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生活安定下来后，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琢磨来琢磨去，加工工艺没问题，我自己以前搞过的，有基础，再在技术上完善一下，提高加工档次，不是太难，难的还是钱。尽管茶叶加工设备简单，但要扩大规模，还是要一些投入的。就在这个时候，上面扶贫办在我们移民点推广了互助会，我积极要求加入，砸锅卖铁我也赞成这个事儿。加入互助社后，我借一笔钱，干一笔活，产品出来了拿出去卖，卖了的钱第一个就是还贷。这样，我的星级越来越高，能借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连信用社都支持我，借钱给我，使我的绞股蓝茶叶生产一步一步扩大，质量也一步一步提高。如今，我的产品打入了广东、上海、北京等城市，销售市场不断拓宽，年收入达到10万多元。
老薛说起自己的茶厂，说起搬迁，说起互助会的故事，声音里汪着喜悦，眼睛不时地闪出亮光，仿佛两盏电源充足的电灯，那光亮颇有些眩目。从他的表述和表情里，我们分明看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渴望。
还有一位叫谢河水的老板，自己办了一家拖把厂。当年他从山下搬下来时，也没想到自己能够翻身致富，过上好日子。他原先也是种田，山上人家，除了耕作那几块斗笠坵还能干什么呢？实在是因为穷怕了，他壮着胆子跑到外面去打工。打工能挣两个钱，尽管不算多，但倘若省着点用，还能积攒一些现金。当然，远离家乡，过那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毕竟是充满辛酸和艰苦的。移民搬迁时，他家也从山上搬到了山下，他想，这下好了，家里离集镇近了，再也不会那么封闭了，也许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这么想着，他果断地回到了遂川。他原先打工的企业是一家拖把厂，工作期间他早已把拖把生产的一套流程完全掌握，回来后，经过一番考察，觉得自己不用另起炉灶，只要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在外面闯荡过几年，谢河水已经有了一些商业经营头脑，他看见外面企业家创业时两手空空，就是通过拆借呀、信贷呀这些玩意儿，钱滚钱，利滚利，终于成为富人的。当然，这里的所谓“利”不是“利息”的“利”，而是“利益”的“利”，获取利益，必须借鸡生蛋，借钱生钱。这些新的观念帮助谢河水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村里互助会成立的时候，有些不甚开通的村民为缴纳500元的股金口吐怨言，而谢河水一点都没有犹豫，他把自己打工挣的1万多块钱全部投入到互助会里去。他的“注资”成为村里除政府经费而外最大的一笔资本金。他的第一笔投资从互助会的借贷开始，然后滚动式发展，很快，他就达到了最高星级标准。这个“创星级标准”的过程，也是他积累经营经验的过程。再后来，按照互助会章程规定的投入比4——8倍的借贷率，他以5万、10万的规模借贷，买进原料，支付工资和产品输出运费，他的营业额不断扩大，利润率也不断上升。他的厂子成功了，给村里其他人起了示范作用，以后，村民们都看好互助会这个“草根银行”的作用，他们又给互助会起了个名字，叫“办在家门口的银行”。
2010年夏的一天，当笔者在县移民扶贫办的同志陪同下，到工厂采访这位谢老板时，谢河水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我老家住在山上，那儿都是客家人。山上生活最不方便的是什么？还不是就医、交通？那年我在浙江打工，我母亲上山砍柴，突然脑溢血中风，人就站不住，倒下了，很快失去了知觉。好在当时一同砍柴的邻居，把我母亲背回了家。当时村里有一位土郎中医术还不错，他诊断我母亲是突发性的脑溢血，可是村里那样的条件他治不了，就让人抬到山下的草林镇去。从山上到草林镇，空手走路都要2个小时啊。几位邻居帮忙，轮换着把我母亲抬出来，等到了草林医院，已经耽搁了。母亲的生命虽然保住了，却留下了后遗症，现在还是半身不遂。我回来当然跟母亲的病有很大关系，毕竟父母年纪都大了，自己长年在外，无法孝敬父母，心里很歉疚啊。
我回家后，住在集镇上了，起码从交通方面讲，有条件搞企业了嘛。交通方便了，只是办厂的条件之一。其实，办企业最大的瓶颈，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还是资金。什么产品呀、市场呀，都可以去琢磨、去研究、去探索、去调整，甚至去开发、开创的，问题都不大，就是钱，不可缺少。我办这个拖把厂，用的是无纺布，要到浙江去进货。进一次货跑几千里，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支撑，不然你反复跑，路上折腾不起。所以没有互助社帮忙，肯定是资金不够的啊。
我的技术和经营办法，都是在浙江学的。浙江那里发展经济，搞的都是一村一品的模式，象做口杯的、做拖把的，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来做，很有规模效应。后来我回家就想到做拖把。当然做拖把也不是一帆风顺，失败肯定是有的。起初我做的是棉纱拖把，由于我打工时做过钳工、车工和锻工，我就想自己弄一个机器来，搞棉纱绞股，自己加工。那时中国轻纺协会的一个会长是南昌人，对我蛮好的，以前都没见过面，打电话才认识的。他告诉我安徽有这种机器卖，但是我资金吃不住啊，一台机器20多万，我想就算了，还是自己动手来做吧。
刚开始跑到赣州贸易广场去兜售，当时我背了几个样品，找到了几个批发商，他们没有看过我做的那种拖把，就问你这是拖地的还是洗车的呢？我告诉了他们用途，可他们说没看过，不晓得好不好用，怕卖不出去，不敢要我的货。后来有一个刘老板见我失望，蛮同情我的，他说你先放几把拖把在这里卖一下，看看怎么样。我无望当有望，十几把样品全留在他那儿了，然后回家等消息。那些天我好紧张，成天盼他打电话来，哪晓得隔了几天，他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再给我发一百件来，高兴得我差点跳起来，我赶紧发货过去，过了不久，他又来订货了，而且数量越来越大，市场就这样慢慢打开来了。后来又到南昌的洪城大市场去卖，也慢慢地做开来了。
现在年产拖把10万把，销售额60万以上，一年可以赚好几万元钱，财气旺的年头还赚过几十万元。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村里的互助会可是帮了大忙，没有互助会，我的起步根本无从谈起。
谢河水1970年代生人，看上去腼腆瘦弱，叙述起自己的创业史，语气淡淡的仿佛一个睿智的长者。有时他说到一半，会拿眼睛望望一直在旁边忙碌的妻子。这时他的妻子往往回他一个甜甜的微笑，一种温馨的气氛就从这眼神里漾了出来。期间谢河水拿来方圆不等的拖把样品给我看，逐把介绍着，清秀的脸上笑意越来越浓，声音中有一股抹不去的自豪：
记者同志，做拖把也不容易，这个行业也是有标准的。最起码的一点，你的拖把必须是好拖把。什么是好拖把呢？那就是不能伤到地板。现在有些人家的木地板好几百块一个平方，要是拖出痕了别人会心疼，就不买你的东西了。这就要求我在选料上下功夫，既要吸水，又要吸尘，还不能伤到地板。再就是我们必须把握客户的心理和需求，晓得他们的口味。讲起来记者同志你可能不太相信，每个地方的人对拖把的喜好不一样呐。比如湖南人喜欢圆拖把，扁拖把一般销往南昌、赣州、吉安，主要是江西市场，这是最简单实用的拖把。由此可见，江西人比较实际，我做的拖把就要做到能够把地上的头发拖起来，刚开始技术上达不到这个标准，现在我的拖把都能把地上的头发吸起来，够劲吧？
我晚上没事喜欢看电视，我看电视购物这个节目对产品推销很有用处。我就想，以后我的拖把要形成一个品牌，也到电视购物上做广告。你想啊，现在农村人的生活也逐步走向现代化了，以前农民从来不用拖把，现在我们移民村已经每家每户都在用。再往后，农村的每家人都要背一个拖把回去，这个市场该有多大啊。
说到这儿，谢河水两眼放光，仿佛那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向他热情地招手。我正想再跟他聊一会儿，外地的客户来订货了，他抱歉地摆摆手，转身出去了。我环顾着他的车间，虽然有些简陋，却处处洋溢着生机。谢河水的老婆告诉我，她家的拖把厂共有雇工十几人，都是社区的农民，他们每个人一年的均收入已达到了10000多元，远远超过在山上的整个家庭收入。
权威、救命的“村民理事会”
要让移民搬下来，稳得住，能致富，各地想了很多办法，而且效果总体上都比较显著。各地在做好这些方面工作的同时，还考虑到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移民幸福指数，必须加强对移民新村或移民新区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赣州是江西省新农村建设的发源地，各项工作均走在前面。为了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赣州农村的许多乡村建立了村民理事会这样一个群众自治性组织。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刘主任陪同我前往瑞金、兴国采访时，对赣州市乡村新建的“村民理事会”做了详细的介绍。刘主任幽默地说，每一个理事会成员都是集“五员”任务为一身，是真正的“五员外”，具体而言，即要求理事会的成员是“宣传员”，要经常利用挨家挨户、见面聊天的形式，向群众宣讲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征求群众的意见，教育引导群众参与；同时是“组织员”，要及时地组织群众投工投劳、规划建设、工程实施、筹集资金、参加知识化工程、发展新产业；更是“服务员”，“三清三改”所需物资均由理事会统一购管、发放，对家庭劳动力较少、经济较困难的农户提供帮助；最关键的是还要集“调解员”、“监督员”于一身，协助村委会调解纠纷，对各农户筹资筹劳、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日常卫生及本村群众的文明言行进行全面监督，对落后进行"上墙公示"和"上门督促"。他还觉得，农村有农村的办事习惯，农民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情当干部的不能做，有些话当干部的不能说。但村民理事会通过民间认可的办法可以做得漂亮，不增加矛盾。村民理事会成为赣州农村广大农民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的一大创造，成为国内许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
不过，刘主任接着也表示，新农村建设尽管开展得轰轰烈烈，成效显著，但其实还是有死角的，这个死角就是地处偏远，过去被称为“山高皇帝远”的深山区，其中就包括一些移民村落。搬下山后，移民们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标准在不断改进和提升，他们也逐渐体会到，一些旧有的习惯需要改变，一些新的东西需要适应。
比如说，寻乌县金桥移民新村的村民们经过了乔迁的喜悦后，却发现了新的苦恼。这个新村共有1000多位村民，他们尽管谈不上是“来自五湖四海”，却也分别来自好几个村镇。而且由于搬迁进度不同，入住该移民新村的时间也不同，最长的甚至相隔了2、3年之久。
过去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如今要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这里面有一个相互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如今这些有着那么多“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彼此的差异并不会随着搬迁而自然改变和趋同，有时候，难免会因为一点小事发生矛盾。
有些村民过去住在山上，从来没见过垃圾桶一类的东西，垃圾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然中的一份子，菜地里的各种有机肥料，不都是垃圾吗？再说过去户与户之间相隔的距离远，有时两户人家的房屋相隔几十上百米远，自己家里倒水倒垃圾，怎么着也影响不到别人家，所以他们觉得垃圾定点倾倒多少有点麻烦，有时候随手就扔到门槛外。还有些人家烧惯了柴禾，家里的老人路上见了枯枝败叶什么的，还是喜欢往回捡，捡回来后，家里没处堆，就堆在门外。而移民新村的房屋是统一设计和建设的，房子与房子、道路与道路之间空间有限，见到有人居然把垃圾丢在别人的门口，或把自家的柴草堆在路上，一些村民不免觉得自己的生活空间受到了侵害。于是乎，隔阂、纠纷产生了。邻里之间于是发生了不少吵架争执之事，有时琐碎、繁杂到连村干部也管不了。
这样的事多了，自然影响到村民相互之间的感情，影响到村里的和谐。大多数村民都希望，本村能像别的村一样，有人牵头和负责，把村里的公共事务管好，外面的村民理事会，正好是一个现成的榜样。
仿照外村的模式，金桥村在村党组织的指导下，从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致富能手、妇女骨干、农村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和老军人）中推选候选人，采取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方式，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经公示后，由党组织、村委会向村民理事会成员颁发当选证书。理事会下面又设立了矛盾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区互助救助站和劳务输出服务站等所谓“六站”，每个站都选有站长，有具体工作人员。
有了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是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僚机构，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非常强。站长和工作人员一起根据村里的实情，订立了村规民约，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违章建筑、饲养禽牲、防火防盗……诸多关涉村民日常生活的事项都作出规定，让大家有章可循，还在村里成立各种体育锻炼、文艺活动的场所，安排人专门组织开展相应活动，村里的气氛和面貌很快得到改变。村民们相处越来越融洽、和睦，大家渐渐找到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总会有“天有不测风云”的变故。一位叫彭佛桃的村民，就遭遇到预想不到的系列灾祸。那年上半年，他的母亲病故，年迈的父亲因病偏瘫，起不来床。儿子在于读高中，两夫妻生活负担很重。但他们想，只要咬牙坚持，把儿子抚养成人，以后的日子终归会一步步好起来的。自从搬下山后，夫妻俩辛勤劳动，家里种一份责任田，农闲之时则去镇上给人打工。由于过去没学过什么技术，他们主要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为了方便，家里买了一辆摩托车，每次外出，彭佛桃驾车，妻子坐在后座上，两口子双进双出，也算村里的一道风景。
但是，正像那句俗话讲的，“屋漏偏遭连夜雨”，两夫妻没有料到，厄运会再一次降临他们家。
这天，他们夫妻俩像每天一样，早早起床，给儿子做了饭，然后唤醒儿子吃了去上学，又给父亲熬了稀饭，伺候他吃过，把碗筷略一收拾，彭佛桃便推着摩托车来到院子里，戴好头盔，等妻子关拢房门，扶着自己的腰，跨上后座。邻居看见了，开玩笑说：“你们两公婆又双双出去兜风啊，每天亲都亲不够，真是幸福的一对哈。”
彭佛桃笑着回答：“哪里是兜风？我们家不像你，开个门店，坐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们两口子是劳碌命哟。”
说罢，脚下一挂档，摩托车马达“呜呜”地转动起来，手上再一加油门，车子立即驶出村子。清甜的山风拂着，妻子说自己的头发挠得脖子有些痒，笑得格格的。那一霎间，彭佛桃觉得格外幸福，不由得和妻子拉起了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