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忍处世经典
中华处世经典
好恶是有一些层次的。出于公心，由于公众的利益喜欢一件事或一个人，是有德之人，同样为了公众的理由去厌恶一个人或一件事，他的厌恶是正确的。对于他人对自己的赞赏和鄙视，要正确地加以分析，看看称赞自己的是什么人，厌恶自己的又是什么人。如果每每赞扬自己的是世上的小人，他们对你的喜爱是可怕的，正说明你自身有不少问题。而赞扬你的是正人君人，那说明你的确是行得正走得直的人。厌恶你的是小人，说明你的为人行事是出于公心，你是贤人。厌恶你的是正人君子，你自己就要去查找自己的行为到底有哪些失误之处，引以为戒。人的好恶从内容看也有高低之分。献身公众事业，乐于从事对社会，对他人有利的工作，这种爱好是高层次的。如果一个人所喜所恋所嗜所好的是奇珍异宝，他必定会玩物丧志。一个人如果贪图的是金银财物，他就会变成一个守财奴。这种爱好是低层次的。下面我们来看看各种不同层次的爱好带给人不同的结果的例子。
晋人华卓，字茂世，为吏部郎。年轻时举止放荡，特别喜欢喝酒，曾说：“得到美酒数百斛，享有四季的美味。左手拿酒杯，右手抓蟹螯，漂荡在酒缸里，这一生也知足了。”有一天，邻居家酿的酒熟了，他晚上跑到酒瓮边偷酒喝，被酿酒人看到，捆了起来。邻居第二天一看，原来是华卓，就放了他。他后来因喝酒而被撤职。这种生活中的爱好，看来好像平常，但其后果影响人一生的政治前途。
人的情感往往能够左右人的行动。对人不要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喜好或厌恶的心态，要不然好恶不忍，会带来灾祸。人的感情也有一种迁移，这种迁移作用使得人因为喜欢某人某事也连带喜欢和他有关的人或事物。正是因为这种移情作用，也能使人见物生情，触景生情，总是记着以前别人的过错或是对自己的侮辱，从而更加厌恶以往的恶交。这都是不知道什么是人的真正好恶，应当保留哪些爱好，应该厌恶什么事情的结果。
东汉桓帝时，有个叫左原的，是陈留人。他是郡学的学生，曾经由于犯法，被开除了。
郭林宗曾经在路上碰到他，便安排酒席来安慰他。郭林宗对他说：“从前颜涿聚是梁甫的大强盗，段干木是晋国的马贩子，最后，分别成了齐国的忠臣和魏国的贤士。希望你不要气愤，要反省反省自己的过错。”左原接受他的劝告之后走了。那时有人讽刺郭林宗和恶人不绝交，他却说：“人如果不仁义，你还那么厌恶他，是会出乱子的。”左原后来忽然心生怨恨，结交侠客，想报复太学里的人。刚好事发这天，郭林宗正在太学里，左原感到辜负了他的教训，于是就走了。左原接受林宗的教诲，而除去了对太学的仇恨。所以说：
“使恶人能被仁义感动，就能免去他年之祸。”这才是懂得厌恶要忍的好例子。不是郭林宗忍住自己讨厌恶人之心，诲教于左原，左原杀入太学是极有可能的。正是郭林宗拯救了左原，也以自己忍厌恶的行为，救了太学里面的人。
晋代孔群，性情豪爽。当时苏峻到建康，很宠信匡术。一天，孔群和哥哥孔愉同行，走到横塘，遇到了匡术。孔愉停下来对孔群说：“先前根本没有听说过匡术。”匡术由此大为愤怒，要杀孔愉，孔愉经过孔群营救才没有被杀。后来苏峻由于造反，被朝廷杀了。王导保护了匡术。在一次宴会上，王导让匡术向孔群劝酒，以消除横塘之事的嫌隙，孔群回答说：
“虽然春天来了，气候暖和，老鹰变成了斑鸠，认识他的人，还是恨他的眼睛。”
《论语》上记录过孔子说的话：“有不仁义的人，你要是恨他恨得过度，便会出乱子。
”意思是厌恶不仁不义的人，如果过度，使他无地自容，没有办法，他就会造成大乱。
东汉陈仲弓，颖川许人，有志向，好学习。先作颖川郡功曹，后来为太丘长。灵帝初年，碰上中常侍张让的父亲死了，归葬颖川，虽然全郡的人都去吊丧，但名士中只有陈仲弓一个人去吊丧。后来发生了党锢之祸，大杀名士，张让对当年陈仲弓的行为很感激，因此放了许多名士。
虽然陈仲弓知道张让这个人名声不好，名士不愿与之结交，但他也深知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正直之士连有恶名的人都不敢去交往，怎么去改变他，影响他？而世界之大，比张让坏得多的人大有人在。今天自己对张让的尊敬，满足了他的一点虚荣心，也就有可能免去他对很多人的祸事。这样的厌恶之忍，忍得好。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无论哪个朝代，帝王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帝王。帝王的口是“金口”，帝王的话是“圣旨”，不能更改和违抗。别人给他提意见时，若是高兴，可能会接受，要是听不入耳，发起脾气来，说声“斩”，便会人头落地。所以，作为臣子，在给帝王们提意见的事情上就大有文章可作了。你能不能提出有份量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说明你能干不能干；你敢不敢提意见和建议，可以看出你忠诚不忠诚。
从古至今，多少忠臣谋士敢于犯颜进谏，慷慨陈辞，悲壮地倒在王宫门外，留下很多供后人传颂的美名。然而帝王并不因此醒悟而纳谏，国家当然也不会因此而强盛进步。可见这样“文臣死谏”也并不见得好。
两千多年前的邹忌很聪明，他向君王提意见的方法很巧妙，保全了自己又发挥了作用。
齐威王二十一年，邹忌以弹琴的方法来论述治国方略，威王很受启发，特别高兴，当即将这位布衣百姓封为成侯，任命为相国。
西汉末年的王商，字子威，原籍涿郡蠡吾，后来全家迁居杜陵。王商的父亲和伯父都因为是汉宣帝的国舅，而被册封为侯。王商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显贵尊荣的外戚之家。
王商长大后，凭着望族之后的身份，入太子宫做了中庶子。他为人处事，宽仁厚道，持重严谨，从无丝毫苟且，很受当时社会舆论的推崇。王商的父亲死后，他作为长子当然地承嗣了父亲的侯爵，却把父亲留下的大量财产尽数分给了几个异母弟弟。王商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朝一直官运亨通。但是，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却与王商有矛盾。王凤是一个专权骄横的人，其行为常常越礼逾制，王商对他很看不惯，认为有害政风民俗，遂时常加以抨击。王凤知道后，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实际上渐渐与王商疏远了。汉成帝建始二年的秋天，关内大雨霖霖，一下就是40多天，京城长安也久久笼罩在一片淫雨之中。
一天，长安城中的老百姓，突然间惊恐不安起来，大家纷纷传言，大水就要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长安将被大水淹没的传说，愈传愈凶，愈说愈“真”。城中老百姓惊惶失措，各自携老带小，奔向城外高地。一时间，东西南北，行人乱窜，相互踩踏，呼喊号啕，整个长安城乱作一团。
长安街面大乱的消息，飞快传到了宫中。汉成帝接到宫使报告，驾车来到未央宫前殿，下诏召集百官公卿议论处置办法。大将军王凤对大水恶言轻听轻信，不假思索即率先上言献策，他建议成帝、太后以及皇帝后宫的嫔妃们立刻上船避“水”。王凤的建议获得朝内大多数官员的赞同，就像这水就在眼前，不避就会被马上淹没似的。这时，王商站了出来。他认为王凤没有经过实地勘验，即决定迁宫避“水”，是草率而没有道理的。他对成帝说道：“自古以来，即使不守天道的昏君之邦，也没有见过大雨能淹没城郭的。今天，我皇朝政治祥和，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试问凭什么道理，这雨水会突然暴发到如此地步？臣以为，大水将至的消息必是讹传。现在城中百姓已惊惶不安，宫廷再下诏迁移，更是增加混乱。
此策缺乏斟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败事有余。”汉成帝向来推崇王商断事，这会儿逐渐冷静下来，也觉得王商的议论合情合理，于是没有采用王凤的意见，只是派出十来个宫使出去打探究竟。
长安城中的官吏百姓，远望宫城内外，一直没有一点动静。他们心想天子还安坐在那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恐慌，于是慢慢停止了冲突，混乱一时的长安城逐渐安静下来。这边成帝派出的宫使打听情况回来说，“大水将至”的确是没有根据的谣言。成帝由此更加佩服王商临事不乱，能清醒地对待问题，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要是按着王凤的建议，皇帝带头逃避“水”祸，那么百姓就会按着上边的样子去做，那全国就会混乱不堪。王商劝诫汉成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行事，因他深知帝王的爱好、行为都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忍住自己一时的冲动，不要盲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二、用人不求全——苟察之忍
宋朝的范仲淹，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他在用人的时候，主要是取人的气节而不计较人的细微不足。范仲淹做元帅的时候，招聚的幕僚，有些是犯了罪过被朝廷贬官的，有些是由于犯了罪被流放的，这些人被任用后，不少人很疑惑。范仲淹则认为：“有才能没有过错的人，朝廷自当要重用他们。但世界上没有完人，如果有人确实是栋梁之才，仅仅因为他的一点小毛病，或是因为做官议论朝政而遭祸，不看其主要方面，不靠一些特殊手段起用他们，他们就成了废人了。”尽管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范仲淹只看其主流，他所使用的人大多是有用之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有过能改，不再犯过。所以用人，用有过之人也是常事，应该看到他的过错只不过是偶然的，他的本质是好的。《尚书伊训》中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话，是说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求全责备，检查约束自己的时候，也许还不如别人。苛求别人、怎么去做的时候，应该首先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得到。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共同做好工作。一味地苛求，就办不好任何事。《荀子非相》中说：“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而用。度己以绳，故是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以地，所以能宽容，固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是说人应当以道德的准绳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对待别人就要像船工拽船那样接引乘客登舟。严己宽人，才能成就大事。如果一味抓住别人的过失，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势，到头来，只能是孤立了自己。古人说：“水太清则无鱼，人太察则无徒。瑾瑜匿瑕，川泽纳污。其政察察，斯民缺缺。老子此言，可以为法。
苛政不亲，烦苦伤恩，虽出鄙语，薛宣长乘。称柴而爨，数米而炊；擘肌折骨，吹毛求疵。
如此用之，亲戚叛之。古之君子，于有过中求无过，所以天下无怨恶。今之君子，于无过中求有过，使民手足无所措。”这段话是说，水如果太清了就不会有鱼，人如果太计较了就不会有朋友。美玉里都隐藏着瑕疵，江河中容纳有污浊。政治太严苛，人民就狡黠。老子的这番话，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苛刻的政治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产生矛盾，百姓烦怨哀苦，政府就会丧失老百姓的拥戴。薛宣虽以此俗语规劝帝王，却有大臣的祥德之气。每次称了薪柴的斤两烧火，数着米粒煮饭，虽然计算得精细，却不免吹毛求疵。如果这样治理国家，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会背叛他。古代的君子，能在别人的过错中寻找无错的地方，所以天下的人们无所怨恨。现在的君子，欲在没有过错的人身上找出错误，使百姓觉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孔子家语》中孔子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在帽子上挂上垂旒，为的是挡住视线。塞住耳朵，为的是让听觉模糊。水如果太清了就不会有鱼，人如果太认真了就不会有朋友。”不是不听不看，而是不去听得那么“认真”，看得过分的清楚，糊涂一点（尤其是对他人的短处）也未必不是好事。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伯宗对晋侯景公说：“谚语说：衡量事物的标准应当放在心里，大河里会容纳污泥，深山里会隐藏疾病，美玉中也有瑕疵，国君能够容忍一切，这才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国君虽然尊贵，也时常要容忍不很荣誉的事，这是自然的道理，这是由于小错误并没有伤害大的德行。
西汉的薛宣，字赣君，东海剡人。大将军王凤听说他有才干，推荐他做了长安令，于是他因治理有方而扬名。汉成帝继位后，薛宣做了中丞，上书议论当时朝政得与失，曾经说：
“政治太苛刻、严谨，一般问题都出在刺史身上，有的不按法律行事，做什么事都自作主张，甚至拉帮结派，听信谗言努力寻找部下和老百姓的毛病。俗语说：“如果政治太苛刻，人与人之间就不和睦，也会丧失老百姓的拥戴。”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苛察之忍，集中起来说不外乎三点：一是对人不求全责备，用人之长；二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三是对人民的统治应该是宽仁而不是残酷。
对于什么事，只去注重其每个环节是否细致，但是却忘记了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一件件事处理起来，时间紧不够用的不说，更有可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古人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例如南梁的常侍贺琛，向梁武帝陈述四件事情，其中第三条就是：“各级官僚，不讨论国家大事，只知道吹毛求疵，条分缕析，以钻牛角尖为本事，以绳守条款为工作，表面上看好像是对国家有利，实际上是为自己树立威信，以作威作福。弊端和奸滑的大量出现，其根源就在这里。每天埋头于这之中看似兢兢业业，却只是在做无用功。而且只看到了别人的短处，看不到他人的优势。实际上君子对待别人应该在错误中找出不错的地方，不应当在没有错误的人身上找错误。”邹浩是宋朝的太学博士。宋徽宗时为右正言，被贬昭州。大观年间，升为龙图待制。宋人张驿说：“邹浩因为坚决劝谏而获罪，他被怀疑图谋想做个名士。”本来人家是按着自己的本职去工作，不过是上了几封奏折，劝谏了几句，就有人开始检查他的行为的目的，怀疑人家行为的动机，这样谁还敢干事呢？
齐国相国田婴门下，有个叫齐貌辨的食客，他生活不拘小节，我行我素，常常犯些小毛病，搞得人家很不愉快，人见人厌。门客中有个士尉劝田婴不要与这样的人打交道，田婴不听，那士尉便告别田婴另投他处了。为这事门客们都愤愤不平，田婴却不以为然。田婴的儿子孟尝君便暗里劝父亲说：“齐貌辨实在讨厌，你不赶他走，倒让士尉走了，大家对此都议论纷纷。”
田婴一听，勃然大怒，吼道：“我真想宰了你们。我看我们家里没有谁比得上齐貌辨。
”这一吼，吓得孟尝君和门客们大气都不敢出。齐貌辨到底有什么能耐呢？大家不知道。而田婴对他却更客气了，住处吃用都是上等的，并派长子伺奉他，给他以特别的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