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加强了对解放区的进攻。
1941年春，日寇将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改为更凶残的“治安强化运动”，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三种地区。对“治安区”采取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控制，实行奴化教育，加强对人民的搜刮和镇压；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病菌、鼠疫，企图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中，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万余人，较前两年增加了一倍。日寇还大力加强其“囚笼政策”，新增碉堡7800余个，修封锁沟长达11800余公里。而且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反复奇袭”、“辗转抉剔”等更加残酷的办法，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的极端残忍、毒辣和野蛮。1941年8月，日寇在晋察冀北岳区的“扫荡”中，烧毁房屋15万余间，抢去粮食5800万斤、牲畜1万多头，残杀人民4500多人，抓走17000多人。1942年5月，日寇在冀中的“扫荡”中，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5万多人，仅在定南北坦村的地道里，施放瓦斯就毒死800人。造成了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悲惨境地。
日寇对华东、华中、华南敌后解放区的“扫荡”也十分残酷。在华中地区，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扫荡”，有的地区一个星期就有一次“扫荡”。在江、浙、皖地区，日寇以公路、河道为依托，构成大面积的包围圈，在大包围圈中又设立许多据点，用铁丝网、竹篱笆进行分割，形成小的封锁圈，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和“清乡”。并通过编制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连坐制”，老百姓稍有反抗，全村即遭屠杀。
日寇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为了坚持抗战，巩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领导解放区全体军民，对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军事斗争。
按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各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并把发展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放在重要地位。针对日寇的残酷“扫荡”，解放区军民创造出了一系列适合于山地、平原作战的战法，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交通迫击战、坚壁清野等战法，布下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灵活巧妙地杀伤敌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解放区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由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共同组织联防。当敌人一出动，就给以截击；当敌深入腹地时，就乘其立足未稳，给予坚决打击；当敌人扎下据点时，就实行围困，迫敌撤走，或集中兵力袭扰，或围点打援，使敌人顾此失彼，处于被动地位。针对日寇的“清乡”，采取“敌进我退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之各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斗争，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使敌人的“治安区”永远不安。
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中，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挥了无穷的智慧，表现出了极大的顽强斗争精神，创下了惊天动地的奇迹。1941年8月，华北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13万人，对晋察冀北岳区的大“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企图在4个月内消灭八路军于长城两侧。但是，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采取诱敌深入，空室清野，待机歼敌的方针，与敌作战800余次，毙伤日伪军8000多人，破坏道路800余里，毁敌3列火车。在反“扫荡”中还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事迹。到11月间，敌人持续3个月的大“扫荡”，终于被粉碎了。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从1941年到1943年，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共作战4.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3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胜利地粉碎了日寇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并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为巩固解放区，坚持抗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