绪，很容易变得很抑郁（自卑与自尊的错综情绪）。但我们把这种情绪转变为文学写了出来，经过了一次轮回，便把这分抑郁之情宣泄出去，成为创作的快感；现代文人还有一个便利的机会，便是笔下所写的，很快就见之于报刊，和千千万万读者相见，很快获得了反应，这又是一种新获的快感，对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古代文人，还有得君行其道一种野心，现代文人，就安于文艺王国的生活，并不以为“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萧伯纳并不羡慕邱吉尔的相位，他自觉得在文艺王国中，比邱吉尔更崇高些，也就满意了。鲁迅可以说是道地的现代文人，他并不是追寻隐逸生活，他住在都市之中，天天和世俗相接，而能相忘于江湖，看起来真是恬淡的心怀。不过在文艺王国中，他的笔锋是不可触犯的，他是不饶人的。有的人，以为鲁迅之为人，一定阴险狠鸷得很，不容易相处的。我当初也是这么想，后来才知道他对人真是平易近人，极容易相处的。我觉得胡适的和气谦恭态，是一种手腕，反而使人不敢亲近；鲁迅倒是可以谈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鲁迅的故乡现在叫绍兴，以前称为会稽，他的同乡多数是农民、工人，除“百作老师”（即木匠、竹作、漆匠等等）之外，还有在机坊、染坊、油车等处做工的工人。许多工人兼种田，如安桥头的农人多会做酒，冬季田作闲暇时，就去做“酒头公”（做酒的技师）。但很奇怪，大批锡箔工人操“外路口音”的似不是绍兴人。
绍兴从前有城，用长方形石条砌成的。穿城说有十里路，街道是全铺石板的。城中亦有田，并有菜园。乡间的农民闲暇时兼做工，做忙月（过年等几个月里给人家做工者）或摇船等等；城内的种菜园者种菜之外常卖水果，或兼抬轿、做帮工，即遇人家有喜事丧事时去帮忙；还有专给人家牵砻春米的，这是更劳苦的工作了。
绍兴的农工对于迎会演戏极有兴趣，会中必有菩萨；演戏时戏台对面供有神桌，但实际上并不是真为迷信，倒像是一种娱乐。所演的戏，种类很多，新年有灯头戏，夏季乡下各社有社戏。城中不分社，夏季亦常演“平安剧”。剧班有徽班，演的是京戏，但演员多非北平人，常有嵊县等处人。绍兴班分武班，多做武戏；文乱弹，做比较文静的戏；还有高调班，演员唱至一半，由后场接着唱下去的。这三种绍兴班的演员都是“堕民”。他们住在城内“堕民巷”，乡下马山等处亦有的，一说为宋朝的罪犯之后，一说是元朝人的后裔，但我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更有“大戏”，多数是琥班做的，昼间做常戏，夜间做大戏。它是一出长戏，从晚上做到天明，中间插入调吊、调鬼、叠九罗汉等。目莲是农民演的（一时期以后，仍回去种田），亦有调吊、调鬼，和大戏相似。
绍兴也和别处一样，未有学校以前，只有书房。“请馆”是较阔气的人家请教师到家中者。乡下教师有在庙中坐馆的，曰：“庙头馆”。一天的功课通常是上书，读书，写午字，背书，对课。城中或镇上，较有钱的人家之堕落者，常产生坏孩子，放学的时候，或本不读书，而乘人放学的时候，三五成群，在路上游荡，见陌生儿童跑过，加以嘲笑，或自己互撞假作错撞到你身上来。如说他们一句，他们就兜搭上来，作为相骂、相打的借口。
书房里读书的小孩儿除正月里玩灯，二月里放鹞（纸鸢）外，还有可玩的地方，便是南镇。南镇在城外，但不远，春天有香市，很热闹。离南镇殿不远有禹王庙。有很多的甘蔗摊、丝鹞摊、碗担，及摆着花鸭子（鸭子壳上绘有精细人物者）的摊子。小孩儿买丝鹞，年纪较大的常去“掷碗”或“掷花鸭子”（六颗骰子，掷六次，满二十颗“红”者赢，付少数代价，可取说定的碗或花鸭子）。
热闹的地方常有流氓。绍兴的流氓有文武二种，各有等级之分。武流氓中之下流者，几乎专以找讹头、打架、敲竹杠、抢钱为业。比方，要抢你的钱的时候，便来撞你一下，你如说一句话，他便说“碰碰还能碰坏吗？”争论起来，便动手，表面上是相打，实际上把钱夺了去。较高等的流氓不做这些事情，对人相当客气，有时带义侠风度，令人怀疑这些流氓或许是古代武士的残余。但他们包赌，或弄赌，收埠头钱。绍兴多庙宇，庙中照便有戏台，讲究的更有看楼若干间，演戏时，流氓得租予别人，坐收租钱。这些收入，供他们的生活。几个较着名的流氓，大都有几斤力气。文流氓多能弄笔墨，常做讼师，俗语又称为“破靴党”（读音如此，不知是否这样写的）。有时亦弄赌及收埠头钱等，有时亦雇人打架，但自己没有力气。
绍兴有些知识分子不大以做官为荣，而以捧官场为辱。那里也有绅士，但分两种，不进出衙门，不经手词讼，为人正直的，一般叫做正经绅士，不然的叫做臭绅士，叫的时候，其人的姓名之前加一臭字。对于吹牛拍马、谄上骄下的人，绍兴社会是极憎恶的，甚至于戏剧中常描写吹牛拍马者的丑态，毫不留情。随便举例来说吧，《紫玉壶》中有位大师爷，有一次给公子医治脱肛时，公子恰巧放了一个屁，弹在他的口鼻上。大师爷闻了一闻，满面丑相地对台前看客说：“公子究竟吃南京货的，屁都是香的。
俗说从前较有名的师爷，早上起来必打好铺盖，以便一语不合就可搬走。这虽然是形容的话，但是有些知识分子确有这样倾向，他们一点不肯趋奉。有话听不下去时，常用言语顶撞过去，或勃然变色，或者采取避开的方法。他们以为这是十分道德的。他们有十分发达的洁癖，好像怕有污物会沾到身上去似的。我觉得绍兴人和别处的人相比，比较不喜欢自己吹，缺少好大喜功的性质；不喜欢声明、声辩；不会交际，同乡间也少团结，所过的生活大部分是“隐遁”的。这种性质，一部分是名士脾气；一部分，我想和从前文人反抗清朝失败后的教训或者有点关系。这种道德，大部分是消极的，但消极的行动，在有些条件下，会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侵掠者，无武力者透澈的不投降、不合作，必然也是一种抗拒的力量，是没有疑义的。但在另外的一些条件之下，便如在多数人为了自利而绝对不择手段的社会中，那么守这种道德的人往往不适于生存，也是很明显的。
以上所讲的是绍兴的几个片断的情形，鲁迅就生长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住在城东，东去有桥名叫覆盆桥，不晓得是不是和朱买臣出妻覆水的故事有关系。西去是十字街，叫东昌坊口。鲁迅所住的台门对面有一排房子，正对的一间，在一短时期内曾开过酒店。绍兴常有这样的酒店，近东昌坊口也有一家。“过酒坯”一般是杂肫豆（青皮大豆用盐煮后，令干，韧如腊肫）。炒及煮的花生、豆腐干、毛豆、大菱，以及皮蛋、虾等等，装置各有不同，但东昌坊口的酒店，和四马路中华书局后门间壁的章宝泰很相像的。鲁迅着作中的咸亨酒店想必是以这些酒店为范本的吧？
经东昌坊口再向西，经过若干路，有一十字口，为有名的轩亭口。一面有一匾额，上书“古轩亭口”四字。这是杀人的地方。前清杀人分绞与斩二种，绞在小教场执行，斩即在轩亭口。除却一面临河埠，其余方面均开店，秋瑾即被杀于此，但因革命而被杀于此的似只她一人。此外更有大教场，为了临城墙旁的一片空场，生短草，是操练的地方，清朝以后曾作为枪毙人的地方。
4．时下南京城里的“线人”
有一种小虫，科学家称它为“线虫”。线虫，常人看不见，目前，只有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所大学的科学家们，才成功地发现一种肉眼几乎很难看到的透明线虫。当一篇篇发生在南京城的大特写、大纪实屡见全国各报纸杂志的时候，谁也不会在意那些来往于茶艺馆、酒吧传递纸条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故事的“挖掘者”，他们卖线索、讲故事，他们被“写手”们称之为“线人”，就像科学家把小虫称作“线虫”一样。
（一）
据记者了解，南京城里的“线人”分布于各行业之中，既有国家公务人员、社会闲杂人员，也有白领、在校学生。他们的手中往往握有一大把报刊记者、自由撰稿人的名片，一旦有故事线索，他们就会依据“写手”们的口味和付钱习惯及时发出信息并约定会见地点。
“线人”也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低级者只能为报纸提供一些日常新闻线索，拿个二三十元。高级者则专为那些特别能写、特别勤奋的“写手”提供关于爱情、友情、亲情方面绝对真实而精彩的故事，而且会对“写手”的采访进行全程服务，直到文稿完成。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写手”所获得的稿费相当可观，所以在索要报酬时也绝不“口软”，一般都在200元以上，一个月下来高者可达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