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下午，重庆的九龙坡机场，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这时显得更为热闹非凡。为了迎接从延安来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各界人士早早地来到了机场，人人脸上都露出一种兴奋的神情。
但是，热情邀请毛泽东来重庆的蒋介石并没有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他的客人。他指派他的侍从室主任周至柔充当他的私人代表，到机场去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机场的候机室里，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文化界、新闻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
周至柔表现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他翘着二郎腿，仰坐着看着雕有彩色花纹的天花板。那种对谁都似乎不理不睬的神情，让记者们望而却步。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也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但是他不时微微地睁开眼睛，向两旁张望一下。
一位《大公报》的记者凑到邵力子跟前，递上名片，问道：“秘书长先生，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民众都希望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你觉得民众的希望会不会成为失望呢？”
邵力子毫无表情地答道：“我不是卜卦算命之人，不能预测未来将会怎样。我今天来机场，只是以我个人身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的。就我个人的愿望而言，当然是希望永久的和平。”
另外一些引人注目的人物要算张澜、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陈铭枢、左舜生、冷卸秋、李德全等人。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眉飞色舞地谈笑着。
“国共谈判，断断续续，已长达数年之久。过去的国共和谈，不过是我们这样的中间人在两头来回奔走，从中斡旋，因此，常常是劳而无功。这次不同了，毛先生亲自来和蒋先生商谈，许多问题就变得单纯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求大同存小异。”黄炎培对一位蓝眼睛的外国记者这样说。
张澜先生则被一位美联社记者纠缠住了：“你问我事前知不知道这次国共谈判之事，我只能如实奉告于你：至今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或者通知。就是说，国共和谈，各党各派是否参加，我不得而知。但是，不论我们参加与否，以我之见，只要国共双方开诚布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郭沫若是一位令蒋介石总感到不舒服的大文豪，他大声地对围在身边的记者们说：“我在候机室里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了。而重庆有几十家报社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派驻重庆的记者，他们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今天到机场的却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个人。其余的人都哪里去了呢？难道今天还有比毛先生来重庆更重要的消息需要他们报导吗？莫不是委员长又在召开什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等着他们去采访？”
随之而起的是一阵哄笑。
3点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重庆上空浓浓的云雾，带着自身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地降落在警戒森严的九龙坡机场跑道上。
候机室大门打开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几十名中外摄影记者，他们或胸挂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刹时便围着机身摆开了半圆的阵势。半圆中密密麻麻地站着美军宪兵和国民党宪兵，他们一面维持秩序，喊叫着要人们尽量远离舷梯，一面横冲直撞，没有忘记为自己占据一个距离机舱最近的位置。
舱门无声息地打开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头上戴着的考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紧随着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政治部长张治中。
张治中把站在舷梯侧旁的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与他握手。
周至柔毫无表情地说：“蒋主席已经预备好了黄山和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
“非常感谢！”毛泽东淡淡地一笑，继续向欢迎他的人群走去。
赫尔利却紧紧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既然记者先生们老用镜头对着我们，那就让他们拍个痛快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的镜头。”他又顺势将周恩来的胳膊也挽住。
摄影记者欣喜若狂，“辟辟啪啪”地一阵拍摄，镁光灯闪个不停。大约拍了二十多分钟，记者们方才停下来，赫尔利感到很满意，摸着他的小胡子朝毛泽东点头说：“简直是好莱坞！”
《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从人群中挤到了毛泽东的身旁。他是湖南人，和毛泽东亲切握手后，又用一口地道的湘潭家乡话互致问候。
“他是谁呀？和毛先生这样熟？”其他的人真有几分妒嫉了。
“啊，张老表，你好！”毛泽东不知在什么时候发现了人群里的张澜先生，大概是张澜那缕漂亮的银须太引人注目了。
“润之先生，你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张澜显然为毛泽东在众多的人中认出了他而万分高兴。
毛泽东拉住张澜的手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啊！”
周恩来从毛泽东身边绕过来，也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
中外记者们却不那么彬彬有礼，他们蜂拥到毛泽东身边，又是递名片，又是提问题，还有的远远就把手伸过去，急着要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派的代表如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则被挡在人墙之外，根本无法接近毛泽东。他们一个个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处境最为难堪的是沈钧儒，他年纪大，身体小，体力差，夹在人缝里无法动弹，但又不甘心受此窝囊气，口里不停地喊着：“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正在一旁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握手问候的周恩来，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敏捷地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高地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
果然，一下子把记者吸引过来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和各党各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品”，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讲话。毛泽东简短的书面讲话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计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1945年8月28日
外国记者们读毕这份油印的书面讲话，飞身跳上汽车，一溜烟赶进城里抢发新闻去了。
机场外面停着好几辆高级轿车。周至柔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来到轿车前，周至柔指着一辆崭新的篷车说：“这是蒋主席特别拨给毛先生使用的。”
“很感谢！”毛泽东礼貌地回了一句，脚步却偏偏绕过这辆篷车，而朝着侧旁那辆标有“美大使馆”字样的篷车走去。
跟在后面的赫尔利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赶紧上前，敏捷地为毛泽东拉开后座车门。当周恩来和张治中尾随毛泽东也坐了进来之后，他才拉开前座车门，坐在了司机侧旁的位置。
汽车慢慢地启动了。
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住宿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住在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里。那里地方好，设备也齐全。”
毛泽东摇摇头：“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住在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里呢！随便安排一个地方吧，我想总不会比延安差吧，啊？哈哈……”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住黄山别墅吧，住山洞林园也行，很凉快，很幽静。噢，这也是蒋主席的意思。”
毛泽东回过头来朝张治中一笑：“你是国民党的政治部长，政治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任性的。我在延安就跟你打过招呼了，到了重庆以后，国民党的车子我不坐，国民党的房子我不住。所以呀，我还是去住我们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改日再去黄山与山洞歇凉，你看好吗？”
张治中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说：“不行，你们那地方很偏，路也不好走，而且周围的环境也不好。如果润之先生不嫌弃，可以上我的上清寺桂园去住。”
这个住处最合周恩来的心意。毛泽东要来重庆，周恩来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重庆这个地方，周恩来最熟悉不过了。他为毛泽东设想了几个住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他甚至想到把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让出来给毛泽东住，但地方太狭小局促，不利于接送往来的客人。张治中的官邸却很合适，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适用，又在马路旁边，汽车进出很方便。于是周恩来赶紧接过张治中的话说：“文白先生要尽地主之谊，吾等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是贸然入府，惊动老小，实在是过意不去。”
“恩来先生与我在黄埔共事多年，自认私交尚厚，今日如何说这些见外的话。”张治中恳切地说，“为着有机会在自己家里接待润之先生、恩来先生，我在去延安之前便已腾出桂园，让夫人带着孩子上别处去住了。”
毛泽东显然被张治中真挚的友情所感动，他侧过身来握住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先生如此隆情厚义，我毛泽东只好领情了。不过，尊夫人和孩子们是被我撵走的，我还得寻个机会当面向他们致歉才是！”
“我一定召集全家拜见你们。”张治中笑道，“尤其是让我的孩子们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汽车很快就到了桂园，留守在张公馆的警卫人员慌忙开了大门。
当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步入客厅的时候，动作麻利的保姆把刚泡的盖碗茶端了过来。
毛泽东宽了外衣，露出里面洁白的衬衫。然而，就在他将手中的中山服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时候，茶几上的一只茶杯被他碰倒了，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破碎的声音。
显然毛泽东很不适应这种讲究的生活。他慌忙伸出手来，想把茶几上的茶叶统统抹到自己的另一只手中。但是，张治中笑眯眯地制止了他：“润之先生，这不是你做的事情……”
保姆把毛泽东的中山服挂在了侧旁的衣架上，然后为他端来了另一杯盖碗茶。
毛泽东这才坐了下去，但仍觉得不习惯，眼前客厅里的吊灯、角柜、壁炉、广漆地板，以及其它考究的生活用品，对他来说真是太陌生了。他过惯了延安自由自在的生活。
毛泽东和张治中还未来得及寒暄，从客厅门口拥进十几名报社的记者，他们勇敢地直向毛泽东奔来。
“我是《新民报》记者，”一位中年男子捷足先登，远远地就冲着毛泽东说道：“我能够向毛先生请教几个问题吗？”
不等毛泽东回答，这位记者先生便独自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日本投降，八年艰苦的抗战终于结出了胜利之果，但同时也发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时，军事问题掩盖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却必须解决了……”
“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呀？”毛泽东听了半天，不见他提出问题，便忍不住反问道。
“啊，对了，譬如复员、整军、实施宪政……都是一些与团结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
毛泽东点点头：“都是团结的问题。”
“对，都是团结的问题，”记者见毛泽东表示出兴趣，便不客气地宣讲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则胜利的钟声可能变成内战的警号！如何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呢，当然需要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努力。但最最主要的，还是国共两党，因为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狼烟的点燃取决于国共两党。”
“记者先生，依照你的高见，如何才能不导致内战呢？”毛泽东显得很有涵养地问。
《新民报》记者看了毛泽东一眼，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关键是国共两党要有和谈的诚意，谁也别谋划着吃掉谁。如果中国能成立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那是最好不过了。请问毛先生是否有和蒋先生合作的诚意呢？”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我如果没有这个诚意，就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蒋先生是哪里也没有跑，你可以问问他，他有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没有？”
记者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然后又抬起头说：“我相信毛先生是有诚意的。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种谈判的具体结果是怎样，但可以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将立刻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因此，我们感到这次谈判的时机特别重要。毛先生也有这种感觉吗？”
毛泽东直言以告说：“我的感觉是你的思路有些混乱。谈判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时机，只要双方心诚，任何时候都是好的时机，如果没有诚意，则选择金秋季节也是枉然。你觉得现在时机好吗？这么热，这么多浓雾，你受得了吗？”
旁边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女记者被毛泽东的话逗得格格直笑，她大概觉得毛泽东挺风趣。
“我是《大公报》记者。”女记者不失时机地递给毛泽东一张名片，“毛先生，我也是湖南人哩。”
“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毛泽东微笑着，“你这个小老乡有什么问题呀？”
女记者正欲开口，一直在外面忙碌的张治中走了进来：“润之先生，我给蒋主席去了电话，蒋主席在电话里说，今晚8点，他在山洞官邸设宴为你、恩来先生和王若飞先生洗尘，还望你们几位能准时出席。”
“还邀请了哪些人呢？”毛泽东很随便地问了一句。
张治中不加思索地回答说：“邵力子先生、周至柔将军以及我，自然是要作陪的。另外，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也要来。哦，大概还有美国朋友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