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部五官里，耳朵闪在两边，不突出，不显眼，不出声，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在想什么，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早就把耳朵竖起，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第五，不得不听的，必须要听的，听烦听腻之后，干脆罢工，什么也不听，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闭目塞听、蒙蒙聩聩，就是这个意思了。
从理论上讲，耳朵的功能是听，但听什么、怎样听，听了以后又是怎样一个反应，却是很不一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问世，其中写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怀来的情况，提及有的耳朵想听她的浮夸之词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压根儿只听它想听的，而不听它不想听的，颇引起过来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这东西，挺有意思！
现在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叹20世纪50年代多么多么好，很像古人总爱憧憬宇宙洪荒时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而又快乐的日子。50年代确实有一些值得怀念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回忆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这种全民的膨胀得十分过头的浪漫。如果说，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个字加以总结的话，那么这一年则是用“大跃进”三个字载入史册的。凡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倘非制造膨胀者，也必是参与膨胀者，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间有逍遥派，但“大跃进”却是一次无任何死角的政治运动。
回顾往事，难免嗟叹。但那一年的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岁月。老实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不算十分丰沛，但这一年却是亘古未有的驰骋飞扬，达到异常发挥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干，人之能动性超常发挥，是中国五千年史上的第一次。
那时，我已定右派，已属五类，已被劳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这种全民的想所非想、为所欲为的热潮，似应与我无缘。但我随工程队转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广铁路沿线的炼铁盛况，我为那满天红的盛况，激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一定会为地球上中华大地的几千万只炼钢炉而吓得心惊胆破。所以，别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每一只炉子，都在把好钢炼成废铁，得消耗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泪，全白搭了。
而这一年，几乎把全体中国人，都裹入了近乎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区劳动改造，亲眼目睹那些山民，挑灯夜战，大炼钢铁，炉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的宏伟场面。再往山巅远眺过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脚老太太组成的穆桂英班，裹着羊肚子毛巾的老黄忠班，还有小娃娃们的罗成班，从山坳里到山巅的羊肠小道往外搬动铁矿石。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过度泛滥的年头。至于随后才认识到的盲动、浮夸、吹牛皮、放卫星、吃食堂、赶英超美，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从此“彪炳千秋”。
如果说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载入史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总人口中终占少数；而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一个把亿万人都卷进来的运动。行程一路，红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边天都烧得红彤彤，炉光烛天，热焰熊熊，钢花飞舞。那份狂欢节式的热流，确如那部《红旗歌谣》里的第一首诗写的，中国大地上涌动着“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的声势。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那本经郭沫若、周扬编订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的。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也说不上的。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来潮，展开这次浩浩荡荡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郭沫若。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你给我们弄一个郭沫若出来！”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定做，命题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作诗，下班作诗，吃饭作诗，就差上厕所也要作诗了。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从《思痛录》，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在这部书的《“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一章中，韦先生回忆道：“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意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韦先生哪里知道，参访者的耳朵想听的是神话，而不是真话。这些来自北京作协的参观者，他们满心希望韦先生语出惊人。那是一个吹牛皮不上税的年代，说亩产量一万斤或十万斤，哄哄耳朵开心，有何不可？可他却不肯这样做，报出来这样小儿科的产量，自然要被参观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听觉。但听觉中的选择性、主观性、抗拒性的特点，则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弱点。同是一种声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愿意听则听，不愿意听则掉头而去；即使走不开，必须听，非得听，他也会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也许，他会以“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的逆反心理，来个充耳不闻；也许，“有如东风射马耳”，只当你放屁，压根儿来个置之不理。
这就要谈到正题了。从这些到怀来县参观者的不满意反应上，便可了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听者少，而常常是偏听者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欢听顺耳的话，而不是逆耳的话；喜欢听爱听的话，而不是不中听的话；喜欢听希望听到的话，而不是压根不想听的话。这也是社会产生许多毛病的根源。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园里制造亚当和夏娃时，对于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给人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只鼻子（可是有两只鼻孔），显然其用意，无论是看、是听、是嗅，都应该正面与负面兼顾；而嘴却给一张，当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给了两张嘴，一张在前，一张在后，一张说好话，一张说坏话，天下岂不大乱乎？但久而久之，原意尽失，耳朵、眼睛、鼻子都变得只能接受与自己有利的信息，相反，则百般排斥，千方百计地拒绝。而嘴巴呢，虽只有一张，却变成多用途，无论真话假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能从这一张嘴里出来，上帝也没辙了。
韦先生说：“我们还瞎吹得不够。”这算抓住了1958年浪漫过了头后的全部问题的实质。然而，这位老共产党员，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处。“吹”还加之以“瞎”，并不完全是嘴巴的过错，而应该受到责备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听到这些“当惊世界殊”的高产纪录，嘴巴没有了市场，自然会闭嘴的。在中国，在有皇帝的年头里，很长时间是上面的耳朵想听什么，决定下面的嘴巴该说什么。虽然孟老夫子说过：“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但为了说得上面的耳朵开心，也就顾不得了。
所以，当第一张嘴将产量夸大，也就是韦先生所说的瞎吹，没有被打屁股，甚至获得嘉奖。那么，受到鼓励的第二张嘴，就会迫不及待地把数字加倍。第三张嘴，必然不甘落后地跟着翻番。这也是那一年夏秋两熟季节里奇迹不断涌现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当年的旧报纸或缩印本，很容易看到在头条位置，并加以套红大字刊登出来的“放卫星”高产纪录。根据台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一书中的一则资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层干部的嘴巴，为了满足县里的、地区的，或者省里领导耳朵听觉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蛊惑下，是怎样理直气壮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的。
从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胆量渐渐加大，数字逐步攀升的状况。
日期 放卫星的所在地 种类 亩产量 消息来源
6月8日 河南遂平卫星农业社 小麦 2105斤 《人民日报》
6月12日 河南遂平卫星农业社 小麦 3530斤 《人民日报》
6月16日 湖北谷城星光社 小麦 4353斤 新华社
6月23日 湖北谷城先锋农业社 小麦 4689斤 《人民日报》
7月12日 河南西平城关和平农业社 小麦 7320斤 《人民日报》
7月18日 福建闽侯连坂农业社 早稻 5806斤 《人民日报》
7月25日 江西波阳桂湖农业社 早稻 9195斤 新华社
7月31日 湖北应城春光农业社 早稻 10597斤 《人民日报》
8月13日 湖北麻城溪建园一社 早稻 36900斤 新华社
9月5日 广东连县 中稻 60437斤 《人民日报》
这则资料，到9月25日为止，其中小麦卫星放得最高者，为遥远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的8586斤；稻谷卫星的冠军，当数边陲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若是闭起眼睛一想，将这6万公斤的金黄稻谷平铺在一亩地里，也会是厚厚一层，那该是怎样一个壮观场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
韦先生在《思痛录》里写道：“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这就是那一年大放卫星的常规做法。所以，作家菡子说钢笔都插不进，确非虚言，我还记得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里的庄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将上述一系列数字看作是弥天大谎，也似乎不当。谎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消失。可这些东西却能正儿八经、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登出来，你不得不信。因此，这些与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相距得太离谱、太玄乎、太不可思议的高产卫星，只能看作是出于人们创造奇迹的浪漫主义，而设计出来的让耳朵听了以后高兴的小手段。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几亩试验田的事，无伤大雅，也就没有遭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皇帝，穿上那袭骗子的新衣后，招摇过市，而被一个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尴尬。
所以说1958年是个充满神话的年头，更近乎那个膨化了的革命浪漫时代的真实。这一切，要是追根寻底的话，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讲，正是有人爱听。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讲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时，认为：“秘密就在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讲，得有人听；听，决定讲。虽然古罗马的大演说家西塞罗对着大海高声宣讲，但那是一种练习，如同京剧演员吊嗓子一样。如果没有耳朵，任何一张嘴巴，都不会对着墙壁干讲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没有耳朵，嘴巴便无用武之地。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甚至相当负责的人写出文章来，鼓吹粮食增产是无止境的。连毛主席到徐水视察以后，也为粮食太多发愁。他对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了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11亿斤（徐水县提出全年产粮12亿斤），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从这番“浮想联翩”的谈话里，也不难看出这位诗人的浪漫精神。作为领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做别的有益的事，这份真诚还是能够体会的。但实际上，报纸上登出来的高产数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实处，便成了镜花水月。所以，到了这一年的冬季，还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反对作假。于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闭拢了，这股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动作，嘴有声音，但耳朵是个奇怪的家伙，永远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庄做乘龙快婿的猪八戒先生，能摇晃那双蒲扇般的大耳朵，表示出快乐无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难看出喜欢听或不喜欢听的任何蛛丝马迹的。因此，揣摩耳朵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然后，满足耳朵爱听的，从而能牢牢地把握住这双耳朵，便是历来做下属者对上司的一门顶尖学问。
在这方面，侍候过唐代后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内总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宫廷斗争中，总是处于胜算的上风。他的敌手们始终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这张嘴巴，对于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岁不饶人，到了不允许他再玩政治游戏的年纪，便求一个告老还乡。虽然权力这东西很诱惑人，可是他扶起来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会再买他的账。与其到那时落个身败名裂，玩火者有几个不被火燎着的呢，还不如趁皇帝未翻脸前，功成身退。
这个老滑头历仕三朝，将皇帝玩在手心里，重权在握，树敌无数，最后能平安降落，也让所有人艳羡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来给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宠之术。老公公对众宦官宣传他的耳朵哲学：“列位兄台，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让他闲下来的。你们要经常想办法弄一些声色犬马，甜言蜜语，满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样翻新，日新月异，让他没工夫顾到国家大事。这样，诸位才可以得志发达。尤其不要劝皇上读书，接近知识分子。他一看到前代兴亡的历史，忧国忧民，那我们就会被皇上疏远。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没戏了！”这番临别赠言，说得一个个心服口服，拜谢而去。
鲁迅先生总结过，中国人作为草民的历史，无非两者，一是当顺民的年头，一是想当顺民而不得的年头。中国人非常之不敢造反，到最后官逼民反，无法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还是一心一意等着招安。中国人的顺民思想，对于暴政压迫的承受能力，达到惊人的麻木不仁程度，才使得皇帝稳坐江山，才使得中国在经过三百多个皇帝的痛苦磨难以后，爆发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制度。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往上数，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出这么多朝代，这么多皇帝。这说明了一点，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没有比中国人听话、驯服、好领导、安分守己、不敢造反的了，还用耳朵干什么？所以，无论摊上多么混账的帝王、白痴的天子，实在撒烂污的统治者，以及自以为英明无比却折腾得老百姓无法安生的领袖之类，无论他们怎样蹂躏作践糟蹋摧残，老百姓只要想到自己不过是予取予夺、悉听君便的草民，都会匍匐在地，山呼万岁的；只要不杀头，便皇恩浩荡了。
所以，长在皇帝脑袋两边的耳朵，可就对老百姓的祸福利害，成了性命交关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话），能听到老百姓痛苦的万分之一，也许多少体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么受罪。假如是个不好的皇帝，那双被仇士良等蒙蔽了的耳朵，肯定听不到一丝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哀鸣，那么他统治下的中国，就别想有一天安生日子过。
怎样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娱其耳目”外，无非两术，一曰隔离，二日包围。我们到故宫走一遭，便会从紫禁城严密的内向性结构看到，那由高墙重重套叠起来的皇宫，其终极目标就是隔绝一切外来的声音。因此，“上达天听”，在封建社会里，要比中六合彩是更难碰上的好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在最高权力的周围，除了这种物质的墙，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更可怕的、紧紧围裹着统治者的，还有一道简直是水泄不通的精神上的墙。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听到两道墙外老百姓的声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皇帝究属少数，五千年来的中国，也就三百多位。何况，有皇帝的封建社会，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这种会被隔离，会被包围，会被“娱其耳目”的现象，却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两耳不闻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听奉承话”，那就更不好了。怎样使自己的耳朵破墙而出，能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听得下去不那么爱听的声音，也就会避免重蹈韦君宜先生在《思痛录》里所说的那些覆辙了。
慎哉，耳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