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泰戈尔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邀请，起程来到了那不勒斯。当时，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正被鼓吹为伟大的人物，泰戈尔也产生了错觉。
抵达那不勒斯时，泰戈尔受到了热情欢迎，官员代表墨索里尼致了欢迎辞。
后来，泰戈尔旅行到罗马，受到了由罗马总督主持的市长欢迎大会的款待并发表了题为《艺术的意义》的公开演讲。当时，泰戈尔会见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国王也接见了泰戈尔。
泰戈尔还在热心朋友们的秘密协助下，见到了被法西斯分子软禁的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
泰戈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和报界的宣传都是企图借他这位世界诗人的名义，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离开意大利，抵达瑞士之后，才从罗曼·罗兰的来信中惊悉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事实。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将他的讲演内容作了极大的歪曲，以便为法西斯思想寻找有力的托辞。
满心疑惑的泰戈尔为了解事实的真相，又在欧洲继续旅行。在瑞士的苏黎世，沙尔多利夫人将耳闻目睹的法西斯暴行告诉了他。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莫迪格利尼亚先生讲述了意大利众议院中一名因反对法西斯的议员横遭杀害的凄惨真相。
骇人听闻的事实使得泰戈尔震惊了，他随即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访问意大利的原委和行程，并且以愤怒的措辞严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
这样一来，意大利报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戈尔。接着诗人又在欧洲做了5个月的旅行。在英国、丹麦等国短暂停留之后，泰戈尔来到了德国，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总统接见了他，泰戈尔还与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友好的情谊。
在布拉格，泰戈尔观看了以捷克语演出的自己的剧作《邮局》，然后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途中因为旅途劳顿造成身体的不适，于是在巴拉顿湖畔做了一段时间的疗养。
随后，泰戈尔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雅典。最后，泰戈尔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为了迎接他，埃及的议会中止了议事日程，埃及国王还特地赠送给国际大学一套阿拉伯文的书籍。
1926年4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回到宁静安谧的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创作了舞剧《波多拉交季节的舞台》，并于1927年2月在桑地尼克坦演出。当年3月，泰戈尔踏上了西印度的土地，而且在此期间主持了印度文学会议。
随后的酷暑时节，泰戈尔抵临阿萨姆邦美丽凉爽的山城西隆。在那儿，他开始构思、写作长篇小说《三代记》。
1927年7月，泰戈尔再次起程访问东南亚的诸国，这已经是他年过六旬的生命里第九次的出国旅行了。他所到之处，无论是新加坡、马六甲和吉隆坡，还是怡保、太平和槟榔屿，无处不受到热情的接待。
在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上他写下了一篇赞美爪哇岛的长诗。在对爪哇岛和巴厘岛进行访问时，那里迷人的歌舞剧和动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泰戈尔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使得两国之间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而且两国之间的留学生交换也由此开始。此外，爪哇的蜡染技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旅行而首次输送到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并逐渐传至印度的其他地方。
当地的陵庙建筑、群岛风光、居民的热情，以及那里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文化亲缘，都使泰戈尔难以忘怀这次印尼之行。
离开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不久，他又将访问的欢愉写在了动人的诗篇《萨格利卡》中。归途中，他还在泰国做了几天的访问，所到之处都进行了演讲，也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在曼谷大学，他还作了以教育为题的演讲。
1927年年底，由于泰戈尔要在12月里主持和平之乡一年一度的庆祝例会，所以他结束了这次东南亚的宜人旅行。
1928年，泰戈尔收到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前去演讲，于是他准备再次踏上出国访问的旅途。不巧的是，诗人在马德拉斯就病倒了，在当地休养了一段时日后他乘船来到锡兰，希望在那里恢复健康再前往欧洲。
在科伦坡休养的10天里，泰戈尔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次访英旅行，又返回了印度。
应老朋友的邀请，泰戈尔来到班加罗尔继续休养，3周之后，泰戈尔完成了长篇小说《交流》，还创作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最终的诗篇》。
1929年的3月1日，泰戈尔应加拿大全国教育委员会之邀，乘海轮起程前往那里，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海外旅行。
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两地，泰戈尔作了两次演讲。前来听演讲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并且为他渊博的知识而敬重他。
泰戈尔还收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于是决定去那里访问。然而由于遗失了护照，他受到洛杉矶当地移民局无礼的待遇。深感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侮辱的诗人，愤而中止了美国之旅，乘船抵达日本，在那里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日。
泰戈尔热爱讲究礼貌、纪律、天性勇敢的日本人民，也正是由于这种爱，他对法西斯势力拼命煽动起人民狂热的爱国热情更加感到痛心。
泰戈尔曾在日本的公开演讲中，指出日本正在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劣行将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理想的魔鬼”，表现出了诗人的正气和非凡的勇气。
自日本归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受到了热情真挚的欢迎。
1929年7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1930年3月初，泰戈尔去欧洲作访问旅行。5月初，在巴黎的皮加勒长廊，泰戈尔的个人画展揭幕了。泰戈尔的绘画中，有奇形怪状的鸟儿、花儿、人物和风景，有的人从他的画中看到了“原始主义”的影子。
泰戈尔的个人画展在巴黎赢得了当地美术家及艺术评论家们的赞扬。当年5月底，泰戈尔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讲，演讲稿在次年以《人类的宗教》为题出版。在伯明翰和伦敦举办了个人画展。
7月，泰戈尔来到了德国柏林。尽管对纳粹主义颇感愤慨，他却仍对德国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这次德国之行更加深了他对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尊敬，随后他又在柏林举行个人画展，并到慕尼黑及其他几个城市访问。
与此同时，泰戈尔观看了德国的基督受难剧，他受到了启发并写了一篇英语诗歌，取名为《御子》。
在日内瓦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泰戈尔又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访问。关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旅行中全部情况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泰戈尔在当时写给家中的信里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第二年这些信以《俄国书简》为题出版。
泰戈尔以前听到过许多反对前苏联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当诗人准备起程踏上去前苏联的旅途之际，还有不少朋友企图劝阻他。然而泰戈尔主意已定，他希望去看一看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革命的国家。
当时，诗人虽然已经年过七旬，精神却越来越好。同青年、成年时期相比，晚年的泰戈尔有着更加宽容的心态。
泰戈尔在前苏联看到被压迫者如今成了真正的人。在短暂的时日，淳朴的人民成为充分解放与发展的人。身为一个教育家，他对前苏联的教育状况也十分感兴趣。他说：“我到俄国去，为的是去看看他们的教育制度。看到以后我感到非常惊奇。仅仅在8年的时间内，教育的力量就把人的心灵面貌都改变了。”
泰戈尔看到前苏联的教育正以惊人的速度普及着，他也意识到前苏联发生的变化背后所蕴蓄的伟大的创造力。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在革命中也有强制和惩罚手段的运用，他认为专制是严重的灾难。
虽然前苏联有的地方并不尽如人意，但泰戈尔感到正如明月之上的阴影一样，这些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莫斯科，泰戈尔访问了孤儿们，还与著名人士相会，并举办了画展，之后他从前苏联来到德国，再次起程去美国访问。
与前两次不同，泰戈尔这一次在美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纽约几百位知名人士举办盛大宴会欢迎他，随即他在纽约历史学会议上作了演讲。
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旅行给诗人带来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新鲜的感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丰富、全面，而且，前苏联整个国家为重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创造性图景更使他难忘。回到印度后，泰戈尔发现印度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