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韦先生在《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那篇文里（本刊《观察》四卷九期）说到“风行一时的是‘八不像”的白话文”。“八不像”是：
不死不活的，不文不白的，不南不北的，不中不西的。
他教我们学白话文“必得跟说白话的老百姓学”，“得学京油子的北平话”。抗战期间陈梦家先生有《怎样写白话》一篇文（昆明《中央日报》，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反对“伪白话文”或“假欧化语”，主张用旧小说“和活人的白话做我们写白话的范本”，跟陆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只是没有确定“得学京油子的北平话”。陆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刘学氵睿先生又有一篇《汉字的改革》（本刊四卷十六期），写的是道地的北平话，前大半篇是对陆先生的意见的讨论。他说：
白话文这东西是个工具。他得受使唤才行。眼下白话文用在说不清有多少方面。如果光拿京油子那一套辞汇去对付，那那能够办得到。
他“觉得白话应当是‘北平话教育化’”。
这些讨论教我们想到英语的类似的动向。蔡士侯先生介绍过美国弗来希的《白话艺术》（Rudolfglesh，ph．D．TheArtofplariJalk）（本刊二卷四期《英文的中国化》）。弗来希说，现在要找寻那明白晓畅的言谈，是不容易了。他所谓“白话”，就是说得最清楚、最容易使人了解的那种语言。他说：
“白话”是人民的语言。正如同我们中国的白话文从旧式的文言文中解放出来一样，它能够使文字简洁明白，为大众所接受。
一方面金阝是先生提到英国绅士近年来也为“语”与“文”的问题伤脑筋（《当世作家》，书评，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但是他提到的《当世作家》的编者费尔泼斯（Gilbestphelps）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刚刚相反”：
我们是努力要把“文”拉近“语”，他却是责备有些无线电工作者把无线电上的语言——因此就是一般的口语——演化成另一种语言，跟“文”脱节；他希望无线电能起十八世纪伦敦咖啡馆的作用，润饰口语，使它接近文体，或者不如说，两头拉，使“语”与“文”糅合。
金先生紧接着说：这一点值得我们参考：
文字迂腐固然与现实脱节，失了它的价值，而完全迁就口语，甚至迁就它的模糊与拖沓，也未免矫枉过正。
“白话运动”应该是两方面动的，一方面笔下的“文”力求近于口中的“话”，另一方面“话”也该尽量取得精确、生动与“文”中一切优良的品质。
笔者也有过类似的“两头拉”或“两方面动”生的主张，但是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英语的口语化或白话化的动向。还有，金先生介绍的费尔泼斯的讨论简直跟陆、刘两位先生的讨论一模一样似的。
不过仔细一看，到底不同。金先生说得明白，《当世作家》里面的：
十二篇论文原先都是不列颠广播公司办的无线电演讲词。口语的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每次演讲约占二十分钟），拨开了冗长的可能性——一篇篇都小巧可喜，读来绝不令人心烦。
英语的口语化或白话化的要求或动向，看来是跟着无线电广播的发达和普及来的。这是高度工业化或机械化的结果，跟中国的情形绝非一模一样。笔者曾经在一位朋友那里见到美国的自动记音机，还亲自试用过。那真方便，当下就能够听到自己刚才说过的话。这位朋友带回这个和手提打字机差不多大小的记音机，是预备给病着的太太做诗做文章用的，她只要嘴说，别人可以照抄下来。他想这样做出来或说出来的诗文一定会另有一种新的风格的。但是从“写”文章改到“说”文章，需要很大的努力和长久的练习，她暂时还不能利用这个机器。
不过有人告诉笔者，美国已经有人拿这种音片代替通信，当然受信人也得备有记音机才成。记音机得美金三百元左右，但是音片很便宜，小的只要美金四分钱一张。这种东西将来不久在美国也许会普及到像打字机那样，可是在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收听还只限于极少数玩得起收音机的人，这种记音机通行的日子更是渺茫了。我们的白话文口语化或白话化的要求是另有契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