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了当时中国大学演讲协会会长梁启超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中印两国一直是友好的邻邦，唐朝时期，佛教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且两国都有着古老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是根据唐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而改编的。
早在1913年，钱智修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泰戈尔之人才观》，介绍了泰戈尔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着一种“献身理想、献身祖国、献身人类的福利者”的生活。
1915年10月15日，在中国《新青年》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了陈独秀用中国文言文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的4首诗。
中国诗人郭沫若是接触泰戈尔作品最早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曾拜读过泰戈尔的《园丁集》、《新月集》、《吉檀迦利》、《爱人的赠品》及戏剧《暗室之王》等作品。
从1921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并对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泰戈尔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想访问中国，尽管讲学社只邀请他个人来华，他还是组成了一个访华代表团。
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船出发了。他们先是经由缅甸、香港，最后来到中国上海。徐志摩、王统照等人纷纷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诗圣泰戈尔。
上午10时，泰戈尔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上徐徐驶来。徐志摩突然大声说：“看！那个戴红帽子，留着白胡子的那个，不正是泰戈尔先生吗？”
“在哪里？在哪里？”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一下子激动起来，他们终于看清了在甲板上站着的泰戈尔先生。
船还没有停稳，欢迎者便一拥而上，把泰戈尔围在了中间。人们给泰戈尔戴上了美丽的五彩花环，请他坐在中间的椅子上。
泰戈尔严肃而诚恳的态度，慈祥而和善的面容，质朴的衣装，立刻吸引了中国的欢迎者。泰戈尔用舒缓、低沉但美如音乐的声音回答着记者的提问，边回答边不时把眼镜拿下放在胸前。
他谈吐中不乏幽默感。期间说的一些有趣的话，让听者都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泰戈尔此次访华时，还接受了东方通讯社的采访。泰戈尔表示此行意在恢复长久以来中断的中印两国古老文化传统的交流。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国诗人徐志摩担任了翻译和陪伴任务，他为能参与此项活动而欣喜若狂。徐志摩以诗人的语言，夸赞泰戈尔：
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
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泰戈尔在上海入境以后，徐志摩就一直陪伴在其左右。他们乘车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文化名流的热烈欢迎。
随后，泰戈尔还游览了杭州西湖，参观了南京的明孝陵，还访问了济南，并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三座城市都作了讲演。
泰戈尔在抵达北京时受到群众的欢迎，他在参观北海、法源寺、故宫之余，还多次与北京的文学社团如讲学社、新月社的成员及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并作了精彩的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听众多达数千人。
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欢迎会上，泰戈尔作了精彩的即兴讲演：
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
当年5月7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幅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
更使诗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3个字。
晚宴结束后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学者陈西滢担任翻译。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
在中国度过的生日，使他终生难忘，诗人满怀深情即兴口述了一首长诗。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要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
那些从来没有会面的朋友，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我取得一个中国的名字，
穿上中国的衣服，
在那里我找到了朋友，
我在那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绽开出不知名的花朵。
泰戈尔在华期间所作的数十次演讲中，除了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生平，讲述他的创作和种种感受与体验之外，诗人还深情地追怀了中印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往来，并以亲切友善的敬意赞誉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表达了他盼望中国的尽快觉醒和富强的美好愿望。
在演讲中，泰戈尔曾这样说道：
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
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
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泰戈尔站在中国文化的一边，他在一篇《告别辞》中讲道：
我记得我总觉得难受，每次我遇见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他们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他们忘怀你们对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离开北京后，泰戈尔先后抵达太原和武汉，在那里作了演讲。然后，泰戈尔从上海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长达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从此之后，泰戈尔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中国文化挚诚的热爱者，泰戈尔致力于中国的研究。
到后来的1937年，泰戈尔亲自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为中国学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礼，并作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公开演讲。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不仅是当时印度第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而且从那时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国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