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接到老家来的电话，它们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让我一刻也脱离不掉那浓得化不开的故土情结。他们的电话，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就是“求助”二字。有让我给他订火车票的，有让我带他去医院看病，有要帮忙写告状信的，有要找活儿干的……
这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一看区号就明白，又是老家来的。听声音，他有六七十岁的样子，略显沙哑的嗓音，透着久经岁月的沧桑，他疑疑惑惑的问：“你是志宏不？”接着，解释他自己是谁，说了半天，我仍没搞明白他是哪一位。
信道两边，有些布满僵冷，握着手机，我平添不耐烦，没好声气地对那边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而他答非所问：“我是你家屋前面三幢屋里的。”
这么一说，我彻底明白了。是他，那个与我家曾有过过节的人家。他的声音渐渐在我脑海里掏腾出二十年前的儿时记忆。
那时，我家建新房，用父亲的话来说，占了他家巴掌大的一块菜地，而他坚决不许，提出要我家拿最好的一亩责任田来换。父亲当然不同意，只答应拿桥头的水田用双倍的面积来抵。他家也不同意。后来，父亲就强行开工了。
那时，我已在乡里念初中，并不知道家里闹到什么程度，姐姐给我复述那场混战，听得我胆战心惊，心里燃烧着愤怒与无奈。
几年后，他们一家人就迁往县城，把自家所有的田地房屋等全扔在了老家，争来争去，只是一场空。
“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请你娘来我们家喝杯酒。”他在电话那头真诚地说。
我心想，莫非是想化解二十年前的仇怨？俗话说，酒杯一端，心胸放宽嘛！他的回答让我十分吃惊，他说：“我孙子正月初九办结婚酒，你娘是贵客，她一定要来。我孙子三四岁的时候掉进粪窑里，你娘恰好路过，把他拉了上来。一定要来，我们一家要填谢一下的。”
转身跟母亲说起此事，她已记不大清了，只淡淡地说：“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掐算了一番，母亲的施救与他家的结怨，在时间上纠集得紧，结怨在先，施救在后。
我问母亲：“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完全不闻不问地走过去，为什么要救他呢？毕竟，两家是结了仇怨的。”
母亲生气了，厉声喝道：“你怎么能那样想？那是一条命啊！”
我羞愧了。对于恩怨情仇与生命的话题，在母亲面前，我太过肤浅了。
因为是正月，车难坐，路难行，母亲并未成行，那一餐“填谢”的喜宴未能亲赴。
开春后，我又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找我帮忙带路去医院看病，见面后，来人先奉上一个红包，说：“这是你家屋前面三幢的那个叔，给你娘的。你娘没去喝酒，但礼数要到的，每个去喝酒的人都有120块‘打送’钱的。”
拆开红包，里面是12张整齐的拾圆纸钞。我不由地想起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了那句“一定要来，我们要填谢一下的。”有一句话说，重恩不言谢。母亲对于他的孙子而言，是有救命之恩的，却在此后二十年的岁月里无声无息，甚至，在他们一家移居县城后，再也没见上一面。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经历人生大喜之时，他的爷爷，那个与我家有过冲突的老人首先想到的是要邀请我的母亲入席。在这种场合，一杯酒，是无声的感谢，亦为至高的感恩，最高的礼遇吧。
哪怕，它迟到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