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领域经历了拨乱反正，宗教事务管理工作逐步被提上中央乃至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但宗教事务管理文化尚处于恢复和重建中，支撑其恢复和重建的其他文化诸如政治理念、文化认同、法律法规等尚在逐步明确之中，宗教到底怎么管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宗教学专家期望从理论层面发现适应当今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的规律性认识，高层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希望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上总结一些典型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管理宗教的人们也盼望有一种自己可以借鉴的模式指导工作。有鉴于此，笔者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人本化管理模式进行总结。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全国5个自治区之一，地处中国西北内陆的黄河上游中段，位于东经104°17'～107°39'、北纬35°14'～39°23'。东临陕西省，南与甘肃省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北最长456公里，东西最宽250公里，土地面积6.64万平方公里。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除银川外，还有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四个地级市。宁夏地处华北台块、阿拉善台块与祁连山褶皱之间，位于中国东南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3个自然区域的交汇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宁夏自然地理呈现明显的过渡性、复杂性和不均衡性。地势南高北低，大体呈阶梯状下降，构筑了自然地理的3大类型。北部为宁夏平原，由银川平原和卫宁平原两个地貌单元组成，海拔约1100米以上。平原东、北、西三面虽然被毛乌苏、乌兰布和、腾格里沙漠包围，但黄河流经其间，水势平缓，自流灌溉，是发展农业理想的绿洲，自古就有“塞上江南”之称；南部的固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海拔约1500米～2000米。这里众山分野，黄土覆盖，丘陵遍布，沟壑纵横，是传统的半农半牧区；中部是一片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原，包括两大地貌单元，即东部的鄂尔多斯台地和西部的宁夏中部山地以及山间盆地，这里禾草丛生，水草丰美，是传统的畜牧区。2003年，全自治区总人口580.19万，其中回族202.47万，占总人口的34.9%。据2004年宗教活动场所普查，宁夏共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4620座，其中伊斯兰教4248座，佛教271座，道教64座，基督教26座，天主教11座。
吴忠位于宁夏中部，历史上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多种宗教文化交融之地。佛教传入吴忠是北魏，道教传入是东汉，伊斯兰教传入是唐末。《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三）载：“终唐之世，为位惟甘、凉、灵州有回族”。这个“回族”指穆斯林。截止目前，吴忠126万人口，其中50.2%是回族，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有12万人信仰佛教；有两万人信仰道教。这样，有60.7%的群众是信教群众，因而是全国信教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宗教资源十分丰富。在伊斯兰教方面，这里有格迪目、伊赫瓦尼和苏非主义学派。苏非主义四大学派在吴忠都有信徒，其中哲赫忍耶、虎夫耶的洪门、嘎德忍耶（石塘岭）等学派或其分支学派的核心领域就在吴忠。哲赫忍耶历史上的穆勒师德，有五位的拱北在吴忠。这里有清真寺1300多座，3000多名教职人员，成为全国伊斯兰教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吴忠有佛教场所70多座，最为盛名的是牛首山寺庙群。东西两个寺庙群共有大小庙宇45座，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气势磅礴，景致壮观。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陕、甘、蒙、宁周边地区前来参加庙会活动的群众达10万以上，最多超过17万，是西北地区的大寺庙群之一。境内同心县的莲花山，现有道观楼阁30余座，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的青苗水会，陕甘宁三省十余县的信众七、八万人前来参加，成为道教盛事。吴忠也是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比较和谐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回汉关系好，各个宗教和宗教内部的关系都很和谐。这一点，被牟钟鉴导师所发现，多次指出要作为一个特例加以研究。在他的倡导下，何其敏、田世珠、刘成有等老师努力促成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学与科研基地的建设。建成三年多来，不断有学生到吴忠这块土地上进行田野调查。
吴忠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宗教事务管理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历史上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曾在此搞过试点，“西吉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在这里搞过“三废除”试点。2005年，吴忠市统战部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集体”，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2009年，自治区党委在吴忠市红寺堡区召开宗教事务管理现场会，在全区推广了宗教事务管理的经验。作者是2004年被派往吴忠工作的，从2005年，我们就着手人本化管理的理论准备和方案设计，从2006年正式实施。四年来，作为该管理模式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每每在关键时候，我的导师牟钟鉴先生和何其敏老师都给予了支持，使得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既然做下来了，就拿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点。
选择吴忠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作者工作熟悉外，主要是它在西部具有典型性。吴忠在宁夏来说，除了回族比例比全自治区高外，其他方面就是一个宁夏的缩影。这里既有山区，又有灌区；山区部分和固原、中卫市的情况一样，灌区部分接近银川和石嘴山。选择这个点在宁夏有典型意义。同时，这种山川共济的地理特征，加上伊斯兰教在西部传播的普遍性规律，使得吴忠具有在西部许多市县相一致的方面，因此，在西部同样有典型意义。
第二节 相关研究
吴忠宗教文化生态和政府责任方面的相关资料和主要研究成果有：史料：散见于一些正史和方志，如[万历]《朔方新志》（五卷）、[嘉庆]
《灵州志迹》（四卷）、[光绪]《重修灵州志》（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吴忠礼主编的《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弘治]《宁夏新志》（八卷）、《吴忠与灵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同心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青铜峡市志》（2004年5月第1版）、[民国]《甘宁青史略》（正编，慕寿祺）、1986年石作玺等编《宁夏吴忠县志》（征求意见稿）、1991年《吴忠市民族宗教志》（征求意见稿）、1986年《西北民族宗教史料分册》（宁夏分册，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印）、1995年何兆国《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等。
研究现状：目前尚无吴忠宗教、宗教文化生态及管理的专门研究，只有一些相关的著述文章，分述如下：
关于宁夏宗教状况整体研究中对吴忠宗教有所涉及的专著和文章。专著有：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王永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丁国勇、王永亮《宁夏回族》、王永亮《从经常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论文有：余振贵《宁夏回族的来源》（《民族文化》，1985年第4期）、李仁《胡嵩山与宁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2期）、丁克家《宁夏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四十年概述》（《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马平《当代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廖理君、米文宝《宁夏中部地区区域开发初探——以吴忠市利通区为例》（《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期）、王伏平《宁夏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成媛《宁夏同心县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杨桂萍《对甘肃、宁夏、青海宗教现状的几点思考》（《中国宗教》，2005年第6期）等。
关于宗教文化生态及管理的文章有（[美]赫尔曼·格林《生态时代与共同体》（尹树广、尹洁译，学术交流，2003年2月第2期）、高长江《和谐社会与宗教灵性》（《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香港]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江海学刊》，2002年3月）、蒋乐仪《美国社会管理“三只手”特点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若干启示》（《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1月）、王玉德《试论世界生态文化思潮》（《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马明《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韩积斌《伊斯兰文化与环境保护》（《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3期）、王雪梅《宗教生态关怀的三个向度》（《云梦学刊》，2008年第2期）、马克林《宗教文化的生态和谐价值》（《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马宗宝、马晓琴《论回族文化中的生态知识》（《开发研究》，2005年第6期）、陈寿朋、杨立新《论生态文化及其价值观基础》（《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2期）、廖荣华《论生态文化及其若干问题》（《邵阳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闵文义、戴正、才加让《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互动关系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马伟华、胡鸿保《宁夏生态移民中的宗教文化调适》（《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谢洪恩、孙林《社会文化生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陈炜《论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宗教问题》（《贵州民族学院》，2007年第4期）、王玉琼《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朱晓明《合作论、管理论、适应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宋华忠《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初议》（《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9日）、孟迎辉《试论西方发达国家的宗教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2期）。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要么是从宁夏研究中反映吴忠的情况，要么是专门研究宗教文化生态的，要么是专门研究宗教事务管理的。作者将吴忠宗教文化生态状况有个明确的表述，并将吴忠宗教文化生态和政府责任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宗教文化生态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应该说是在理论上的首次有益尝试。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理论说明
本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主要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把吴忠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文化生态当作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总结吴忠地区的伊斯兰教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民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体理解和把握吴忠地区的宗教文化生态系统、模式特点，分析其在历史和今天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影响，总结吴忠成功的管理模式，使之更有益于吴忠地区的和谐与发展。
基于这样一个目标，作者以吴忠作“场”，对宗教内部活动和外在环境及其互动关系进行观察，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发现规律，取得经验，找到差距，提出建议。在研究内容上，以涉及社会的主要元素，即政治、经济、教育、民族等方面为观察的纵坐标，以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宗教运动、宗教组织为横坐标，研究纵横坐标中各元素交互作用情况，从中看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秩序性、协调性、时代性。在概念的选用上，重点观察“生态学”“宗教文化”“文化生态学”等核心概念，以保持观察的集中度和逻辑的周延性。考虑到生态文化的完整性，在研究的边际上，以吴忠的行政边界作为研究的边际，涉及范围包括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开发区五县区，边际特征相对封闭。同时，考虑到宗教的联系性和社会的开放性，适当地向周边区域进行一些延伸，以增强报告的说服力。
关于研究的方法，作者采取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
一、选四个观察点。其中伊斯兰教两个：吴忠中寺和鸿乐府道堂。吴忠中寺位于吴忠市区，教民以伊赫瓦尼为主，是西北地区较早进行经堂教育的清真寺之一，也是宁夏最早举办阿语学校的清真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关注伊斯兰教教派的理想选择。鸿乐府是哲赫忍耶教派最大的活动点之一，这里是哲赫忍耶教派中心从关川转移到宁夏的最早衍生地，有第四辈教主马以德、沙沟支系第八辈教主马震武的拱北。选择这样两个点，就可以兼顾教派和门宦等方面，从而实现对吴忠伊斯兰教的全面了解。佛教1个即牛首山佛教寺院群。道教1个，即同心莲花山。这样，就可以做到在对伊斯兰教重点观察的同时，兼顾佛教和道教。对观察对象中的重点人物，根据需要进行深度访谈。有的还可以召开座谈会，进行相互启发式交流。
二、分析吴忠解放以来发生的大的宗教事件，采取文献资料、访谈等形式进行解剖分析，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对当前宗教与社会互动状况进行分析评估，进而提出今后对工作的意见。
第四节 概念界定
本书使用的几个核心概念是：
一、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其意为“住所”或“栖息地”。从字义上理解，生态学是研究居住环境的学问。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是德国博物学家E。Haeckel于1866年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互惠或敌对关系。20世纪50年代之后，生态学已打破动植物的界限，进入生态系统时期，并超出生物学的领域，其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美国生态学家E。P。Odum（1956年）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在其后来的《生态学》（1997年）一书中提出，生态学是“综合研究有机体、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并以“科学与社会的桥梁”作为该书的副标题，以强调人类在生态学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生态学会创始人马世俊（1980年）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现在学术界常用的说法是：“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和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一门科学”。
二、宗教文化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又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产生于人类的历史实践之中，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人类的存在和认识活动，成为人类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是文化的命题在西方宗教社会学家中早有著述。如格尔茨提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系统，他用“符号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的作用是在人们中间确立强有力的、普遍的、持久的情绪和动力，它设立了一些概念以说明存在的普遍秩序，并且给这些概念披上某些真实性的氛围，使得这些情绪和动力看起来无比真实。中国学术界对宗教是文化的认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20世纪下半叶之初，宗教界学术界仍然把宗教视为“颠倒的世界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学术界产生了三个大的学术转折：宗教是鸦片论的否定、宗教社会功能的肯定和宗教是文化的认同，由此带来了宗教学的空前繁荣。特别是“宗教是文化”论的提出和建立，“代表着中国大陆学术界正面、肯定性评价宗教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种“宗教文化论”认为，宗教是文化，并不是要用文化概念来促成宗教认知的普泛化、一般化和常规化，而是在于突破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宗教认识，从社会学层面的宗教分析上再往前深入，用宗教理解来为人类文化画龙点睛，并厘清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厘清宗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把握宗教文化学的体系、范围、意义和特点。“概言之，‘宗教文化’意义的提出及其研究的展开，意味着当代中国大陆学者学术研究已走向成熟，开始了与全球范围的宗教学研究发展的真正接轨”。
三、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又称多线进化论，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文化生态学主张从文化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他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最初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是由人类学家们开始的，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领域有了重要扩展。来自人类学、生态学、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从多个角度分析，由于信息技术革命造成的新媒体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呼吁社会关心文化生态，并创造一种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可被称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黄育馥，1999年）。戢斗勇（2004年）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问题的突出和人们对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生态关系的重视而在90年代以后成为显学。文化生态学的特点是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目前学界对于宗教学和文化生态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以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具体宗教学中去，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宗教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强调宗教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优化和保护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赖品超（2002年）认为宗教与生态关怀有一种辩证的关系，生态关怀是当代道德意识与社会关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者在生态问题上的探讨发现，生态危机不单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它也涉及人的精神生活，由此探讨宗教的生态转向，并以深度生态学及其相类似的观点为例，说明彻底的生态关怀有一灵性的向度，宗教可以对环保有重大的帮助等。
四、宗教文化生态学
牟钟鉴先生（2008）提出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认为中国宗教关系的生态是多元通和型。多种宗教长期共存，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学习与合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文化生态。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可以形成宗教和睦、道德劝善的格局，对外有利于发挥促进宗教对话、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中国宗教生态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得以成型并经久不衰的深层因素，在于它有一个稳定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认知传统，并深入人心。因此，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