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远离了民族运动斗争之地，泰戈尔就背负了无尽的苦闷与孤独。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教育工作和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他似乎不知疲倦，不停地书写着，呐喊着，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从1906年起至1911年，泰戈尔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教育、哲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学及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数语调轻快优美，分析层次有致，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祖国文学的全部精髓。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不少评论家都满怀敬意地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民间文学的开掘中，作出了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还有4册文学评论集很值得一提，它们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及一般文学评价》，这些评论集的出版，使印度读者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这一时期，诗人还写下了不少充满着讽刺和幽默气息的随笔文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渡河》。
泰戈尔当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达到神灵们的境界。
几乎所有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要到达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
在1906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
在《渡河》中的诗篇里，泰戈尔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
原谅我，兄弟们，
我的体力正在衰退，
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
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
请不要等候我。
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在《渡河》中，大部分的诗篇都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饱含情感的诗行中，诗人把自己幻化成假想的形象：或是把自己比做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
泰戈尔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11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当时，泰戈尔在剧本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剧本思想大都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比如对祖国未来的看法，以及对民族运动的观点等。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传染，很快死去了。当时，萨明德拉只有13岁。
这个晴天霹雳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
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世间事往往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更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从1902年至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
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时的泰戈尔，只有3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
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孑然一身。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
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但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至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证明泰戈尔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之地位已毋庸置疑。
这部小说在印度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泰戈尔只写了《戈拉》这一部作品，没有创作其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他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的地位仍然也是无可置疑的。
《戈拉》颇具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它并非充塞了形形色色的论证和说教，而有着一部文学名著所应具备的韵味与魅力。
作品人物刻画得优美动人，笔法的酣畅灵活，景物描绘得诗情画意，再加上那栩栩如生地剖析出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及人物内心的纷繁变化，使得整部小说在多方面都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戈拉》所展示的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民族复兴时代的孟加拉的社会生活。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已蔚然成风，可是以何种方式来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却各有不同。
泰戈尔作为一个真挚地爱恋着自己祖国的诗人，他希望将新旧传统中一切好的东西通通地吸取过来，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处事公正的爱国者。
《戈拉》的创作起因，与一位外国女子不无关系。爱尔兰妇女妮凡迪塔因为笃信印度教教义，成为该教大师韦伽难德的信徒，并于1898年来到印度，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著书立说向全世界介绍印度文化与印度教。
与她相见时，泰戈尔赞赏她的执著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却因为她那比印度教徒还印度教徒的言谈而不禁微笑。
一天，来泰戈尔家中做客的妮凡迪塔留住于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晚上，两人面对着坐在船中，在妮凡迪塔的一再要求下，泰戈尔给她讲述了一个“戈拉”的故事。
和妮凡迪塔一样，戈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生身父母在1857年印度独立战争中阵亡后，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家庭收留了这个孤儿，富有爱心、文静娴雅的安南达摩依对待他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长大后的戈拉热情开朗、英俊倜傥，并且严格恪守印度教所有的教义，维护着种姓制度的纯洁，成了印度教的保守主义者。戈拉对印度教极为虔诚，认定印度教是唯一优秀的宗教，只要坚持印度教的崇高原则，那么印度昔日的尊严与繁荣将再次复兴。
戈拉不喜欢意见不同的梵社，为此他决心和梵社中一个女孩断交。正在这时，戈拉的养父病重，临终时他透露了戈拉身世的秘密。他顿时感到自己似乎从噩梦中惊醒，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依照他自己的理论，他比野蛮人还要坏。
戈拉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就连所信仰的神也欺骗了他。正当他的信念土崩瓦解之际，戈拉猛悟到以往坚持的思想完全是谬误和谎言。他彻底清醒了，领会到了宗教的真正意义：在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并没有任何对立，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绝不人道。
戈拉以自己崭新的形象，在已焚毁的旧传统、旧事物的烈焰中获得了新生，正宛如火中涅槃后再生的凤凰。思想上重获新生的戈拉，终于克服了偏见，成长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心向往为民族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当时，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面临许多的社会矛盾，派别也有三种之多。如何才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因而也更正确地处理好传统遗产，以及暴力与和平等问题，确实关系到当时那举国上下都参与的民族运动的生死存亡。
《戈拉》这部小说也因为有力地证明了民族运动的出路，在当时更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可以说，《戈拉》这部小说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激进派的功与过的文学作品。小说出版以后，它在精神领域给了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