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刀口长好了，也快开学了。我送她到南京乘火车去成都，一同去玄武湖，边走边谈，亲密无间。从这个城门进去，另一个城门回来，在湖心餐厅吃鲜美的活鱼，那情景是永生难忘的。在这玄武湖的漫游中，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了，也爱得更深了。回校之后的通信也写得更长了，信封也装得更厚了。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要撤专家。中国要自力更生，独立发展尖端科技，她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她一面学习，一面半脱产担任下一个年级的党支书，上党课时大谈发愤学习的必要，鼓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据她说，我的信中有不少内容对她很有帮助，所以才能讲得那么热烈。我也很高兴，似乎间接地对国防科技事业做了一点贡献。不久，她被确定为重点培养的学生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我到北航去看她，暑假就在北京度过。我从西藏调查回来又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还是常去北航看她。这期间她的甲状腺瘤子又长大了，原来部队医生把“次全切除”理解为保留部分瘤体，使瘤子又长了。于是又在北京第三医院住院开刀做了彻底根除手术。一切顺利，这两次住院都是我陪她的。刀口不怎么疼，长得也快。这和心情是有很大关系的吧！
那一年的国庆节，我们相约一起到天安门去“观礼”。半夜就起床了，到北航和她会合，然后步行进城去天安门，边赶路边聊天，倒也不觉得路远，终于在7点之前赶到天安门西边的路旁。当时干劲真大，要在平时，怕是不敢想象的吧。那次我和她“街头观礼”，第一次看到国庆游行的全过程，从头到尾欣赏整个游行队伍，真美呀。那少先队红领巾的大队走过，一个个头上围着花环，简直像天上下凡的一群小天使一样，那动听的歌声，细嫩的口号声，都使我感动，不禁想起自己悲惨的童年，深感时代的巨变。晚上我们又同游北海，在彩色灯影中划船，又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幸福。
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但我觉得结婚后更热烈的爱情才刚刚开始。
1961年暑假，我们一起回淮阴结婚。正是困难时期，一切从简。但意料之外的是，那天前苏联“东方2号”人造卫星上天，正好成了我们的“礼炮”。我们在一间小旅馆里度蜜月，但只住了几天就搬回家来，住上了小阁楼。那时她外公还在，一次我和她在阁楼上嬉闹，她忽然向她妈妈撒娇，大叫：“妈，你看宝林咬我舌头！”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她这位八十岁高龄的外公听了，很幽默地说：“慢慢地咬沙！”
1962年她毕业后，如愿被调到国防科委五院从事火箭研制工作，和周扬的女儿周密在一个工程组。周密是留苏的，对素梅很好，素梅的一些新的创意，能及时得到她的支持与鼓励。素梅的工作单位在永定路，离北大相当远，加上我们又没有房子，所以素梅只能一个星期回北大一次。当时我住十九斋集体宿舍，与张钟同屋，张钟周末回城里家中时，我便可以在此独占两晚，如此游击生活一直到1966年春搬到四公寓去才告结束。这几年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情绪很好。每每临近周末，两个人都能感到即将会面的兴奋。
1964年，素梅下放工厂劳动。她和工人关系很好，把转业费全捐给了家庭困难的老工人，成了学雷锋的典型人物。“文革”中上班不正常，她还是老老实实去上班。1966年冬天，由于参加导弹的“震动试验”，深夜乘大卡车在郊外坎坷的公路上颠簸，连冻带累，加之在工作中曾受过一点儿核辐射，不久，她就流产了。之后素梅回北大休养了一段时间。可惜当时我们都缺少经验，素梅身体虚弱，营养不足，恢复较慢。1968年又有了喜，却成了“习惯性流产”。住院也不管用，幸好在宽街中医院碰到一位老医生，以几毛钱的药粉，治愈了这个顽症，于9月9日顺利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因怀孕时碰上大武斗，四公寓处在北大清华之间，整夜大喇叭叫，没法安身。我们也就当了逍遥派，回老家过了两三个月自由的日子，直到10月份孩子满了月才回北京。在淮阴，我学会了带婴儿睡觉，为了照顾产妇休息，月子里小孩都是我照看的。有一次被头没弄好，差点儿把孩子捂窒息，真危险。我还学会了洗尿布、喂牛奶和蜂蜜水。这孩子刚生下来时很像她妈，后来却越长越像我。曾担心近亲结婚会影响身体，还好，发育还算正常，真是侥幸。
1970年春，我去江西鲤鱼洲劳动锻炼，后来又当五同教员。四公寓连围墙也没有，不安全，只好把家搬到了永定路，住在一间朝北的小屋中。书很多，一本没丢，全搬来了，放在床下和壁橱中。不久，她也到河南正阳农场劳动。1971年夏天回北京时，我还顺路去正阳探亲，住在一个大仓库中，算是得到了优待。当他们知道我讲过“马列五本书”，一定要我讲一次，没法推辞，就讲了一次《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背景与主要内容。能给这些火箭专家们讲课，也是我莫大的荣幸。在那儿，我也和他们一起干活儿，学会了给天花板抹灰泥。回京后，我带着学生到河北广播电台实习，素梅他们回京途中也顺路到石家庄探亲，住了几天。我们就这样分分合合，孩子则送回老家由她母亲带了。1972年10月24日，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月子里也是我带着小孩睡觉。孩子一岁多我们就让她自己用勺子舀糖水喝，她很快学会了自己吃饭，还提前进了托儿所。这孩子就在北京长大，后来上了北大附中，考上北京电子工程学院，成绩较好。
素梅在60年代曾多次到西北荒漠中的火箭试验基地出差，进行导弹、火箭试射。一个个型号，从小到大，从东风2号到5号，她几乎都参加了，还得过几次奖。在基地出差是很艰苦的，特别是乘大卡车去寻找掉落的火箭遗骸时，常常要在烈日下转很长时间，作为女同志，更有许多不便，但她都挺过来了。当时她穿着军装，尉官服，还有武装带，挺神气的，但也想着穿穿妇女的花衣裳。直到1965年，她才集体转业，成为七机部的一员。当她在部队时，我是“军官家属”，感到很光荣。但家务琐事，我这个“军官家属”是干得很少的，只管采购，而做饭做菜、洗衣打扫、接送小孩等家庭事务，则全是她军官大人的事。
我还是多住在北大集体宿舍，为民间文学尽心尽力，一周才回去一次。这使我们可以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出了十多本书，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上，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曾多次获得国内外的大奖。指导过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离不开她的。她每天一下班回来，就要干很多家务事，忙到熄灯。她干活非常麻利，总是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常受到亲友的称赞。她曾说我是她的“政委”，而她则是最辛苦的“参谋长”了。家在航天部那边，麻烦也不少，因为北大与航天部分房原则不同，北大是按北京市的规定“以女方为主”分房，而航天部则按部队规定“以男方为主”分房。我们一家人老小三代共有六口（她父母有时也来），挤在一间小房中，实在非常困难，经过反复交涉，得到领导照顾才换到了大房间，后来又多了半间，接近成套了。就在这两间一套的“尉官楼”中，最多时曾两家合住，共十一人之多。那时工资低，但物价也低，所以生活还过得去。她会节约，我们要求不高，并不感到困难。
我们每周团聚一次，曾引起周密同志的羡慕，她说：“你们一周见一次也挺好，不像我们整天在一起，要闹些矛盾。”确实，我们很少发生矛盾，爱还爱不过来哩，哪来闲空闹矛盾。我热衷于我的民间文学研究，对此她非常支持，我花不少钱买书，她也从不说三道四。我对她说：“我的第一爱人是民间文学，第二爱人才是你！”有时我过分专心，废寝忘食，干点儿迷糊小事，她也能以幽默处之，对此充分理解，从无怨言。所以我的业务成就，有她支持的功劳。当然，我也很关心、支持她的工作，以做“军官家属”为光荣，将来有机会，说不定也可能写写航天人的生活。
有一次，周末晚上，我等她，等到10点钟她还没有回北大，我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于是骑上我的毛驴儿自行车，由木樨地向西，一直骑到永定路311楼。夜深人静，我敲开了单元门，她同屋的杜早力同志来开门，才知她们明天劳动，所以不回家了。原来是一场虚惊。杜早力搬着行李到大房间打地铺去了，由此我结识了这位烈士子女，她是一位性格非常活泼的好同志。后来我们搬到这边来住，在生活中，特别是在1976年夏天的地震棚中，我又结识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航天人，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他们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与我们北大有些不同。
文学与科学联姻，在业务方面共同的语言不多，是一个缺陷，但也不是没有长处，有时我可以帮她改改文章，她则给我提供一些新的民谣、故事等。我从小想当科学家，她的工作也使我在这方面能得到一些满足。
家的温暖是从集体中不易得到的。我从小失去父母，失去家人的关爱。自参军以后，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老同志们像父兄姊妹一样爱护我，使我感到很大的幸福，由一个瘦弱的孤儿，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革命者。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1979年提工资，有个百分比，有少部分人不能提，当时说要看贡献。我编的两本厚教材《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上、下），茅盾同志看了说：“你花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当时我又在全国第一个率先恢复了民间文学课，发表了关于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的论文，在教研室中是公认的成绩比较突出的，但没有想到那次却没有评上，这使我受了打击，特别想不通，似乎头发也开始发白了。素梅看出我的烦闷，就多加安慰我，开导我，要我从大局出发，体谅领导的困难，专心治学，不要考虑太多别的事。她不愧是当过支书的人，还联系上我1954年在作协不改薪金制甘心拿供给制，1963年主动让了一级给别人的事，鼓励我发扬传统，坚持学雷锋。这些话就像春风拂面，使我心中的冰山融化了。她自己确是这么做的，从不计较名利的事，所以始终心情愉快。我感到她是这世界上最理解我、最关心我、最体贴我的人。在我们行业内也有些不正之风，但当我受到压制或不公平的待遇时，她都能及时给我安慰，使我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她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她们发射火箭、导弹的一些纪念章、纪念封，上面有部长和院长签名的，很珍贵，她都送给我。我在紧张的工作中，往往想不到她，但在工作间隙，在哼歌时，特别是在外地出差时，就很自然地想到她，强烈的思念总把我带到她的身边。哪怕是在国外的大宾馆中，我也会思念我那简陋却非常温暖的家，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这谚语确实道出了我的心声。虽然现在她已年届花甲，却并没有什么白头发，还是紧张而愉快地为家事操劳着。在我心目中，她似乎还是幼年时的样子，我忘不了她翘着嘴巴表示要当律师、做外交部长的那神情，也忘不了她穿着花裙子和我一起去天安门广场时的身影。她在我心目中是永远年轻，永远秀美的！
爱情之酒，越陈越香
叶永烈
作者简介：
叶永烈，男，著名作家。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50年（11岁）开始发表诗作，1957年入北大化学系（18岁），1960年（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其主要创作内容为纪实文学和科普文学，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学家故事100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等等。
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却认为，结婚是罗曼史上的里程碑。如今，我们年过“半百”——我和她同龄，我们两个加起来将近150岁。每当我们回首往事，爱的甜蜜和事业的艰辛便一起涌上心头……
1963年8月25日这一天，对于我和她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
那时候，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温州度过最后一个暑假。她呢？高中毕业以后，一直在温州当中学教师。
她梳着一对乌亮的长辫子，穿着花衬衫，墨绿色长裤，在亲友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刚进门，母亲便端出两个小碗，碗里是一粒粒豌豆那么小的糯米丸子，叫我和她当场吃完。这是我们温州的习惯。在温州方言中，“丸”和“缘”同音，自从吃了那碗糯米丸子，我和她就“结”了“缘”，成了结发夫妻。
认真点讲，我和她的罗曼史，没有多少“romantic（浪漫的）”味道。我和她甚至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
那是两颗不幸的心的结合。我们相识于一年之前——也是暑假，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在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第一次到她家中，第一次见到她。然后，在寒假里有过短暂的几天团聚。在结婚前，我们相会的日子屈指可数……
我们是“门当户对”的两家，都蒙受了历史的屈辱。
我的父亲曾是省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主任。1957年，他身蒙恶名，进而又升级，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不幸连着不幸，哥哥也进入“扩大”之列。父亲的工资从100元降为0，哥哥也降职降薪。后来，父亲因病保释在家，医药费全部自付。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就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等书。我靠稿费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每月寄钱给家中。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我曾因过度劳累患肺结核，差一点被退学。
在艰难困苦之中，我总算在北京大学念完了六年制化学本科。尽管我本人清清白白，但是父兄那可怕的罪名，一贫如洗的家庭，使爱情与我无缘。
她呢？父亲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辛亥革命时任“中华民国”温州军政府执法部副部长，后又当过县长、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靠着一支龙飞凤舞的笔，卖字为生，穷困潦倒。50年代初，也蒙受恶名入狱，一命呜呼。她与寡母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之中。尽管她学业优秀，高中毕业后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跨入大学之门，在家乡当中学教师。我比她幸运的是，在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家庭的悲剧才开始。如果我晚一年出生的话，也就不可能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度过六年大学生活了。
本来，我在温州二中上学，她在温州一中念书，彼此“无缘”。我们姻缘“一线牵”，纯属偶然。我的代数老师姓施，她的化学老师姓沈，两位老师是夫妻，而沈老师又是我母亲的侄女。我曾是施老师手下的“代数尖子”。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学，是因为代数老师是我的表姐夫，考得不好怎么行呢？她曾是沈老师的“得意门生”。沈老师做化学实验，常常喜欢找她当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