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飘香的东湖桂树，迎来了这位历史巨人在这里最后驻足。黄鹤楼将永远寄托毛泽东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忧国忧民的情感
一抹晚霞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湖面。暮色中，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车水马龙。
伴随着电报大楼钟楼发出的浑厚、悠扬的乐曲，夜幕开始悄悄降临。
当喧闹的街头变得车少人稀、渐渐安静下来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鱼贯而出，转弯向东，急速驶向北京站。
轿车里坐着年逾八旬、耄耋垂暮的毛泽东。这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非凡的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巡视，也许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也许他还想最后一次重温那叱咤风云的年代，所以这次在外停留时间最长。
毛泽东此次外出，是经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后才同意的。此行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湖北省会武汉市。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的交汇外，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因交通便利，地处要冲，故久有"九省通衢"之称。
1918年夏，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第二年冬，他率湖南驱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再临江城，并在这里同恽代英会晤。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失败。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里，33岁的毛泽东只身登临位于武昌江岸的黄鹤楼旧址，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挥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其中有："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同年夏，毛泽东离开武汉。此一别就是25年！
然而，江城武汉，尤其是毛泽东词中的黄鹤楼，却与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春，毛泽东建国后首次来汉。2月18日，他重访阔别了25个春秋的黄鹤楼旧址。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当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而是开天辟地、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几亿人民的领袖。
在从黄鹤楼下山的路上，毛泽东被一小孩认出，转眼间，毛泽东便被成千上万的游人所包围。"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犹如滚滚春雷，震撼整个江岸上空。经身边的工作人员奋力保护，毛泽东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脱身离去。对此，毛泽东一笑置之，道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看得出，毛泽东心中十分快慰。
此后20多年里，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来武汉停留，总计来汉30余次。仅他在武汉长江游泳的记录，就有18次之多！
1956年6月初，毛泽东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在武汉首次畅游长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情，使得诗人"今日得宽余"，挥洒出《水调歌头·游泳》的壮丽词篇。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连续主持召开汉口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在毛泽东下榻的武昌东湖，他先后接见过许多国家元首和贵宾，包括朝鲜首相金日成，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依斯博士，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数次来汉视察。1966年7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试图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大演习"。随即，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然而，第二年夏天来汉的毛泽东，却不能左右"天下大乱"的局势，因所谓"七·二○事件"而被迫离汉飞沪。1971年，毛泽东南巡途中亦首站到武汉，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
1974年7月18日到10月12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来武汉的时间。在这里，毛泽东仍下榻于武昌东湖住所-梅岭一号，为时近3个月之久。
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眼病会诊。
1974年，毛泽东的视力明显下降，看景物愈来愈感觉模糊难辨。由此，一直主张自己动手批阅文件、写各类文字稿的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多年来的工作习惯，由他人代读、代写。
对毛泽东所患眼病的治疗，党中央极为重视。先是周恩来直接抓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待这一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的治疗工作又改由邓小平负责。
8月，一些著名眼科专家汇集武昌。经反复检查分析，确诊毛泽东所患眼疾为"老年性白内障"，并以右目为重，左目为轻。
从医学上讲，白内障是指眼球内透明晶体所发生的混浊现象，导致视力下降乃至失明。此病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常为双侧，多数是先后发生。白内障属眼病中较棘手的病症之一，尚无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须经其初发、膨胀、成熟和过熟这四个阶段之后，才能视患者情况进行手术治疗。
毛泽东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属最常见的一种，更具体地讲，毛泽东为皮质性老年性白内障。
当得知在武汉的毛泽东双目均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后，刚在医院做过治疗手术的周恩来焦虑万分，寝食难安。他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从中可见一斑。
在武汉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亲自批准和提出了若干重要决策。其中有的决策对后来党和国家前途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的影响。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对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予以平反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中央《通知》里，列举了林彪一伙蓄意捏造、诬陷贺龙的许多重要事实，但却回避了江青、康生等人在贺龙问题上的大量见不得人的表现。因此，这个平反文件实际上仍是不彻底的、有限的。
尽管如此，《通知》向全党宣布："贺龙是一个好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等于是在不点名地批驳和揭露江青、康生一伙的卑劣行径，为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撑了腰，出了气。
早在197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在整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问题上，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为此，他当场向在座的军队高级干部作自我批评。而在贺龙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江青等人，不仅从未作过"自我批评"，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贺龙问题要"翻案"的指示，也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时隔9个月，在武汉的毛泽东见到专程陪外宾来汉的邓小平，即对邓表示：要抓紧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于是，经过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努力，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干扰，终于起草出党中央关于为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在送毛泽东审定前，周恩来抱病细阅了通知及有关附件全文，并提笔将原稿中对贺龙一生的评价"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一句，改为"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很快，毛泽东便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他还对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提出个人意见，要求增加萧华、刘志坚等人。
第二天，在医院的周恩来立即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又补充提出了几位爱国人士亲属的名字，其中包括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
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前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主持世人瞩目的盛大国宴，并发表祝酒词。病中的周恩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批准"解放"贺龙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10月4日，国庆节才过3天，毛泽东又做出一项他在武汉期间的最重要的决策，这就是关于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
自这一年6月周总理病重住院后，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问题实际上已在毛泽东考虑之中。而早就在窥伺总理宝座的江青一伙，也正为此暗中进行准备。
作为周恩来的本意，继他之后的新中国的第二任总理人选，自然应是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小平。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全面担负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才亲自安排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参加国内外各种重要活动。
与此同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一再从中作梗，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不久前江青竭力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的举动，就是一个明证。
10月4日，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这个消息对江青一伙来说，不啻是五雷轰顶，大难临头。对此，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竟有意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没有马上把它传达给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是直接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
也正是从这天起，"四人帮"开始秘密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系列"组阁"活动。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之后不到半个月，那个口口声声自诩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提议。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四年前，毛泽东也是在武汉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引发出林彪一伙大闹庐山会议。这一次，又是在关于国务院"组阁"问题上，江青几个人的行径与林彪一伙简直如出一辙！
或许毛泽东早就预料到江青等人会借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生事"。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通知》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一段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一个号召，倒不如说这是洞悉江青一伙作乱本性的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对"四人帮"发出的一次警告。
就在中共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乘上南下的专列，离开了他居住86天的江城武汉。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晓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武汉时的心境。但滚滚不息的长江流水，年年飘香的东湖桂树，尤其是那寄托了青年毛泽东不屈不挠斗志和目睹了老年毛泽东忧国忧民情感的黄鹤楼故地，将永久铭记这位历史巨人在这里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橘子洲头，万山红遍。八旬高龄的毛泽东重访故地，心中多少感慨！多少眷恋！但他最终却没能实现他再返韶山的心愿
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入长沙站。
在前一天就得到中央办公厅通知的湖南省党、政、军负责人，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长沙距武汉仅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毛泽东在车上没有休息，因而略显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走下专列，握住前来问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手说："我这一次来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在寒暄之后，毛泽东一行坐汽车前往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九所宾馆下榻。
途中，路经湘江岸边时，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湘江之水，凝望秋色如旧的橘子洲头，毛泽东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这是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在这里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一词。50年后，八旬高龄的毛泽东重访故地，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呀！
在湘江两岸，在岳麓山周围，到处都留有当年毛泽东活动的"记忆"。可以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都十分熟悉，而且注满深情。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40余次来湖南巡视，长沙几乎是他每次来湘的必经之地。比较而言，毛泽东回故乡韶山仅有两次（1959年、1966年），而在长沙停留的次数却要多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交通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从工作需要考虑的。
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住所是一套平房，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在毛泽东的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当房主人抵达时，正值桂香袭人、枫林如火的季节。
从1974年10月13日起，至1975年2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居住达3个多月，共计114天。这是毛泽东此次外出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
毛泽东来长沙后不到一周，便发生了"四人帮"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表面上看，这是江青一伙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一次争吵向毛泽东告"御状"；而实际上这是"四人帮"为掌握四届人大"组阁"大权所蓄谋已久的一个严重步骤：攻倒邓小平，继而扳倒支持邓的周恩来。
但是，"四人帮"彻底失算了。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毛泽东一次次旗帜鲜明地肯定、支持周、邓的意见，同时毫不留情地严词揭露、批驳江青一伙。
12月26日，在毛泽东81岁诞辰之际，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革命家在一起促膝长谈，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做出最后决策，由此奠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基础。
1975年1月初，毛泽东在长沙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后，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至此，毛泽东、周恩来做出的"长沙决策"得以实现，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遭到彻底破产。四届人大之后，居心叵测的江青曾于1月23日飞赴长沙"看望"毛泽东，试图从毛泽东那里再最后捞取些什么。但毛泽东只和她见一面，除冷遇和责备外，江青长沙之行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返回北京。
这样，在长沙岳麓山下"养病"的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他作为卓越政治家的大脑的思维。正是在他不断遏制"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同时，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才得到巩固和加强，并在后来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壮举。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民领袖，毛泽东除时时把握中国的政治"脉搏"外，他也有自己的爱好、习性，也常常流露出内心的喜、怒、哀、乐。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却显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自在"。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运动就是早、晚沿着门前的草坪散步。他总是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有时思绪集中时，便止步不前，不发一言。这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远远站住脚，不再高声讲话，以免打断毛泽东的思路。
一次散步时，步履蹒跚的毛泽东由于思考专注，脚下不慎绊了一下，老人家那高大的身躯晃动起来，眼看就要摔倒。幸好，毛泽东身边有一排花架，毛泽东急忙伸手扶住，稳定了身子。吓得脸色惨白的工作人员急步跑上来扶着毛泽东问："主席，您。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毛泽东望着紧张失色的工作人员，故作轻松地拍了拍腿，"我这双腿。看来是不中用了哟！"说罢，毛泽东手扶花架，坐在了花坛的石阶上。
"我就在这里坐坐，没什么事。你们爱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
毛泽东向围拢过来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
当然，大家服从地散开了。但仍有两三个人在院子里"守候"老人家。毛泽东环顾一下周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极不情愿他人代劳和保护自己的毛泽东，毕竟这时已无法抗拒自身所处处体现的自然法则。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望着眼前这些曾一次次伴随自己旅居的桂树、樟木、枫林，毛泽东不由得从心底默诵出庾信《枯树赋》中的句子。
在长沙，毛泽东还曾驱车巡视长沙市容，以回忆、体味当年读书和开展革命斗争时的情景。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固然已无法再下到湘江"中流击水"，但他却连续5次秘密到市内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游时30分钟，用故乡之水舒展筋骨。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初，毛泽东从来自北京的医疗组的诊断报告中，得知了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的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告身边工作人员："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机要秘书按毛泽东的嘱咐，向中南海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达了在长沙的毛泽东的问候。
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305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深解毛泽东心态和苦楚的周恩来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
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他在长沙岳麓山下的休养。在向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九所宾馆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后，他乘上东进的专列，朝南昌方向驶去。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至于离长沙不远的故乡韶山，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本打算再去看看，以拜访那些日夜思念他的父老乡亲，并在父母墓前再表一回儿子的敬意。为此，韶山管理局和滴水洞别墅都已做好了接待的准备。
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再回到韶山。他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讲得周围的人不禁热泪盈眶。
应该说，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归故土。否则，从常理上讲，他无论如何也要回韶山一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乡韶山"养老送终"。
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
同年8月，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9月8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长沙打电话给滴水洞宾馆负责人："根据毛主席的愿望，中央决定安排毛主席于9月15日回韶山，计划在滴水洞住一段时间。请你们抓紧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但是，就在当天夜晚11时，滴水洞宾馆又接到紧急通知："接待毛主席的准备工作暂停。"
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唐由之以他精湛的医术，让历史巨人重见光明。见到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毛泽东自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后，当天便东进300公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市。
在南昌的3天里，毛泽东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2月5日）。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的成员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仍为新的军委常委会的主持人。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上，毛泽东仍将信任票投给了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而王洪文、张春桥二人不仅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实职或实权，不过徒有虚名而已。难怪王洪文曾对此慨叹："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即'四人帮'）手里。"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个举措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在他和周恩来都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把军权交给何人，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证明毛泽东此举具有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十分巧合的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关键性决定，恰恰是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1927年"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做出的。
2月5日，毛泽东从南昌启程向东，开始他下一段的行程。在经鹰潭、上饶、金华等地后，毛泽东将抵达浙江省会杭州-他此次"出巡"的最后一站。
建国后，杭州却成了毛泽东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从1953年12月毛泽东首次来杭开始，他几乎年年南下，回回到杭，有时一年内要来杭州几次。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毛泽东共计来杭40余次，是他外出所到次数最多的一个省会。为此，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起初，毛泽东来杭州住在紧靠西湖的丁家山下的刘庄。这里原是晚清举人刘学询的私人庄园，故名"刘庄"。园内的建筑设计、室内摆设和庭院风格等，都隐隐透出一种闽广格调。当年的刘庄，曾享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但因年久失修，古色古香的刘庄到建国初期已变得荒芜、破旧。
后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工作人员将这里进行了一番"改造"：在院内及后面的丁家山上垦荒种植，开辟出一块块茶林、果园、菜地。这样，全无生机的刘庄才开始变了样。每年春天，园里山上一片桃红梨白，花香沁脾；每临秋季，这里又一派收获景象，到处果实累累，招人喜爱。
然而，毛泽东在一次大发脾气之后，断然"告别"了这所充满生机的庭院。
那是1961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此前，毛泽东曾几次来杭州居住，为了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在这繁花似锦的山庄里，他竟没有沾过一次肉腥。1961年2月，当毛泽东再次来杭时，有关部门已将他住的"一号楼"进行了翻修。其工程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不过是依照原来建筑的式样做了部分修饰，换去了多年的朽木破瓦，新漆了门窗雕栏。根据毛泽东工作、生活需要，在主要厅室添置了一批新的家具设备，搞了较多的内装修，仅此而已。但不料这些"举动"已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内在的"标准"，引起他一顿雷霆震怒。
据说，毛泽东当天进到主宅"一号楼"，在转了一圈后，脸色变得铁青，目光吓人。他深思良久，猛地大吼一声："败家子！"回头便对机要秘书叶子龙一挥手，"我们走，不住这里了！"说完，大步跨出楼厅。从此，刘庄再难见毛泽东的身影。
毛泽东离开刘庄后，便搬进了他在杭州的另一处住所-汪庄。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宅院，位于西湖南岸，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住处仍称"一号楼"。
在杭州，毛泽东主持起草或审定过难以数计的重要文件、文章等。如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稿，就是他在杭州领导修订的。这类文稿审阅工作，一直伴随到毛泽东最后一次来杭。
在1966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1968年除外），毛泽东仍照例每年南下，每次都不忘来杭停留。在此期间，他曾借阅过《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文辞类》和《续古文辞类》等古籍以及《观堂集林》、《观堂别集》。惟有1971年9月，是毛泽东来杭未借任何书籍的一次"特殊例外"。当时，正值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因风云骤变，形势吃紧，毛泽东仅在杭州住了几天就离开了。
如果说，武汉的长江为毛泽东创下了他在建国后最多的游泳记录，那么，西湖周围的群山，则留下了毛泽东难以统计的攀缘的足迹。
从2月8日这天起，直到4月13日止，毛泽东在杭州共计留住两个月零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毛泽东晚年身体疾病比较多，其中眼睛的疾病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如今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朦胧的混浊，这对于一个领袖，而且是一个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到了杭州，毛泽东的眼睛基本失明，因为是白内障，还有手术的可能，然而这个手术的对象不是一般人，所以手术前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病历才确定了手术方案。主刀的医生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大夫。
因为春节放假，唐由之还在家里休假。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作为杭州人的他，知道他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杭州，可是到杭州来做什么呢？
这时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第二天要接见大家。大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顿时激动万分。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沙发里，头发花白，眼睛没有什么神采，穿着一件旧浴衣，浴衣上打着补丁。他还在疑惑：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吗？外面不是一直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吗？
他不禁想起1974年底的几次医学专家会诊，那时他们专家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
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个病人就是
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已经82岁了，还是努力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大家。那一天毛泽东正患感冒，唐由之忙抢步上前说："不敢当！不敢当！"但毛泽东还是执意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同张晓楼大夫握手时，诙谐地说："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于是专家们开始为毛泽东检查，诊断为白内障。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这回的任务要落在我头上了。"唐由之回忆说，"果然如此。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后来汪东兴叫我去上海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发现毛泽东的房间里除了彩电，其它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于是，他准备的医疗器械也全是国货。
准备好医疗器械，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
医学专家们就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七人医疗小组，由唐由之负责。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做出的。为了此事，中央政治局还开过许多次会议。那时周恩来已经患了膀胱癌，住在305医院，定下来后，他把唐由之叫到医院，详细地询问情况。"我切身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忘我的爱。周总理还要我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他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唐由之深情地回忆着。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阳光屋"手术室，进行消毒、准备。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毛泽东也开始为期十天的术前准备。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觉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服务员告诉他是唐由之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白菜、菠菜、白切肉，一盘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唐由之又一次去看毛泽东吃饭，毛泽东高兴了，说："唐由之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
十天过去，要做手术了。毛泽东作息不分昼夜，累了就睡，醒来就工作。晚上8点，毛泽东一觉醒来，唐由之进去请示毛泽东是否准备好了手术，他一挥手说："做！"于是大家忙起来。有人去通知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他们都在窗外看着。
手术室就设在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住宅里。手术前，毛泽东叫秘书打开留声机，他要听岳飞的《满江红》，这是由北方昆剧院著名演员演唱的词曲。
岳飞这首词是毛泽东平时最喜欢的诗词之一，它词韵工整，琅琅上口，充满了爱国英雄者的悲壮情怀和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
这次手术，毛泽东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明白，自己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即使是小手术，也可能引起意外事故。音乐声起，在场的人立即明白了主席的用意，他用这首词曲稳定自己和医生的情绪，同时也用这首激昂的旋律激励自己勇敢地面对死神的挑战。
他从局势走向隔壁的临时手术室，这首歌正好唱到高昂处，毛泽东用手有力地握紧搀扶他的工作人员的手，好像表达了他不可战胜的信心和力量。毛泽东平静地躺上了手术台，平静地等待医生的手术。悠扬的音乐在手术台前轻轻地回荡，空气开始缓缓流淌，像一条平静的河，把紧张的波浪慢慢熨平，直到手术进行了一半，工作人员才轻轻关掉机子。
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唐由之出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成功了，太好了！下一步一定要注意护理，不要有并发症。"
那天晚上唐由此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服务员说是唐大夫，毛泽东立即吟诗相迎：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原来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毛泽东幽默地借用了"花开花落两由之"的诗句，来融洽他与医护人员的感情，缩短与他们的距离。
五天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了。那天，毛泽东别提多么兴奋，他叫工作人员扶他出去，他要看看中南海的湖水，看看广阔的天空。那天，医务人员都流下了眼泪。这蜿蜒而下的泪水，像无声的音乐，随着敬爱领袖飞向蓝天的视线，无声地谱写在大地上。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后，唐由之再一次去主席那里探视。这一次唐由之腼腆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主席吟诵的诗，他不懂。想请主席写在纸上。
毛泽东听后，拿起笔，亲自把诗默写在纸上。没想到唐由之"得寸进尺"，又请求主席将名字写上，主席欣然应允，并签下自己的名字。毛泽东还满足了医疗组医务人员的愿望，和他们一起合影。末了，毛泽东说："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的手术。"
可惜毛泽东没有等到那一天，一年以后，他就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