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的“六三〇剧场”使北京傍晚沉闷的街上多了一种噪音。从《闲人马大姐》到现在热播的“青春偶像情景剧”《网虫日记》，都在每天晚上六点零五分敲锣打鼓地隆重开场。“我是网虫，因为我最聪明——”歌词写得不错，可是，看到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那么傻？现实生活中的宁财神本来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一装进英达这只套子里，就变得青眉肿眼，满口胡话，除了贫还是贫，一个比一个没打脑。
英达的戏，最大的毛病就是套路化，看一集就知道他一百多集以后要说的话。比如说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一典故”，那么后面在场的三到四个演员肯定都要轮番说一遍“这也是一典故”。北大应该是聪明人扎堆的地方，而毕业于北大的英达却出人意料的傻。他导演的戏，一部比一部不像样，《我爱我家》是弄一大帮人整天拿一老头开心，害得那位可怜的老人以后说话的腔调再也改不过来了，无论是出现在广告片，还是出现在别的电视剧里，一概嗯嗯呀呀，“那个什么什么的嘛”，那种腔调实在让人倒牙。
《中国餐馆》仍延续英达装疯卖傻的一贯戏路，找的那个杨青在里面演的那个说东北话的傻瓜妹，实在令人惨不忍睹，这哪儿是情景喜剧呀，分明是要让人欲哭无泪嘛。王姬本来是个好演员，她在《北京人在纽约》及《罪证》里的出色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到了《中国餐馆》里，变得悲不悲、喜不喜直到最后也没找到感觉，只好草草收场。
《候车大厅》仍是一部让演员在里面装傻的戏，套路化的台词，让人一听就腻的对白，都像是编剧坐在车轱辘上写出来的，来回来去就那么几句话。英达的戏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编剧。英达的编剧是封闭型的，就那么两个人，家族式的小作坊，外面新鲜的空气吹不进来，在家里鼓捣来鼓捣去，就那么两句自以为可笑的话，语言太贫乏了。比如说在《闲人马大姐》里，有一场看黑板报的戏，讲的是要过年了，居委会到各家各户做访问，把每个人的新年新打算用黑板报的形式登出来，且不说这种“文革”式的过时构思合不合今天的生活实际，你就说台词写得有多俗吧，第一个人A发现了黑板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念了一遍，发现搞错了，接着就是我前面说过的B、C、D全都得轮番来一遍，一模一样的语言和句式，连演员说话的表情都那么酷似，先乐，先假装不知，然后凑过去到黑板报上去念，然后惊呼一句“啊——”，这些都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变化，使人看了第一句就想到第二句。我总觉得英达的编剧们自以为找到了愚弄观众的一把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骗人就容易多了，不就是贫两句、重复三句、再弄一个小误会嘛，容易容易。其实现在的人，哪儿那么好骗呀，除了没上学的小孩和文化不高的老头老太太，大多数人没时间听你废话，手指轻轻一点就换台。
在英达戏的编剧眼里，纯文学是让人肉麻的字眼儿，是由肉麻的诗歌和小说组成的，这不能不说是那些写剧本的人酸酸的心理在作怪。当作家没有一个一开始不是冲着“正剧”去的，搞不出来了才凑合着搞点歪门邪道。英达所有的戏都是平面型的，所有的笑料都可以预料，这正是因为他的戏缺乏起码的文学元素。一味地迷信那些俏皮话到底能撑多久啊？英达本人也不知烦不烦？
《网虫日记》不知为何还被命名为“青春偶像情景喜剧”，真看不出那一班人里，有哪个可以称得上“偶像”的。《网虫日记》为了突出所谓青春，把背景搞得大红大黄，看起来美术师像个色盲，反正我也认不出色儿，绿的蓝的胡乱往上堆吧。还有结束的时候压在字幕底下王朔那张脸，王朔的脸似乎也成了“畅销”的一块招牌，一个“卖点”。但是你看王朔愁得那个样儿，真像刘德华刘天王最近的一首歌《男人哭吧不是罪》里唱的，“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一个写不出小说来的小说家还有什么“卖点”可言？是该哭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