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泰戈尔载誉而归，然而最高的荣誉还未来临。两个月之后，泰戈尔以《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了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
1913年11月，泰戈尔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而当他收到电报时，他刚刚带领学生远足归来，漫不经心地把它塞入口袋。经邮差提醒，他才发现这是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泰戈尔一生写下了50余部诗集，其中8部是英文散文诗集，5部是孟加拉语散文诗集。
泰戈尔的获奖，标志他的作品已得到世界性的声誉，亚洲人获得这项文学巨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泰戈尔获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先为他提名的是英国作家穆尔。
他以皇家文学协会成员的身份，建议评奖委员会授予泰戈尔这项全球最高的文学奖。
这件事在瑞典文学院评选委员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作家有20多人，如英国的哈代、意大利的黛莱达、德国推荐的法国法朗士等人，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诗人显得身只力单。但是，在瑞典文学院中，好几位院士拿出很有分量的报告盛赞泰戈尔，并对他的作品做了全面介绍。
学院成员纷纷阅读《吉檀迦利》，无不为其深邃的优美的韵律所折服。委员会以12：1的绝对多数选出泰戈尔，获得学院通过。
获奖5天后，泰戈尔在写给罗萨斯坦的信中说：
我这次获奖，真好比一场更加艰巨的考验，公众兴奋的汹涌浪潮，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不幸，在那真情的欣赏中，也夹杂着许多起哄的嘈杂……
为这些嘈杂与不真实的举止，我感到异常震骇，我痛苦地看到：许多人不是为我本身创造的成就，而是因为我获得的荣誉而尊敬我！
11月下旬，当500多不同职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从加尔各答乘坐特别快车来到和平之乡，向诗人致以全国性的祝贺时，泰戈尔以诗人的语言予以严正的回答，他拒绝接受他们的礼赞。
泰戈尔说：
我获得的成就是源自我的伟大东方古国，源自我最质朴的人民，源自真理支持我，为我的事业而献身的我的亲人，源自为我的成功而不惜牺牲自己利益的文学好友。
我应把奖赏献给他们，我绝不把奖赏和荣誉献给那些在吹捧我的过程中捞取稻草的小丑！
面对荣誉、奖励、鲜花和欢呼，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他真诚的心、清醒的头脑，保持着自己的理智。他没有被掌声冲昏头脑，而是不卑不亢，温和而执拗地接受来自真心朋友的爱和赞扬。
1913年底，泰戈尔接受加尔各答大学在特别的仪式中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
在《吉檀迦利》获奖的日子里，诗人对一些盲目吹捧的人嗤之以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得奖所刮起的兴奋之风是可怕的，有些人简直像在狗尾巴上拴了个白洋铁罐儿，玩起恶作剧……
你想啊，狗一走动洋铁罐儿必然发出“咕咕”的响声，响声会招来许多围观的起哄者，这又像一堆苍蝇在垃圾堆里飞来飞去，简直令人可笑和头疼！
印度把这次授奖作为前所未有的国家荣誉而举国庆贺。虽然有些西方报纸抱怨评奖委员会把这份荣誉授予一个“名字非常拗口的、名不见经传的亚洲人”，但多数人却对这次授奖极为满意，认为它预示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由于路途遥远，泰戈尔没能够亲自出席颁奖典礼。他随后回电说：“我恳切地向瑞典文学院表示对那宽大的了解的感谢与领受；这了解将遥远的距离拉近了，也使陌生人成为了兄弟。”
到后来的1921年，泰戈尔访问瑞典，曾被当做“东方圣人”而受到瑞典人民极热情的欢迎。国王古斯塔夫亲自聆听他的讲演。
总之，1913年是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走向世界的一年。这一年中不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伦敦还为他出版了英文版诗集《园丁集》、《新月集》、《缤纷集》、《收获集》、《晨歌》、《暮歌》等诗集。
此外，诗人受日本短诗俳句的影响，还创作出诗行极少的短诗，集成了《飞鸟集》并出版。
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世界各国都广为流传，直至今天，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
1915年在曾对中国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文化运动起过重要先导和催生作用的《新青年》上最早介绍的泰戈尔作品，也是散文诗《吉檀迦利》。在中国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也还是他的散文诗。可以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泰戈尔的名字是诗歌和诗人的同义语。
印度近代意义的散文诗始于20世纪初。而泰戈尔正是印度散文诗的开拓者。
东方的散文诗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又具有东方特有的民族传统；而东方散文诗反过来又影响到西方散文诗创作的，还是要首推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是印度民族诗体的继承者，又是新诗体的开拓者和创造者。
他对散文诗的探索，是从1912年把自己的几部孟加拉文诗集选译成英文《吉檀迦利》开始的。在翻译作品时他毅然抛弃了原文的格律，把诗译成了散文，却保留了诗的情感和气韵。
它的成功又促使诗人以同样的方式陆续翻译出版了七部英文散文诗集，影响遍及世界各国。
翻译英文散文诗的巨大成功，使泰戈尔更加坚定了走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的决心。随即他便开始用孟加拉文创作散文诗，“不保留诗歌格律明显的抑扬顿挫”，“赋予孟加拉散文以诗的情韵”。赋予孟加拉文散文诗美的形式、美的光彩。
英文散文诗和孟加拉文散文诗，在1919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诗人的一位友人曾经在回忆录中谈道：“当泰戈尔听到英国军队镇压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城的群众，并实行军事管制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如此之强烈，致使他病倒了。医生以命令的方式让他卧床休息。”
“有一天晚上，他叫我第二天不要去看他，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去了。当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我看到他正坐在桌边。原来他一夜都没有睡觉，刚刚写完给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抗议这种残酷的镇压，并声明放弃爵士称号。信寄出之后，泰戈尔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而且觉得自己更加富有生气。”
就在那一天，他开始创作最优美的散文诗，后来都收在了《随想集》里。
《随想集》中的散文诗，属于诗人的最初尝试。他后来说，当他想说的东西用其他形式不能表达的时候，就写成了散文诗。
但他对最初的尝试之作，还是感到没有把握。他曾请求诗人奥婆宁·特德拉娜达也来尝试写散文诗，看了奥婆宁·特德拉娜达的散文诗后，他感到不够理想，“语言太繁复，显得不够简洁、凝练”。所以他在1932年再次进行创作实践，写了《再次集》。
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坚定执著，永不满足。继《再次集》之后，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又创作、出版了3部与《再次集》风格相类似的散文诗集，即《最后的星期集》、《叶盘集》和《黑牛集》。
他非常重视散文诗这种新的诗体，把它们比喻为诗歌“庭园里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