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
谢灵运（385年～433年），南朝宋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移籍会稽（今属绍兴）。他是谢玄的孙子，袭爵封康乐公，后世习惯称他为谢康乐。入宋，曾任永永嘉太守、侍中，居官不理民事，寄情山水。原集已佚，今有《谢康乐集》等明人辑本。
寄情山水
谢灵运出生于会稽始宁，出生后不久就寄养在钱塘杜家，15岁时回到建康，所以小名叫客儿，后世又称之为谢客。
谢灵运在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其才学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和谢瞻、谢晦等从兄弟齐足并驰，成为谢氏族中一时之秀。他工书画、擅诗文，“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颇为清高自负，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出仕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次年，豫州刺史刘毅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以谢灵运为记室参军。刘毅与刘裕同属北府兵将领，刘毅名位略次于刘裕，后来势力扩大，渐至对峙抗衡。在二刘对抗的过程中，谢混支持刘毅。义熙八年，谢混为刘裕所杀。九年，刘毅兵败自杀。但刘裕对谢氏家族仍然采取优容拉拢的态度，以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义熙十二年，谢灵运又为骠骑将军刘道怜的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是年，刘裕北伐后秦，谢灵运奉使至彭城慰劳。两年以后，再次到彭城慰劳刘裕。不久，因为杀死门人，被免官。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国号宋，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于在政治上不得志，谢灵运寄情山水，每次出游，随从数百人创作很多山水诗，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他描写山水，着意于欣赏、刻画，注重词藻，由他开始，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诸大家，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营养。谢灵运的文，成就不能和诗相提并论，最著名的是《山居赋》。除诗文创作以外，谢灵运还兼通史学，工于书法，曾奉诏撰《晋书》。
《隋书·经籍志》、《晋书》录有谢灵运著作，尚有《谢灵运集》等14种。明代李献吉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竑刊刻为《谢康乐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谢康乐集》二卷。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有辑录。黄节有《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校订排印。
谢诗特点
谢灵运描写山水景物，主要依据遊览时所历所见，用清新自然当时相当陌生化的一类语言，加以客观写实，精细描绘。所以在他笔下所呈现出的自然景物，是客观的独立存在于人境之外的，从而独具魅力。在他的笔下，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物就是物，山水作为视觉图形是完全用不着作者诠释的，当一个诗人在1500多年前，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样的高度，是难能可贵的。
在诗歌史上，常常陶谢并称，然而，谢诗与陶诗的风格截然不同，陶对于自然，多采用内视角和全知全能的俯视角，在物中注入较多的主观意念，表現意境。他写飞鸟必不是飞鸟，他写田园必不是田园，所谓言在此而意归彼。
从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可以隐约看出谢诗独具的艺术魅力、高超的技巧和让事物说话的纯粹态度：“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瞻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此诗以“还”为线索，写了一天的行踪。但叙述并不根据事件本身的逻辑或连续性，前四句，是经由湖光山色（物）的冲击后，诗人所感受到的愉悦、迷醉和快感，诗人对时间事件反复回味，一系列的感觉组合，造成了共时性的存在。这本是“还”后的感觉，但作者由此预叙起笔，使叙述时间发生跳跃，在谢诗的叙述中，常常有一种看似迷离无序的风格，时间一会倒溯，一会顺流，时间事件像积木一样随意组合，极尽叙述变化之能，这种处理带来了诗歌内在节奏的变化。五、六句，进入回忆性质的追溯，在这里，承递，转折和跨越极为自然、美妙。“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诗人以这种朝暮句式（朝如何如何，暮如何如何，这一句式被后来的李白经常采用），对一天的历时和纵向叙述进行了有意味的简化，通过略写，一笔带过，制造了某种留空的意味。最后四句，是行役所经，途中所见，在诗人信手拈来之时，诗歌已经由历时走向共时，由纵向叙述转为即时的横向性描述。
推重诗歌外形上的视觉空间感，将时间艺术转换成空间艺术，把一切彻底空间化，这是后现代最终极、同时也最一般的特征。在谢灵运诗歌中，这种运用已是十分娴熟，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一类写秋天和冬去春来的诗句，显得非常博大广阔、深邃幽远、变化多端、清丽秀美。把握谢诗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那种空间感和共时性的呈现。在这个诗歌最后，作者写黄昏之时，钩深索隐，穷态极妍，在读者面前，茫茫暮色和淡淡云霞明灭聚散，芰荷重重叠叠，蒲稗相依摇动。诗人以细微、具体、真切的详写，达到强化共时性和空间的效果。透过他轻逸流动的文字，自然之物的光影、色彩、动态、温湿度得到完全彻底的释放。
谢灵运创作的高潮期是在宋永初三年～四年。422年，刘裕死，少帝即位，谢灵运被权臣排挤出京，任永嘉郡太守。这年夏天，谢灵运38岁，离开政治中心，往当时尚是偏远之地的永嘉（今温州）奔去，一路在诗歌的道路上狂奔。赴任途中，当时是沿富春江溯流而上，经桐庐转婺江而达金华，然后舍舟登岸，陆行至青田，再顺流东下，直抵永嘉。富春江山水天下独绝，这一路上景色秀丽，风光明媚，大大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他的名作“七里濑”以及“初往新安桐庐口”、“夜发石关亭”等，都是在这次旅途中创作的。抵永嘉后，大病一场，次年春痊愈后，无为而治，不问政事，纵情游览名山胜水，直到一年后称疾去职，回上虞东山隐居。几乎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诗人踏遍了瓯江南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一批自然山水杰作。“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彪炳于中国古典诗史，传诵于代代读者之口。始时，中国山水诗在一个旷世奇才的失意之中诞生，诗史的帷幕，至此真正拉开。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记述了谢灵运在温州任职时的情形：“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沈约的传记不可全信，至少在谢灵运的一首诗中，表现了他对当地民生的关心，“民间听讼，不复关怀”之说并不成立。
在这首《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中，谢灵运写道：“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机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州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西京。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
谢灵运在北雁荡山也曾作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首：“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去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迳复，乘流玩回转。苹苹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学识渊博，受人敬重。
祖冲之公元429年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在青年时代祖冲之就博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公元461年，他在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府里从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公元464年他调至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任县令。在此期间他编制了《大明历》，计算了圆周率。宋朝末年，祖冲之回到建康任谒者仆射，此后直到宋灭亡一段时间后，他花了较大精力来研究机械制造。公元494年到498年之间，他在南齐朝廷担任长水校尉一职，受四品俸禄。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公元500年祖冲之在他72岁时去世。
祖冲之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技术三个领域。此外祖冲之精通音律，擅长下棋，还写有小说《述异记》。祖冲之著述很多，但大多都已失传。祖冲之是一位少有的博学多才的人物。
推行历法
祖冲之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天文方面的贡献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及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中。
在祖冲之之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存在很大的差误。于是祖冲之着手制定新的历法，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他编制成了《大明历》。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能采用，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510年）才正式颁布施行。《大明历》的主要成就如下：
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岁差的引入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
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
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
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436年）到大明三年（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
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
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
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古代科学家，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将小行星1888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
计算圆周率
求算圆周率的值是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许多数学家都致力于圆周率的计算，而公元5世纪祖冲之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圆周率计算的一个跃进。祖冲之经过刻苦钻研，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科学家的优秀成果。他对于圆周率的研究，就是他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突出贡献。祖冲之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推算值，用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祖冲之圆周率”，简称“祖率”。
什么是圆周率呢？圆有它的圆周和圆心，从圆周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称为半径，半径加倍就是直径。直径是一条经过圆心的线段，圆周是一条弧线，弧线是直线的多少倍，在数学上叫做圆周率。简单说，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与它直径之间的比，它是一个常数，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为算式355÷113所得。在天文历法方面和生产实践当中，凡是牵涉到圆的一切问题，都要使用圆周率来推算。
如何正确地推求圆周率的数值，是世界数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古代数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研究也很早。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就提出径一周三的古率，定圆周率为三，即圆周长是直径长的三倍。此后，经过历代数学家的相继探索，推算出的圆周率数值日益精确。西汉末年刘歆在为王莽设计制作圆形铜斛（一种量器）的过程中，发现直径为一、圆周为三的古率过于粗略，经过进一步的推算，求得圆周率的数值为3.1547.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推算出的圆周率值为3.162.三国时，数学家王蕃推算出的圆周率数值为3.155.魏晋之际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创立了新的推算圆周率的方法——割圆术。他设圆的半径为1，把圆周六等分，作圆的内接正六边形，用勾股定理求出这个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然后依次作内接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至圆内接一百九十二边形时，得出它的边长和为6.282048，而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它的边长就越接近圆的实际周长，所以此时圆周率的值为边长除以2，其近似值为3.14；并且说明这个数值比圆周率实际数值要小一些。在割圆术中，刘徽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他所创立的割圆木，是探求圆周率数值的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后人为纪念刘徽的这一功绩，把他求得的圆周率数值称为“徽率”或称“徽术”。
刘徽以后，探求圆周率有成就的学者，先后有南朝时代的何承天，皮延3.14.以上的科学家都为圆周率的研究推算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和祖冲之的圆周率比较起来，就逊色多了。
祖冲之认为自秦汉以至魏晋的数百年中研究圆周率成绩最大的学者是刘徽，但并未达到精确的程度，于是他进一步精益钻研，去探求更精确的数值。它研究和计算的结果，证明圆周率应该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来表示。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人。直到一千年后，这个记录才被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法国数学家维叶特所打破。祖冲之提出的“密率”，也是直到一千年以后，才由德国称之为“安托尼兹率”，还有别有用心的人说祖冲之圆周率是在明朝末年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后伪造的。这是有意的捏造。记载祖冲之对圆周率研究情况的古籍是成书于唐代的史书《隋书》，而现传的《隋书》有元朝大德丙午年（1306年）的刊本，其中就有和其他现传版本一样的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记载，事在明朝末年前三百余年。而且还有不少明朝之前的数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祖冲之的圆周率，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祖冲之在圆周率研究方面卓越的成就。
那么，祖冲之是如何取得这样重大的科学成就呢？可以肯定，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从当时的数学水平来看，祖冲之很可能是继承了刘徽所创立和首先使用的割圆术，并且加以发展，因此获得了超越前人的重大成就。在前面，我们提到割圆术时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结论：圆内接正n边形的边数越多，各边长的总和就越接近圆周的实际长度。但因为它是内接的，又不可能把边数增加到无限多，所以边长总和永远小于圆周。
祖冲之按照刘徽的割圆术之法，设了一个直径为一丈的圆，在圆内切割计算。当他切割到圆的内接一百九十二边形时，得到了“徽率”的数值。但他没有满足，继续切割，作了三百八十四边形、七百六十八边形……一直切割到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依次求出每个内接正多边形的边长。最后求得直径为一丈的圆，它的圆周长度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之间，上面的那些长度单位我们现在已不再通用，但换句话说：如果圆的直径为1，那么圆周小于3.1415927、大大不到千万分之一，它们的提出，大大方便了计算和实际应用。
要作出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一项极为细致而艰巨的脑力劳动。我们知道，在祖冲之那个时代，算盘还未出现，人们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叫算筹，它是一根根几寸长的方形或扁形的小棍子，有竹、木、铁、玉等各种材料制成。通过对算筹的不同摆法，来表示各种数目，叫做筹算法。如果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摆放的面积就越大。用算筹来计算不象用笔，笔算可以留在纸上，而筹算每计算完一次就得重新摆动以进行新的计算；只能用笔记下计算结果，而无法得到较为直观的图形与算式。因此只要一有差错，比如算筹被碰偏了或者计算中出现了错误，就只能从头开始。要求得祖冲之圆周率的数值，就需要对九位有效数字的小数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等十多个步骤的计算，而每个步骤都要反复进行十几次，开方运算有50次，最后计算出的数字达到小数点后十六、七位。今天，即使用算盘和纸笔来完成这些计算，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让我们想一想，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时代，一位中年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手中不停地算呀、记呀，还要经常地重新摆放数以万计的算筹，这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状态，一个人要是没有极大的毅力，是绝对完不成这项工作的。
这一光辉成就，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祖冲之，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同时也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的推崇。1960年，苏联科学家们在研究了月球背面的照片以后，用世界上一些最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那上面的山谷，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
祖冲之在圆周率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适应了当时生产实践的需要。他亲自研究过度量衡，并用最新的圆周率成果修正古代的量器容积的计算。
古代有一种量器叫做“（釜）”，一般的是一尺深，外形呈圆柱状，那这种量器的容积有多大呢？要想求出这个数值，就要用到圆周率。祖冲之利用他的研究，求出了精确的数值。他还重新计算了汉朝刘歆所造的“律嘉量”（另一种量器，与上面提到的都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用的“升”等量器，但它们都是圆柱体。），由于刘歆所用的计算方法和圆周率数值都不够准确，所以他所得到的容积值与实际数值有出入。祖冲之找到他的错误所在，利用“祖率”校正了数值。
以后，人们制造量器时就采用了祖冲之的“祖率”数值。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将圆周率推算至小数点后7位数，并得出了圆周率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查考；如果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000多边形，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
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以一忽（一丈的一亿分之一）为单位，求直径为一丈的圆的周长，求得盈数为3.1415927、肭数为3.1415926，圆周率的真值介于盈肭两数之间。《隋书》没有具体说明祖冲之是用什么方法计算出盈肭两数的。一般认为，祖冲之采用的是刘徽的割圆术，但也有别的多种猜测。这两个近似值准确到小数第7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直到一千多年以后，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F。韦达才得到更精确的结果。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两个渐近分数，约率22/7和密率355/113.其中密率355/113（≈3.1415929）西方直到16世纪才由德国人V。奥托发现。它是三个成对奇数113355再折两段组成，优美、规整、易记。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把圆周率π的密率叫做“祖率”。
祖冲之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只是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一个方面。实际上，14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数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比如几何中的勾股定理，在中国早期的数学专著《周髀算经》（大约于前2世纪成书）中即有论述；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另一本重要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13世纪时，中国就已经有了十次方程的解法，而直到16世纪，欧洲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
在机械制造上，曾制造了铜铸指南车、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碓磨、能日行百里的“千里船”和计时仪器漏壶、欹器等。
计算球体体积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数学上也称这一原理为“祖暅原理”。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也是中国古代著名数学家。小时习学家传的学业，深入研究的十分精细，也有灵巧的心思。技艺达到神妙的境地，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鲁班和倕（传说为舜时的巧匠）这样的巧匠也难以超过他。当他思考到深入之处时，雷霆之声也难以入耳。曾经在走路时遇到仆射徐勉，头竟撞到了徐勉身上，徐勉呼叫他才觉察到。他的父亲所改定的何承天的历法当时尚未施行，梁武帝天监初年，暅之又重新加以修订，在这时才开始施行。职位至太舟卿。
祖冲之生平著作很多，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在数学方面，所著《缀术》一书，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被唐代国子监列为算学课本，规定学习四年，惜已失传。在天文历法方面，他编制成《大明历》，并为大明历写了“驳议”。在古代典籍的注释方面，祖冲之有《易义》、《老子义》、《庄子义》、《释论语》、《释孝经》等著作，但亦皆失传。文学作品方面他著有《述异记》，在《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片断。
《隋书·经籍志》录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但现已遗佚。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还有以下著作：《安边论》，佚。《述异记》十卷，佚。《易老庄义释》，佚。《论语孝经注》，佚。《缀术》六卷，佚。《九章算术义注》九卷，佚。《重差注》一卷，佚。《大明历》、《上大明历表》、《驳议》、《开立圆术》。
陶弘景
陶弘景（456年～536年），南朝齐、梁学者、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宋末，萧道成为相，陶弘景被引为诸子侍读。永明十年，辞官，归隐于句容茅山。梁武帝萧衍夺齐帝位，兵至新林。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遣弟子进呈以示支持，因得萧衍信任。梁武帝即位，恩礼愈优，朝中大事辄就咨询，时称“山中宰相”。陶弘景晚年奉佛，大同二年（536年）卒，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萧纲、萧绎为作墓志、墓碑。陶弘景著述极富，有《学苑》、《古今州郡记》、《论语集注》等约三十种，曾整理古代《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7卷，对本草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生平介绍
父陶贞宝，字国重，文武全才，母东海郝夫人，精通佛法。陶弘景小时候很聪明，也很勤奋。四五岁常以芦荻为笔，在灰沙上学写字。十岁看了葛洪的《神仙传》等著作，“昼夜研寻”，深受影响。长大以后，“神仪明秀，朗目清眉”，曾作诸王侍读的官，深受统治者的赏识。36岁辞官隐居。先是东阳郡守沈约，“累书邀之”，他不至。
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他也不出。梁武帝问他：“山中有什么，为什么不出山呢？”他先写了一首诗，后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答。诗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陶隐居集》）。画的内容是：纸上画了两头牛。一头散放水草之间，自由自在；一头锁着金笼头，被人用牛绳牵着，并用牛鞭驱赶。梁武帝看了诗和画，领会他的用意，就不再强迫他出来做官了。但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问”，故当时人称之“山中宰相”。由于王公贵戚，“参候相续”，干扰也很大。后来，他索性在山中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关门读书，与世无争。
他的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後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尧帝陶唐的后代，七世祖陶浚，三国时吴国的镇南将军，后降晋为尚书。祖父陶隆，好武功，解药性。
弘景为人，《梁书·处士传》称：“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又作浑天象，高三尺，刻有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不但用于天文历法，对修道也有帮助。曾梦佛受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于是到阿育王塔自己发誓，受五大戒。大同二年去世，时年85岁，颜色不变，屈申自如，香气满山，数日不散。
陶弘景学问渊博，著述丰富，今列于后：《学苑》一百卷，《孝经》、《论语》序注十二卷，《三礼序》一卷，注《尚书》、《毛诗传》一卷，《老子内外集》四卷，《玉匮记》三卷，《三国志赞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语阙字》二卷，《古今州郡记》三卷，并造《西域图》一张，《帝王年历》五卷，《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太公孙吴书略注》二卷，《员仪集要》三卷，《七曜新旧术数》二卷，《风雨水旱饥疫占要》一卷，《算术艺术杂事》一卷，《卜筮略要》一卷，《灵奇秘奥》一卷，《举百事吉凶历》一卷，《登真隐诀》二十四卷，《真诰》十卷，《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本草经注》七卷，《肘后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方》五卷，《集金丹药白方》一卷，《服云母诸石方》一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尸诸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
此外，还有《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集金丹黄白方》、《药总诀》、《华阳陶隐居集》等。能书善画，通琴棋医术。书法工于草隶，其画清真。书画有《二牛图》、《山居图、《瘗鹤铭》。
医学研究突出
陶弘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科学整理。《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劳动人民积累的药物知识，共收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成上、中、下三品。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各种药物如何配伍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药物知识农渐丰富起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汉代的这本《神农本草经》，不仅辗转传抄，"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而且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因此，陶弘景便对本草学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他从自己名医别录编中挑选出了三百六十五种新品种附入《神农本草经》，使原书只有三百六十五种的药物增加到七百三十种，并予以一一订正、调整、分类注释，编成《本草经集注》一书。
《本草经集注》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它改进了药物的一般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仅仅概括地指出药物有毒或无毒，较为粗糙，既不容易掌握药性，又难于寻检，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差错。陶弘景把三品分类发展到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种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其次，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和鉴别诸方面的论述，有显著提高。再次，总结了诸病通用的药物。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叫做"诸病通用药"。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参考，对医药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此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药典——唐代《新修本草》，就是在此书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订完成的。但《本草经集注》也存在不少问题。李时珍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评价，说“其书颇有裨补，亦多谬误”。
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药，所作的订正、补充和说明，是有调查研究作为基础的。他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药物的采集和临床用药的经验，并经常深入药材产地，了解药物的形态、采制方法。在对各种药味进行研究时，他发现许多药物，虽被指为药用，其实有名无实，毫无价值。如石下、长卿、屈草、满阴实、扁青等等。他把这类药列为"有名无用"类。这种创见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获得的。遇到疑难就去调查研究，这是陶弘景在几十年治学的过程中养成的习惯。这里有个很生动的故事。一天，他读到《诗经·小宛》的“螟蛉有子，蜾蠃负（抱）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几句，就很不以为然。《诗经》的旧注说，蜾蠃（一种细腰蜂）有雄无雌。繁殖后代，是由雄的把螟蛉（青蜘蛛）的幼虫衔回窝里，叫那幼虫变成自己的样子，而成为后代。恰好一个朋友也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先去查书本，书本说的跟《诗经》旧注的一模一样。他想：这些书尽是我抄你，你抄我的，查书是查不出什么名堂了。我何不亲自到现场看个究竟呢？于是，陶弘景来到庭院里找到一窝蜾蠃。经过几次细心的观察，他终于发现，那螟蛉幼虫并非用来变蜾蠃的。而是蜾羸衔来放在巢里，等自己产下的卵孵出幼虫时，作为它们的"粮食"。蜾蠃不但有雌的，而且有自己的后代。蜾蠃衔螟蛉幼虫作子之谜，终于被陶弘景用调查研究的办法揭穿了。从这件事，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治学要重视调查研究，不能因为别人怎么说自己也跟着怎么说。由此可见他治学的严谨性。
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决不乱涂乱改，也不信口雌黄，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如把搜集到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加入《神农本草经》，他就用"黑"字写，有的就用"红"字写。所以，后人有"本草赤字"，"本草黑字"之称。赤字是本经正文，黑字是后来加入的。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注释家就争相学习。
因长期隐居自号华阳陶隐居，死后，谥号贞白先生。一生经历了南朝的宋、齐、梁三个朝代，终年85岁。
萧统
萧统（501年～531年），即昭明太子。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属今江苏武进）人。武帝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信佛能文。曾召集文学之士，编辑《文选》三十卷，为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对后代文学颇多影响。原集已佚，今存《昭明文选》系后人辑本。
萧统是梁武帝长子，立为太子后，世称昭明太子。他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人称《昭明文选》）。很多梁代以前的文学作品赖此得以保存。有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集二十卷。
萧统从小就非常聪明，酷爱看书。据说他5岁就读遍儒家的经典，对于书上的文字，可以数行同时时过目，然后，还能把书上的内容给你说得一清二楚。萧统后来信奉佛学，写得一手好文章。
他16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切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只肯吃水果、肉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羸瘦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萧统极富于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听了连连点头微笑，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以至于以后大臣们想从宽处理某人时就故意拉上萧统，让他来判决。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三千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正因为萧统太子具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才赢得了当世和后世人普遍爱戴和尊敬。
当时，萧统结交了不少和他一样聪慧、有才华、有见识、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他又把自己的太子宫搞成一个庞大的藏书殿，收集了本朝以前三万多卷书籍。这样，围绕太子萧统，形成了一个“名才并集”的文学中心。一大批“才学之士”出入于太子东宫，漫游在书海之中，他们谈论古典作品，探讨古今书籍，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研究文章著述的环境中，在友朋们达到一致共识的基础上，面对古代典籍繁多、后人难以尽读的问题，萧统有条件编纂了《文选》。
《文选》共30卷，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共收录作者130位，作品514题。分38类，是一部起自周代、迄于梁朝的文学总集。因为是世称“昭明太子”的萧统所编选，所以后人又把《文选》叫做《昭明文选》。
在编选时，萧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时的萧统已经初步注意到文学作品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别，因而也可以说，《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首先，宣传道德的圣贤经书不选；以思辨为核心的诸子哲学著作不选；对于以纪事为主的史书，则只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论赞部分，其余有关史事因果的描述，都不选入。
萧统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其所选的作品，都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又文辞华美的作品，才能够被辑入《文选》。可见萧统在文学上即注重内容，又要求形式，是文质并重的。
由于《文选》注意文采，所以，不少优秀诗文都因为《文选》的生命力而得以流传、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说，《文选》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较有见地的是，对于当时盛行内容空虚的华文艳诗，《文选》却一概不选。当然，有些好的诗文，由于缺乏《文选》所强调的骈倔、华藻而未能被收进《文选》，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乃至《文选》风格所决定的，使不少后来的学人感到点点遗憾。
《文选》一问世，便受到普遍的欢迎。随着人们阅读《文选》的需求，后来有不少学者为它作注。唐朝显庆年间，李善搜集了很多资料，把《文选》分为60卷进行了注释，为后人提供了较有价值的研习余地。自李善注本产生后，《文选》得到广泛的流传。唐朝开元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文选》，称“五臣注”。不过它只着重解释字句，与李善注有所不同。
《昭明文选》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唐以后文人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首选教材。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曾要求儿子“熟读文选理”。宋代陆游也提出民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就是说熟读《文选》，也就差不多是半个秀才了。后人受《文选》的启发，出现了不少较好的文学选本。
可惜这位英华绝代的太子，在公元531年3月游园时，乘船去采摘芙蓉花，不幸掉入湖中，摔伤了胯骨，又耽误了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去，终年31岁。他死后的谥号为“昭明”，故此世人称之为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就称做《昭明文选》。
徐陵
徐陵（507年～583年），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南朝时期梁陈文学家。
梁时官东宫学士，陈时历任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中书监。其诗和文大都精巧细密，声调流转，用辞绮艳，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原有集，散佚。
徐陵是徐摛之子。徐陵自幼聪悟，“八岁能属文，十三通《老》、《庄》。及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南史·徐陵传》）。其父是梁时著名的宫廷文人，为萧纲的文学侍读。徐陵由于父亲的关系，得出入萧府。后萧统死，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徐陵被选为东宫学士。梁时，徐陵始为晋安王宁蛮府参军，又历任东宫学士、上虞令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秘收监。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不辱使命。
当时魏国中书侍郎秘书监魏收，想摆出东道国的威风，奚落徐陵，这天十分炎热，魏收对徐陵说：“今天炎热难当，恐怕是因为徐常侍来的缘故吧？”徐陵见魏收出言不逊，马上反唇相讥：“是呀，从前王肃来到这里，使你们知道了有礼仪，现在我来到这里又使魏先生知道天气的炎热。”寥寥数语说的魏收十分难堪，无言对答。徐陵不辱使命维护了国家尊严，魏收却因为失言失态，丢了魏国的面子而被“囚之累日”。
入陈，任散骑常侍。后历任五兵尚书领大著作、御史中丞、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尚书左仆射、中书监领太子詹事、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等官职。徐陵为官清正，气度非凡。他敢于申方正谏，抵挡贿赂之风，独葆廉白的吏风。因此，张溥读《南史》，不禁拍案称奇，说徐陵不仅有张华一样识人之见地，而且有似周昌一样强谏的铮铮之骨，“非徒以太史之辞，干将之笔，豪诩东海也”（徐仆射集题辞》）。
徐陵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陈时朝廷重要诏策、文檄多是他的手笔。在文学上以写“宫体诗”和骈文闻名于世。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徐陵和其父以及瘐肩吾、庾信父子都在东宫任职，“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瘐信传》）。时徐、瘐父子皆以文章名冠天下，他们文风绮艳，又多有新意，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人称他们的文章为“徐、瘐体”。《陈书·徐陵传》记载说，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徐陵的诗作对北朝文坛也有影响。梁太清二年（548年），徐陵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先后被扣留在北方达6年之久，曾写出具有北方边塞情调的诗作，如《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等，内容比较健康，语言也很简洁新颖。
徐陵编有《玉台新咏》10卷，是继《诗经》、《楚辞》后出现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总集。关于《玉台新咏》编纂的缘起，比较可信的，还是徐陵自己的说法。他在《玉台新咏·序》中极有力描写宫中妇女“厌长乐之疏钟，劳宫中之缓箭”，“优游少托，寂寞多闲”的苦闷生活，说惟有“新诗”才能使他们得到一点安慰。于是他才“然指螟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编成了《玉台新咏》，以供宫中妇女们“对玩于书帷，循环于纤手，”作为排遣苦闷、消磨时光的闺中良伴。《玉台新咏》所收作家自汉至梁共131人（宋刻111人），作品凡870篇（其中179篇宋刻本未收）。明胡应另麟说它“但辑闺房一体”，清纪容舒说：“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徐陵在文学史上的标新立异。《玉台新咏》近900篇作品，以不同的色调和情感勾勒出纷然不同的画面，其内容虽全涉女性，但并非全是靡靡之音，”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一些作品成功地刻画了富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如乐府古辞《日出东南隅行》、《皑如山上雪》、《羽林郎》等。尤其是使读者无不为之动情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主人公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这首杰出的叙事诗长达1700多字，被清代学者沈德潜誉为“古今第一长诗”。
徐陵既是著名的宫体诗人，又是可称为楷模的骈俪大家。他出使东魏，羁旅异乡，家园凋残，感情沉滞在怆楚之中。陈朝建立以后，又多兴利除弊之举，谔谔当朝，乞质亦刚正亮直，从而使其作品内容、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徐陵原有文集30卷，已散佚。今存其诗近40首，文章80多篇。明人辑有《徐孝穆集》。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
徐陵的诗文喜用典故，注意辞藻、对仗。历来的评论家常把他和庾信合称为“徐庾”。现存诗中应制之作和艳体诗占多数。这部分诗，内容比较贫乏，艺术上也较少突出的长处，基本上和萧纲、萧绎的"宫体诗"类似。但其中也有一些较为可读之作，如《长相思》二首写思妇的愁绪颇为细致；《山池应令》、《新亭送别应令》等诗，也有一些较好的写景之句。徐陵诗歌中较有价值的是另外一些作品。他拟作的乐府诗《出自蓟北门行》，写从军者立功沙场的雄心，“天云如地阵，汉月带胡秋；渍土泥函谷，绳缚凉州”等句，意气豪壮，风格遒劲。《关山月》二首，写战士的辛苦及思乡之情也较真切，最后两句“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流露出对连年战乱的谴责之意。《刘生》一诗，则对怀才不遇者表示同情。他晚年所作的《别毛永嘉》，风格和其他的诗不大相同，朴素并且富有真情实感，历来颇为人们所称道。
顾野王
顾野王（519年～581年），字希冯，吴郡吴县梓里（今江苏苏州光福）人。南朝梁陈文字训诂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诗人。9岁曾写成《日赋》，文采可观。12岁随父去建安（今福建建瓯），撰成《建安地记》两篇。他博学宏才，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仿《说文解字》著《玉篇》，另有《舆地志》、《国史纪传》等，均佚。
拜太学博士
顾野王出身吴地名门望族，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术知名。他自小聪慧，九岁写成《日赋》，颇有文采，领军朱异见了大为惊奇。12岁随父去建安（今福建建瓯），撰成《建安地记》两篇。
梁大同四年（538年），拜太学博士，不久升为中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之乱时，野王因服父丧，回到家乡，他就召募乡兵，随义军赴建康增援。野王个子不高，平素体质很差，加之于居丧期间，悲哀过度，瘦得更厉害，但是仍然勉力杖戈被甲，向大众陈述君臣大义，抗辞作色，见者莫不为之动容。建康城陷，他复归吴郡。但是这一仗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顾野王没有指挥才能，因为他只是一支军队的统领而已。陈武帝时，曾任金威将军、安东监川王府记室参军、府谘议参军。陈宣帝太建年间，迁国子监博士、太子率更令。不久领大著作，掌国史，为知梁史事兼东宫通事舍，后以才学显著，迁为黄门侍郎、光禄卿。卒后赠秘书监、右卫将军。
顾野王善书法，隋唐时，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就是他的入室弟子。他有一手好丹青，擅长人物，尤工于画草虫。宣城王陈项为扬州刺史，建官舍，请他绘《古贤像》于壁，又请琅琊王褒题赞，时人称为“二绝”。宋徽宗赵佶曾得其《草虫图》，称为精工之作，著录于《宣和画谱》。
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顾野王奉命编撰字书。他“总会众篇，校雠群篇”，搜罗考证汉魏齐梁以来古今年内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编撰成“一家之制”的《玉篇》30卷，当时他年方24岁。此书是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收入汉字16917个（唐代上元年间经孙强增加为22561个）。《玉篇》对于字源与释义，都有精到的见解。并且收入了一些前人所不及见的字和词，如蓖麻、塔、等。帮我们验证了历史，了解到“蓖麻”在一千五百年前我国已有种植；“塔”是梵语的音译，看来顾野王思想是很开放的，俚语、外来词概不排斥。
著述丰富
顾野王一生著作丰富，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学、方志、史学等多方面。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最后两种皆未及完成。另有文集二十卷。很可惜，除《玉篇》外都散佚了。其实就连顾氏的原本《玉篇》在宋代就已亡佚，我们今天见到的宋真宗大宗祥符六年（1013）陈鹏年等的重修本。当代语言学者认为这些修改使原书体例大为改变，是很令人惋惜的。
顾野王的诗均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计九首，皆清婉有致。其中《芳树》一首，在同题乐府中显得比较出色，深为明代诗人杨慎所赏识。全诗见下：
上林通建章，杂树遍林莽。日影桃蹊色，风吹梅径香。幽山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
这是一首显得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前六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起两句写上林苑通建章宫，杂树生花。三、四句写日照桃花生色，风吹梅萼散香。五、六句写山冈桂树飘叶，大道柳条摇曳。挫四时景色于尺幅画面之中，显然这是于想象中勾描出的图景。末两句抒情，如此良辰美景，无奈人不在，只能折花寄远，表示思念之情。
顾野王还有些散文、辞赋，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之中。其中《虎丘山序》比较出色。它全面地描述虎丘的山水之美，并进而探讨了有关山水诗的创作问题，在游记散文和文学批评史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虎丘山记》，先从赞颂巍峨的少室山、太华山入笔，“少室作镇，以峻极而标奇；太华神掌，以削成而称贵”，转而写虎丘，用对比手法揭示出虎丘山的景色特点：“秀壁数寻，披杜兰于苔藓。椿枝十仞，挂藤葛于悬萝。曲涧潺湲，修篁荫映。路若绝而复通，石将颓而更缀。”就是说，它既有披满杜兰一类香草与苔藓的秀壁，又有挂满藤萝的高林乔木，婉曲的涧水，茂密的竹林，迂回曲折的山路，险石危崖摇摇欲坠。看来虎丘是可以与一些名山相媲美的。
接下去谈了“志”与“兴”的关系，“志”由兴生，指出“兴”是山水诗的创作基础。“志”是心志，就是内心中深蕴的思想、见解等等，“兴”是由于对自然山水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情趣。因而山水诗应该是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内在的“志”，由于外来的“兴”的诱发，才会赋出斐丽的文字，才能写出音节铿锵的诗章。
进而又宕开去，探讨了山水诗的新变的路数，描绘了虎丘文会的盛景。山水诗的发展经历了齐梁之后逐渐吸收了“永明体”的形式，诗人们都是追求时尚的，他们游虎丘寄兴咏叹的诗文就是这种新体。咏虎丘的山水诗，由于题材专一，作者众多，“竞雕虫于山水”，“争歌颂与林泉”佳作迭出。虎丘的文会，盛极一时。风和景明，人们把山间休憩，观赏山景的所观、所闻、所嗅、所触，发而为诗，“倾缥瓷而酌旨酒，剪绿华而赋新诗”。想起来这种文会盛况，恐怕不在王羲之笔底的兰亭曲泾流觞之下，也不逊色于明代复社的虎丘之会。
《虎丘山记》，意味着苏州人摆脱了对于山林之美认知、审美的蒙昧状态，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园林文学的首篇。
喻树劝学
顾野王告老还乡后，在铜观音寺招生办学。四乡八村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进了顾野王的书院。为了有序办学，顾野王设考，择优录取。
顾野王有个好友姓侯，也将自己的儿子侯悬送去他那里。侯悬十分聪颖，又勤奋好学，在学院里是数一数二的优秀生。顾野王十分欢喜这个孩子，不过，也发现他学习喜欢走捷径，使小聪明，决定找机会向他指出。
有一天，顾野王在一棵香樟树下纳凉，侯悬走上前，恭恭敬敬行了个大礼，说：“先生，你自幼博览群书，遍观经史，弱冠之年已是天文地理、虫篆奇字，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了。学生冒昧请教，在求识上有没有决窍。”，顾野王沉吟片刻，坦率地说：“老夫一生与书为伴，博览古今奇文，当然找出了求识的窍门，你想得到这些窍门么？”
侯悬惊喜不已，连忙说：“学生的老爸与你是挚友，他希望为儿早日成材，日后像你一样，为民造福、千古留名。还望先生传授一二？”顾野王指着一棵枝叶茂盛的银杏树道：“你既然要学窍门，你先看看这棵树。”
侯悬把这棵银杏树从下向上，又从上向下，一连看了三遍，没有看出什么奥秘，搔头摸腮，憨憨一笑：“学生愚昧，还请先生指点。”顾野王道：“根系发达，才能树冠雄伟；茎干粗壮，才能枝叶繁茂。同理，学习扎实，才有真才实学；信念坚定，才有锦绣前程。”
“难道这就是先生的求知诀窍吗？”侯悬瞪大了双眼问。
顾野王捋须颔首，道：“还是以树为例，树要成长，一岁一圈年轮，岁岁增大。人要进取，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向前。”
侯悬细细地品味了一下顾野王的话，绽开了笑脸。侯悬经顾野王点拨后，在学习上不走捷径了，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理解，直到悟出其中的道理为止。为此，他的成绩与日俱增。有个学生叫王奎，见了感到纳闷，于是问侯悬：“这些书本你已经倒背如流了，怎么还回头去看已经学过的东西？”侯悬将先生给自己说的话告诉了这位同学，最后说：“学习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我对过去学到的东西一知半解，当然要翻过去重温，温故而知新。”
王奎原来成绩很差，以后效学侯悬的学习方法，后来居上。在王奎的影响下，不少差生不甘落伍，勤奋苦读，迎头痛追。以后，先生有些提问，侯悬回答不出，而王奎等后来居上者却能一一对答。一心想崭露头角的侯悬有些心灰意懒了，认为顾野王门生优秀者比比皆是，自己很难出人头地。顾野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天，顾野王在一棵小树旁除草施肥，侯悬无精打采走过，于是把他唤住，问他最近几日成绩怎么会没有长进。侯悬把自己心里想的向先生和盘托出，并说：“看来我要辜负家父和先生的期望了。我原以为自己是个不凡之人，现在看来，平平而已。”顾野王吩咐他看看身旁的小树。侯悬左看右看，没看出什么来，无奈地摇了摇头。顾野王道：“小树追求阳光，是为了成为栋梁，人生追求事业，是为了实现理想。你既然有远大抱负，就不能放弃。”接着，顾野王又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稠密的树林，问侯悬：“你再看那些树，又看出了什么呢？”
树林郁郁葱葱，蓬蓬勃勃，侯悬看了半晌，还是朝先生摇了摇头。顾野王因势利导，说：“树越是稠密拥挤，越是往上而长，终于挺拔入云，参天耸立。书院也是这样，学生越是竞争激烈，越是有所作为。”
顾野王死后，葬于横塘村澄湾前下周村，他的墓保存得尚完好。墓上下散布着五块大石，大者约五米，传为陨石，俗称为“落星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