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在断头台上口传给儿子的遗嘱是：“记住，花生米与豆腐干一起吃，能嚼出火腿的滋味。”和我们读过的一些革命烈士的绝命诗相比，此公是否显得太“小资情调”了？我如果不了解其为人，说不定会以为这是有什么弦外之音的暗语呢。其实这位批注了《水浒传》的大才子，只是在教诲后人：应该尽可能地享受生活，梦想的大餐，亦可以在条件有限的现实中寻找到替代品……这个跟火腿有关的典故，知道的人太多，有点滥了。估计也就不灵验了。
相比而言，我倒是觉得袁枚说得更好：“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火腿。”他写过一本不薄的《随园食单》，应该属于权威人士了。拿状元来比拟火腿，也只有科举时代的文人，能以如此巧妙的形式赞美。而且他强调了：真正的好火腿，比超越了芸芸众生的状元还要难得，那相当于天才的境界了？袁枚对火腿的讴歌，会让状元们脸红的，更别提那些举人或秀才什么的了。他们只能算是红烧肉吧？
最正宗的火腿是金华火腿，据说制作的工艺极其复杂：“所腌之盐必台盐，所熏之烟必松烟。”但这是很值得的金华因为火腿而出名了。如果没有火腿的话，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金华在哪里。中国人，能够把熏腊的制品做得比鲜肉还要好吃，也真有本事。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是煞费苦心的。
我想，一篇好文章、一首诗，也应该像一具好火腿的诞生一样艰难，饱受艺术的熏陶与时光的考验。譬如读遗留下来的唐诗、宋词，我总要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尝，从中获得火腿般的风味。由此可见，那些被淘汰的篇目，总有被淘汰的原因。好东西总是不可多得的。袁枚本人就是个诗人，我想把他的话稍加篡改：“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诗人。”他肯定也不会反对。
在南京，路过随园的遗址（上海路与珠江路交界处，有一座小仓山），我总要想起袁枚。他在此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随园诗话》，一本叫《随园食单》。他同时奠定了自己的双重身份：诗人兼美食家。看来大雅就是大俗，大俗就是大雅。袁枚：清朝的大诗人，南京的大厨师。他像炒菜一样写诗（讲究色香味俱全），像写诗一样编撰菜谱（文采飞扬）。随园又是袁枚的大观园。他“大收女弟子，多讨姨太太”，成了诗坛的贾宝玉。据说他八十高龄了，还写诗抗议当时的官府禁秦淮妓：“三皇也有洪妓，曾载《康熙字典》中。”此种风范，在西方同行中恐怕只有歌德才能比拟……
就是这个放浪形骸的袁枚，偏偏对火腿情有独钟，并且通过对火腿的褒扬而贬低了循规蹈矩的状元。也真亏他能想得出来。
好在他不乏知音。读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汪曾棋乃至张中行等人的散文，我都能闻见随园的气息——或者说火腿的气息。他们都是袁枚的徒子徒孙。这一系列闲适的作家，走的都不是文科状元的道路。看来靠八股文，是熏陶不出好火腿的。
梁实秋还特意写过一篇以《火腿》为题的文章：“一九二六年冬，某日吴梅先生宴东南大学同仁至南京北方全，予亦叨陪。席间上清蒸火腿一色，盛以高边大瓷盘，取火腿最精部分，切成半寸见方高寸许之小块，二三十块矗立于盘中，纯由醇酿花雕蒸制熟透，味之鲜美无与伦比。先生微酡，击案高歌，盛会难忘，于今已有半个世纪有余。”而这对于他个人来说，也相当于半辈子了。火腿的滋味，几乎可以蔓延他的一生。况且他是在台湾孤岛上，回忆大陆的火腿，思念中的火腿肯定比黄金制作的还要昂贵。
梁实秋还说，火腿是南方人的至爱，北方人不懂吃火腿，嫌火腿有一股陈腐的油腻涩味，总觉得没有清酱肉爽口……不知这是什么原因？由此也约莫可以推算出两者审美观与价值观的区别。追求空灵虚幻的闲适文人，还是适宜生存在南方。北京人是务实的，他们或许更重视状元。而清酱肉就是他们的状元。梁实秋并不排斥清酱肉，但他还是为火腿做了适当的辩护：“只是清酱肉要输火腿特有的一段香。”这种绕梁的余香正是火腿的奥妙。
在江南，走进任何一家腊货店，我都能看见挂满墙上的带有红木的质感的火腿。恍惚之间，我会误以为走进了乐器店，一具具生硬的火腿简直不像是食物，而如同辉煌飞天反弹的琵琶。丝路花雨早已停了，仙女们也都飞走了，只留下了她们古色古香的乐器，在无休无止地撩拨着我的想象……火腿，仿佛历经了千锤百炼。
我很庆幸自己是个南方人。我很庆幸自己与袁枚等人有着同样的嗜好。我至今仍把火腿奉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经典。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