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学毕业前，北大有过比较大的恶性事件。我读博士期间，也有过某青年诗人（北大C系毕业）投河自尽的事情。当然，他的投河，有形而上的原因，也有形而下的具体原因，比如失恋之类。比较轰动一时的是R系B君。B君交一女友，系F医院护士Y。问题出在Y有一个结识多年的朋友S身上，但也与B、Y大“意”凛然也有直接关系。S是政治保卫警官，表现很好，正要被提拔。S、Y双方父母均是军队高级干部，且有战友关系。S追求Y多年，且双方已有默契，但由于Y不甚满意，有意再找男友。B君正是这时出现的。S警告、威胁过B君多次，B君不以为然，我行我素。B、Y继续密切来往。就在B君在Y家过夜时，S闯入，先是威胁Y父亲，不曾想枪林弹雨过来的老军人不怕死。S遭怒斥之后，更是丧心病狂。S枪法极好，一枪一人，打死了Y父亲和B君。Y悲愤至极，要S也把自己打死吧，S却表白：“不，因为我爱你。”说完就畏罪潜逃。当地交通不够发达，用车也不那么容易。当交通要道路口严密封锁时，S在围捕下自己开枪，饮弹自尽，倒在Z郊县的玉米地里。S君留下一张上有数百元的存折和几句遗言，表示对不起组织培养，留下的钱交党费。
似乎此事有点象征性，以后几年校风明显涣散，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应该说，北大党组织是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的。讲政治，讲法律，讲道德，讲校规校纪，讲文明，讲礼貌，讲理想，讲传统，讲英模，只要有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育，几乎无所不讲。但社会风气所至，大学绝非世外桃源。风气开化多了，“事情”也就多了。当然，“风气”也是时好时坏，“事情”也是时多时少。到了1989年下半年，当时负责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景海（已故）在办公楼礼堂向学生作报告，列举校园里不文明现象时，激动得话都说不流利了。应该说，北大的校规校纪是比较严格的，可是，如果是世风日下的时候，“执行”也是有难度的。爱情，是青年的永恒追求，何况大学青年。但是爱情的理解，追求的方式，道德的约束，欲望的节制，文明的表示，都会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各自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差异。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也与之有关。
过去师生恋很少，无论在哪个学校，现在比例略高。原因当然同大量培养研究生有关。因为研究生毕业后和在学时，同“教师”身份不甚分明，可以兼教。而研究生又有大量是直接来自毕业本科生，研究生找本科生，或反过来，本科生找研究生，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一部分师生恋是根源于此，即“天然”关系。另一部分师生恋则与此无关，有悖于惯例，却时有所闻，当然只能在恋中的师生二人中寻找原因了。总体来讲，还是社会环境比较宽松了，人们的干预意识少了，隐私意识、自由意识多了，舆论压力大大缓解了。
中国人讲婚姻家庭要“合情合理合法”，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对于这其中所谓的“情”“理”“法”三者的理解都要宽泛得多，包括身份差异、年龄差异等。为师的利用教师身份和某种便利条件、利益因素来进行性爱活动，或者是反过来，学生利用性爱或婚恋来达到某种功利目的和欲求满足，这样的“师生恋”，并非不受谴责和惩戒的。我们也不排除目前的大学校园内有这样的“师生恋”，包括北大在内。
应该看到，校园情爱现象、情爱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相当大一部分向校外或社会转移，情况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各种活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或难以截然分清，难以把握尺度和分寸。这里面有商业因素和个人的实际经济因素。两种因素促使学生打工活动增加，因此造成诱惑增多，过失的可能也就增多。在异性朋友交往相处中，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处”和“傍”的界限不那么容易分清，某些餐饮业的服务工作同“三陪”活动在不警觉的情况下，也容易混淆起来。这同目前学生主要靠家庭支持来维持学业有关，学生必须自己通过勤工俭学解决一些问题，奖学金虽然重要，但并非稳定的、长期的、固定的收入。
此外，目前就业是双向选择，学校提供推荐帮助和便利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学生又主要靠最后一年自己奔波来解决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就业问题。由于法制化、规范化、保障性的就业机制尚未健全，学生中尤其是外地的、女性的，即社会关系处于弱势的一部分，容易处于困境。其中一些人，靠“交朋友”来解决这种困难，这是跨校园的情爱状态的一种，它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校园情爱故事已经不属一个栏目了。在这些故事中，女生是主要人物。某女生同某男生，还要加上某企业、某机关的“关系”，是这类故事常见的结构性三角。
博士生读书阶段是相当清苦的，虽然最基本的生活可以保证，但有的要养家，有的要应酬朋友同学，有的无工可打，无职可兼，或无心勤工俭学，他们就会面临窘境。尤其是交女友，压力更大，身份和实力反差大。倒不是说博士生的身份有什么了不起，但要让女友（普通状况的）来“买单”，毕竟是本国的博士生所不情愿的。经济条件的不利，找女友也就不能随心所欲，范围、方式都相当有限。经济条件较好的博士生毕竟很少。博士生宿舍标准是二人一间，北大的博士生宿舍每间均有一个壁橱，实际上使一墙之隔变成了一板之隔。所谓“橱”，也就是二、三层，能放几十本书而已。它给谈恋爱增加了难度，情语只能“哝哝”，声音大了，隔壁同志听了会笑死。虽然“留宿”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毕竟有校规，有管理人员，有检查行动，让人提心吊胆，容易产生“历险”心理。那种筒子楼的集体宿舍、卫生间和水房，也都是适于同性使用的。20世纪90年代，人们“自由化”的方法、想法和可能性多了，但对于博士生、硕士生来说，在北大附近或远郊租房，想法虽好，但许多人没有这个负担能力。所以，“红袖添香”也不那么容易。
博士生中，年龄稍大者，一般都有妻室，且妻室多在外地。多数家庭由于博士生毕业，可以按照国务院国发1989年81号文件精神，在毕业就业的一两年内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当然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招生规模已大大超过80年代的情况下，许多硕士生进京的重要目的是换户口、换单位、换环境，而许多博士生进京的重要目的还多一条：举家迁京，夫妻团圆。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老话有一定距离，虽然博士帽令人羡慕，但由于待遇差，收入低，“颜如玉”主要还是在又有点学历又有经济实力的人那里，多数博士生还是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他们寻找配偶虽然很难不从相貌出发，但结果多是适合于“过日子”型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博士生都是与二八佳丽为伴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句流行话：“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当时这话有点道理，教授是穷，但现在的教授已经分化，穷的穷，富的富。而博士生当时的“傻”主要是指书生气足，这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那时已经成婚的博士生年龄偏大，配偶多是非知识分子，而正在择偶的博士生年龄偏低，女友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光看女友的脸蛋、身材而最后又匹配成功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曾有H系J生托本人介绍“搞文艺的漂亮的”女朋友，不久我便托人从“军艺”请来一位学员P，她是某军区歌舞团的歌唱演员。P在同学（一舞蹈演员）陪同下，由我带到J生宿舍。结果是不欢而散，因为P一进宿舍，扭头就走了。这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光有北大博士生的“衔”，长得不合姑娘意，也是不成的。博士生的“傻”总是永远的，虽然“傻”得不同。Q系淳朴的北方大汉T君，听说北大“公关协会”成立了，知道该协会多公关小姐，尚缺公关先生，于是踊跃报名，积极要求入会。该会从领导到群众，均是小本科生，见突然来了位博士生大汉报名，感到极为震惊，只好回答说：“T老师，我们公关协会需要研究研究，您先回去吧。”还是此君，曾将他同两位姑娘的约会时间搞得阴差阳错，造成两位姑娘准时赴约，同时到达他的宿舍这样极其严重的恶果。结果当然是鸡飞蛋打。还有S系X君，喜欢以发表文章、提供翻译机会为借口，请女孩子一同合作。一次X君同一女生正在他的宿舍里“切磋”时，该女生的男朋友光临了！敲门不开，最后将门砸破了。V系博士生L君，一副秀才面目，十分注重仪表，虽然偶尔流露寒酸之气，但是说话总是首长气派，有些矜持，又有些哼啊哈嗯之类的腔调。照道理，他是应该有吸引女性的魅力，可是三年下来，从研究生到本科生，愣是没有女生愿意跟他来往，难道北大女生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也很难说。只是此君一向坚持，即使处在睡眠状态，他那唯一的领带也是打得十分齐整标致的。
博士生在学期间几乎没有离婚的，但毕业后不久甚至两地分居问题解决了，倒会时有离婚发生。D系博士生U君。儿子已上中学了，但夫妻关系一直不好。U说他的原配夫人跟他没有共同语言，文化程度太低，心目中最好的丈夫是个当木匠的，这样的老婆哪能共同生活？在读三年，几乎不回南方家乡，很快有了小相好的。O女生秀眉白肤，娇小玲珑，她也很爱慕U君，共同自习，朝夕相伴，志同道合。虽年龄悬殊，然U君颇得养生之道，那时虽然还没有“大宝”，但他的那张脸比“大宝”保养得还要好，这样O小姐看得也蛮舒服的。这一对后来是正式结婚了，两人整天做学问，硕果累累。
当然，别的地方的人们常有的小毛病，北大人也不是没有。比如有的年轻一点的来自外地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明明入学前已经结婚了，会在填表时空下婚姻状况一栏，在同学面前也不提“已成家”“有老婆”这样的事实。这种小的手法其实发挥不了多大效用，只是让人们觉得这些心理活动和鸵鸟策略有点好笑。它无非是让自己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方便一些罢了。C系一位后来出了国的研究生R君，就曾在众多的同学当中留下了这种笑柄。
中文系办作家班是件好事情，有社会影响，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家班在北大是一个活跃因素，有时也会受到公众关注。作家班内部或内外部之间生成些小故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N省男作家同Z省女作家朝夕相处出双入对，如同中年夫妇或中年情侣般的满面沧桑和敦厚背影，曾经引发许多新奇目光，淡然看待的，善意发笑的，等待结局的，为之感动的，都是有的，这些当然不一定是全面的概括。有的男作家同女大学生交友，大约操作性强了些，供给作家自我形象设计的资源有限，使得过程都较短暂。似乎小说新奇的魅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消退了许多，作家也已不那么高大和令人神往，“爱好文学”的字样很快地在社会公共媒体上大量的征婚启事中消失殆尽，罗曼史更多地属于关系过程而非爱情纠葛。偶尔也会发生意外事件，比如G省作家A君和E省作家K君在同姑娘F交往中产生三角关系，K君背后在F妹面前说了些A君的“坏话”。结果在一张饭桌上，A君更孔武有力，用啤酒瓶砸得K君头破血流，并且训斥K君“没有出息”，要求K君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命令他自己用自来水洗净头部和脸部的血污。
从一部分研究生的性爱和婚恋意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表现状态来看，他们的婚姻如果失败，也许是同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普遍的或他人的婚恋隐私相关的。他们喜欢传播“新闻”和嘲弄别人，利用别人某些真实的或虚假的隐私来炮制“花边”，变成斗争武器，到头来，自己成了笑柄。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它不管你是不是北大硕士或博士，副教授或教授，婚姻失败就宣布失败，婚姻不幸就定为不幸。历史的孕育之母不是别的什么，还是人本身。虚伪或许能蒙骗一时，但最终还是会被识破的。在婚姻爱情问题上，一些人多年之后不得不闭嘴。因为他们一开口谈论这些，别人就会联想到他们。他们自己的历史证明：心地和行为最不干净的恰恰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北大人当中还是有爱情纯洁专一，婚姻家庭生活没有违背良心的人的，只是不容易出现，不容易保持罢了。
北大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包括许多可歌可泣的“情事”。也许在这篇讲述中的某些“情事”包含着某些可歌可泣的因素，但最好不必刻意地指点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Y系有过因暗恋讲台上的青年才子而导致患精神病，不得不被送回去医治的怀春少女，也有过因恋爱情结无法自己解开而将自己吊死在宿舍门背后的花季姑娘。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工作干部也曾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去领回过自己的学生。这样的“情事”在北大人的大学生涯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适当地平静地讲述一下，提示一下，也许会让大家更加重视“情事”在大学教育和学生生活中的特殊意义。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何况曾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明智理性的“莘莘学子”呢？北大人不一定都是“天之骄子”，但一定不应也不要变成“天之弃子”，尤其是在人欲横流中进步的新世纪。
感情·记忆·时间
张颐武
作者简介：
张颐武，男，浙江温州人。1980年入北大中文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北大情事”，应当是所有北大人都能够讲出许多的。毕业多年后，老同学相聚，讲起自己这一拨人的情事时，时常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来，大约是想起当时一群幼稚天真的青年，为一种同样天真幼稚的感情而真诚地苦恼的样子实在可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