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一生勤劳、节俭，并不因自己的权势而坐享其成。
咸丰十一年六月，因处于战争时期，供需紧张，有时常需军队自己种菜。曾国藩幼时在农村，对耕种上的事还较熟悉，因此他即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对士兵种菜加以指导。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勤劳、节俭，对家人也是这样。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磨炼筋骨”。并说“大官靠不住，惟勤俭可持”，“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曾国藩认为体现勤俭的重要地方就是“早起”。他给自己定了“不昼寝，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这个戒条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由于他的严于自律，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昼寝”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
曾国藩对于家中的妇女，同样严格要求她们励行“勤俭”。他认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又说：“家道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以勤俭自惕”，“以劳苦自乐”，为各房及子孙作出榜样。新媳妇进门，就要教她做菜煮饭，时时督促她勤劳纺织，让她会做针线活，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袜，还要教会她们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醋、干笋、烘鱼之类。
曾国藩认为，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因此，必须做到“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为了使家中妇女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将“食事、衣事、细工、粗工”作为每日必修功课，按早饭后、巳午刻、中餐后、酉刻四段时间分别实习；并规定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织者验“鹅”蛋，细工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日验一次，又规定“四女一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布鞋和若干酱菜寄与，“各表孝敬之忱，各事针黹之工，余亦得察闺门之勤惰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位居高官，却从不沾染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中依然保持贫民子弟的朴实家风。他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些许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对自己的儿子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侈，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认为，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因此，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为了做到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对子弟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宜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四抬不可人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区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绣，过于绚烂。
但是，生活之中光知道俭朴还不够，还要勤劳。勤劳才能家业兴旺。曾国藩说：“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日，曾国藩作《习劳而神钦》，他这样写道：
“谁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动，无论出身贵贱，聪明的、愚蠢的、年老的、年青的，都贪图安逸而不想去劳动，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身上每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劳动相称，旁边的人则不会对他有什么议论，鬼神也是允许的，因为这是他自食其力的结果。如果农夫和织妇，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才得到几石粟米，几尺布，而富贵的人家，一年到头安逸享乐，生活奢化，不做任何事情，就得到美味佳肴，锦衣华服，高枕无忧，一声吆喝，一帮人听候使唤，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鬼神也是不允许的，怎么能够长久呢！
“古代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大臣，像汤昼夜工作，文王日日勤政，周公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天亮，这些贤德的人都是以勤劳勉励自己。《无逸》一篇中讲，推行勤劳可以长寿，享受安逸上天也不允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要学到一身才华，就必须勤加练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勉励自己不断努力，操心忧虑，则可以增长智慧和才识。
“从湘军兴起后，我每当看见身上怀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劳的人，都认为他们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人所用；有些人没有任何才技，又不习惯于劳作，他们则会一无是处，受尽饥饿寒冷而死。所以说勤劳可以长寿，过于安逸则遭天遣；勤奋则可学到一技之长，为人所用，喜欢懒惰的人则一无所长，无人理睬；勤奋努力可以济世救民，受到神人的钦佩，懒惰安逸则无人问津，鬼神都不愿帮他。所以君子想得到人、神的帮助，只有勤劳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