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用时间差巧投资
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与发行利率和投资时间有直接的关系。利率越高，国债的收益率也越高；在发行利率一定时，投资时间越短（资金占用时间越短），国债的收益率则会相对提高。国债都有一个发行期，但是记息日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利用时间差，在发行期末购买国债比在发行初期购买国债的实际收益率要高，也就是说获得同样收益的投入资金的占用时间缩短了。
以1999年一年期记账式国债为例，其发行期为1月15日至1月30日，但起息日为1月15日，不同时间购买的国库券其收益率也不一样，该券发行时贴现率为7.8％，高出银行存款利率（5.68％）1.12个百分点。如果是在发行期最后一天（即1月30日）购买的话，投资者的收益率将接近10％，而持有期却比发行期缩短了18天。利用购买时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尽量“最后一位”去购买国债；还可以利用兑付时的“时间差”，即“第一个”去兑付国债，投资者都会因减少了资金占用时间而获得同样的收益。这样便相对地提高了投资国债的收益率。当然，要成功利用“时间差”必须是在国债销售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销售势头旺盛，投资者的投资愿望就会落空，如2000年三年期的国债的发行，未到发行期末就被抢购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就不能利用“时间差”来“斤斤计较”了。
2.利用市场差巧投资
同一个国债品种的价格在不同的市场会因为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上海有一个投资者，人称“杨百万”，最初起家就是对国库券的买卖。他充分利用上海和外地市场国库券的价格差异进行“贩买贩卖”，从中赚取地域差价。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尽管国债之间的价差呈缩小趋势，但它仍然存在。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的国债为例：
例如：1999年4月24日的收盘价：
1998年三年期国债，深圳117.00元，上海116.67元；
1998年一年期国债：深圳107.20元，上海107.55元；
1999年一年期国债：深圳91.98元，上海92.05元；
1999年半年期国债：深圳96.54元，上海96.60元；
1999年三年期国债：深圳104.85元，上海105.00元；
1999年三个月期国债：深圳98.17元，上海98.34元。
影响两地市场国债价格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市场的容量以及市场的活跃程度。从总体实力上看，上海国债市场的容量以及市场的活跃程度都比深圳高，因此，对“投资情绪”，深厚的投资者来说，最好选择在上海国债市场购买。当然，目前深圳和上海两地市场步入一种良性竞争的环境，深圳国债市场的活跃程度也在升高。
需要注意的是，在发行期购买国债和在期满时兑付国债，都不需要支付任何手续费。而在深圳和上海等国债交易市场买卖国债都必须支付3％。的标准佣金，上海还要加收异地委托手续费每笔5元，这些都构成投资国债的成本，千万不能忽略不计。
3.利用题材巧投资
我国的国债市场已具相当规模，1999年的国债发行规模近3000亿元。
国债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很高，为配合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9国债多为上市品种，发行期结束便可上市买卖。投资者购买这些国债后，可随时兑换成现金，加上新品种频出，附息债券和贴现债券已不新鲜，三月期、半年期、一年期、三年期品种越来越多，给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国债市场逐渐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债券市场中有题材的品种深受某些大户喜爱，其价格波动大，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炒作空间。例如被称为“国债市场明星”的1992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库券。如果投资者在1996年春节前（1996年2月16日）购买该国库券，当天收盘价为158.24元；到1996年3月4日开市时，其价格一度劲升至163.00元，前后相差了4.76元，之后的4、5、6三个月之内该国库券大幅震荡，上下价差在2元左右。1992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库券之所以出尽风头，主要是具有丰富的炒作题材。比如该券属于“保值贴补”国债，到兑付期（1997年4月1日）时的保值贴补率是多少，谁也说不清；由于通货膨胀水平下降，市场预期中央银行会“减息”，而减息则会刺激债市的价格上涨；还有预测期货市场重开的可能，如果国债期货市场或开设国债投资基金，则期限较长的国债就会成为市场热点。
购买有潜在题材的券种会使投资者获得意外的收益，“减息题材”对所有券种都会有利可图；“重开国债期货市场或设立国债投资基金题材”针对的则是期限较长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