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是当年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迁都北京之后，在方士的建议下，亲自勘探的一块“风水”宝地，是一个开创万世基业的“乐土”。这里环葬着明代13个皇帝的陵墓，是我国古代帝陵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十三陵自1409年开始营建，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经200余年，营造工程从未间断，陵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定陵是其中的一座。
如果说明成祖当年选中昌平天寿山作为自己的万年寿宫是因为此地“风水”好，那么在明朝中后期，水利失修的北京昌平地区不时受到洪水的威胁，为什么明神宗的定陵还选择在这一代建墓呢？
定陵地宫如此庞大，它依据什么原理进行建造，又包含着什么玄机呢？
历史上明神宗以贪财而闻名，有人怀疑他将自己生平所聚敛的财富都带入了地宫，但事实上地宫中大部分地方是空的，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金山银海，定陵是否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
神宗皇帝古怪的睡姿是下葬时有意为之，还是因混乱而无意造成的？
@@◆一份报告泄露天机
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刚刚送来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下面署名的是6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时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苏。习仲勋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给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立刻引起了有关人士的争议。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认为，当时中国的考古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的技术也还未过关。主要发起人、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则表示赞成，并请郭沫若和邓拓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多作宣传。与此同时，郑振铎和吴晗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发掘明长陵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他的批示是四个字：“同意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勘察三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经过研究决定：长陵规模太大，先找一个较小的陵墓先行试掘，积累了经验再动长陵。由于定陵的主人神宗皇帝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8年，史料相对来说丰富些，另外，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较容易，因此定陵就注定要在考古学界引起轰动。定陵的开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了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了第一座皇陵的消息，这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震动。那么神秘的定陵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模样？这位玄宫的主人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明朝亡国的“奠基人”
定陵的主人是谁，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呢？定陵的主人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也是明朝极有争议的一位皇帝。朱翊钧于穆宗死后即位，在位48年，终年58岁，葬于定陵，在今北京市十三陵区。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则过目不忘。6岁时，他见穆宗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皇是天下之主，单身匹马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听后深受感动，随即立他为太子，自此更加喜爱这个孩子了。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逝于乾清宫，六月初十，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
明神宗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在即位的前10年奋发图强，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间10年由勤变懒；最后近30年万事不理。他始终掌握着朝政大权，在他的几十年统治中，没有出现大宦官专权的现象，这在明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这一点说，他绝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病逝，葬在他生前耗银八百万两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的庙号为神宗，史又称万历皇帝。
定陵的发掘，解开了历史学家的一些疑问，但这位生前做事异于常人、死后又备受人们非议的明朝皇帝，他本人及他的地宫留下的谜，始终在让人们猜测。
@@◆不吉利的吉地
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特别地讲究“风水”，他的子孙当然也就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美德。只是定陵在选址上，在当时看来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如今这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万历十一年正月的一天，神宗朱翊钧对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等说，要去天寿山行春祭礼，并选择寿宫。
闰二月，神宗亲赴天寿山，又到东山口游览了圣迹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后，对钦天监提供的几处吉地不甚满意，八月，又令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官员再赴天寿山各处审视。视毕，徐、申二人认为，原择各处吉地，石门沟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峰高耸，叠嶂层峦，上峦圆润秀丽，水绕山脉动如蛇游，错落有致，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其余诸处位次参差，砂水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议：用形龙山，陵园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见只能供皇帝参考。神宗于九月九日借秋祭之机，亲赴陵域审视了形龙山、大峪山两个地方，初步选定营陵地点为大峪山，但他还要请示母后最后定夺。万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两宫圣母之命，率后、妃秋祭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十一月六日，陵寝破土动工。不料在开挖玄宫时，正当棺床的位置遇到了大如屏风的巨石。在我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中，有“石山上穴”、“气因土行”之说，所以，挖出水、石均非吉兆。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前次的卜选中，梁子琦因不赞同形龙、大峪二处地方，而自己所卜之地又未能列入名次，遂上疏参论礼部尚书徐学谟与辅臣申时行。其他大臣也为此争论不休，有主张改卜的，也有主张仍用大峪山，请勿改卜的。
神宗在这些玄而又玄的争论中如坠烟雾，但又苦于没有更佳的吉壤，只好下诏说：我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哪里有这么多好的地方！我的主意已经定下来了。神宗嘴上这样说，内心仍然满腹狐疑。万历十三年闰九月，神宗再次率后妃来到陵地，仔细阅视了黄山寺一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等处，最终决定仍在大峪山建陵。那些反对在大峪山建陵的官员，有的被贬斥，有的被夺俸，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大峪山的陵工则在继续进行。围绕大峪山是否为吉地的争论事实上也没有停止，直到万历二十三年，定陵早已建成，诚意伯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只是神宗未予理睬罢了。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做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了。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候距神宗踏进定陵不过才24年。
@@◆定陵核心的机密
定陵最神秘之处当然是它的地宫，定陵地宫是一种怎样的布局呢？
地宫墓室在地表宝城封土下面，前有砖隧道、石隧道、金刚墙，隧道连接地宫。地宫分为前殿、中殿、后殿与左右二配殿，全部为拱券式石结构，各殿间有石券洞相通，券洞前雕额枋、檐瓦，下做须弥座。各殿间有石门相通，门用整块白石制成，门上雕刻着九排门钉和铺首衔环，给人以威严的感觉。殿堂封闭时，用“自来石”顶门。前殿和中殿高7.2米，宽6米，长58米，中间由一个长方形甬道相连，地铺由江南御窑精工烧制的方形澄浆砖。后殿和两配殿地铺磨光花斑石。玄宫连同隧道券前后长87.34米，左右横跨47.28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相当宽敞。
地宫内，前、中、后三室特别高大而且尊居中路。中室陈设有神宗皇帝和孝端、孝靖二皇后的汉白玉石神座，形状与帝后生前所用御座相同。神座之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五供之前又各有一口嘉靖年款的青花云龙大瓷缸，内存有香油，棺椁安妥后点燃，名“万年灯”或“长明灯”。后殿长30米，宽9米，高9.5米，设有白石镶边的棺床。棺床中央放置皇帝和二皇后的棺椁，棺椁之上放有木质仪仗、铭旌等，周围散放玉料。26只装满随葬品的朱漆木箱和孝靖后的圹志分别放在棺床两端。棺床上有方孔，内填黄土，当是传说中的“金井”。左、右两配室长26米，宽6米，高71米，对称建于中室两侧，并有甬道与之相通，从建筑的体量、精致程度上略逊于中路三室，汉白玉棺床上也有“金井”，但无其他陈设。
定陵地宫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3000多件。其中有绚丽多彩的织品、服装，小巧玲珑的镶宝金质首饰，还有许多世间罕见的金器、玉器、瓷器等，都是研究明代工艺的珍品。
我们现在见到的地宫完好无损，人们就猜测，地宫石门在试掘时是怎样打开的？古时候，石门又是怎么关闭的？从《史记》以来大量文献记载，古代帝王墓室都设有伏火弩矢一类的防盗设施，定陵有没有呢？
定陵玄宫石门的打开方法，据当年发掘定陵的考古工作者介绍，定陵玄宫五室的七座石门，每座门的门扇里侧都有突起的石坎，门洞地面的中线位置也有凹进的石槽，玄宫在打开之前，顶门的石条（明代称“自来石”）就是上端顶在门扇的石坎之下，下端嵌在门洞地面的石槽内。定陵发掘时，考古人员受文献记载中“拐钉钥匙”的启示，用一根开口的铁质板条，从宽约3厘米的门缝伸进，将石条卡住后顶起，石门就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根据石门和石条形状分析，帝后入葬完毕，石门的关闭方法，可能是预先将一扇石门关严，然后将另一扇石门关到地面石槽里侧的位置，送葬人员在殿室里侧将自来石立起，下端嵌入石槽内，上端靠在门扇的石坎上，室内的人员从门缝钻出，其他人员在门外用拐钉钥匙将自来石卡住，使之不至因一面悬空而倾倒。然后回拉门扇，将门合严，自来石的上端就随着门扇的关闭，滑到石坎之下，石门便被自来石顶死了。可以想像，当时玄宫的设计人员，在如何关闭、开启石门的方法上，确实是动了一番脑子的。
定陵玄宫在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防范盗陵的弩矢、机关之类的东西。大概是因为，明代的陵区驻有庞大的保卫陵寝的军事机构，陵寝的安全可谓万无一失。明代的皇帝又自信其帝业会千秋万代，传诸无疆，因此，没有设置如上防范措施的必要。
@@◆玄宫布局的玄机
地宫又称玄宫，参观了定陵的地下玄宫，细心的人还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定陵玄宫为什么要设计成前、中、后、左、右五室？五室的功用各是什么？这是明陵玄宫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还是基本代表了明陵的玄宫制度？为什么那么多的房间都是空的？对于这些谜，有关专家作了一些初步的推测，基本上可以解释其中的某些谜团。
专家认为，定陵玄宫设置成前、中、后、左、右五室，有源远流长的依据。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五月，在讨论永陵营建规制时，明世宗曾说过，长陵等陵地中宫殿、物品等如仿九重法宫来修建，人力物力花费太大，最好把这些都省去不用。由于大臣们的建议，才得以“稍存其制”。所谓“稍存其制”，依当时背景分析，不过是儒臣的文饰之辞，实际上就是仍然仿照九重法宫营建。文献记载，定陵仿永陵修建，玄宫建筑自然也不例外。定陵玄宫九重法宫式的布局正说明了这点。
那什么是“九重法宫”呢？“法宫”一词最早出现在《前汉书·晁错传》，其中说：尧舜禹等五帝明察秋毫，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够赶得上，所以重大事情都由他们亲自处理，处理事情的地方就叫做“法宫”。可见，法宫在古代是指君王日常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即路寝正殿。冠之以九重，则更明确为天子路寝的正殿。当然，明世宗所说的“九重法宫”，是指明代的九重法宫，即北京紫禁城内的皇宫内廷建筑，而不是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九重法宫——明堂或路寝建筑。
古代儒家对明堂或路寝建筑的具体形制，有过“五室”、“九室”，“单层殿式”、“重楼式”等各种争论，但认为明堂或路寝建筑平面是一种纵横各为三数的“井田”，亦即“九宫”格局，却是西汉以来诸儒无异议的。
明朝皇宫的总体布局，前朝、后寝建筑的布局均隐约可见这种格局的影子。北京皇宫，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方式无疑仍是古都井田法的体现。明朝的紫禁城，中路有三大殿即奉天、华盖、谨身殿，嘉靖时改名为皇极、中极、建极殿，左有文华殿，右有武英殿；后寝建筑，中路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左有东六宫，右有西六宫，实际上都是儒家经典中明堂或路寝建筑所遵循的“九宫”格局。所以，明永乐年间翰林侍读李时勉的《北都赋》认为，宫殿的建筑模式，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都要符合皇帝定下的规矩，模式必须遵照明太祖立下的制度。天启年间，礼部右侍郎蒋德璟的《三殿鼎成赋》中记载：皇极殿的门焕然一新，巍峨庞大，但仍然和中极、建极殿连接在一块，这好像太乙之宫，前有太乙，后有钩陈，这实际上就是映照紫微星座的三颗星。所以，皇宫中的主体建筑实际上是与天象对应的。
我国古代推崇“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古人认为，人死了，灵魂还在，还和生前一样，有饮食起居等各种需求，因而，帝王的陵寝建筑一般也多反映其生前所居宫室的某些形式和特点。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方式也同样反映了明代皇宫，特别是皇宫内廷的布局方式。其中，前、中、后三室，象征帝后生前所居住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左右侧室象征妃嫔所居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不过陵墓有陵墓的自身特点，对生前居住的宫室只是象征而不是原样照搬，因此，前、中、后三室中，以后室（明代称为“皇堂”）为主，内设棺床，安葬帝后棺椁。左右侧室因象征妃嫔所居，也设有棺床。
按照这种解释，地宫左右侧室是妃嫔所居，但定陵地宫左右侧室却是空的，这又作何解释呢？这不但使现代人颇为疑惑，就是古人也有误解和猜疑。由于玄宫后室和左右配室都有为停放棺椁而设的棺床，明代明英宗的钱皇后又是从裕陵宝顶左侧的隧道葬入左配殿的，因此，从古时候起，就有人误认为，左右配殿是为皇后准备的。如明朝末年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定陵掌管工程巡视的人说，寿宫五室，中三间留给皇上用的，房子四周用铁索围起来，用大铜缸注油。左右室通门，等待中宫和即位的皇帝的生母。但定陵发掘的事实证明，帝后的葬处均在后殿。万历二十五年三月，敬妃李氏病故，神宗还打算把李氏葬入定陵玄宫右配殿，内阁大臣张位、沈一贯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寿宫是国家万年储祥吉壤，灵气萃钟，不应该随便打开使灵气外泻，在祖宗时，也没有妃嫔死后埋入地宫的先例；同时认为，玄堂的旁边，制设左右侧室，推算最初的本意，或者是用来给各妃做陵寝，但从来没有这种陪葬制度，臣下不敢开此先例。显然，张、沈二位大学士，并不是否认左右侧室为妃嫔而设，而是基于“风水”观念的考虑。如果一个敬妃李氏葬入配殿，其他妃子死后葬不葬？如果葬入，频频开启玄宫，岂不泄漏山川灵气？神宗觉得有理，最后决定把敬妃葬在了银钱山脚下。这大概就是玄宫左右配殿没有妃嫔入葬的原因。另外明穆宗时期的史料记载，礼部会议永陵一帝三后葬、祔情况时，也有“似当依次列祔”之说，说明按照明朝的礼制，帝后本应同葬一室。
由此可见，定陵玄宫的五室三隧制度，应是明代陵寝的基本制度。当然这些解释和推测，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它们都只能建立在对定陵本身这惟一一座已经发掘的陵墓的资料上，也就是说是孤证，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因此在没有发掘其他陵墓来证实之前，这所有的问题都只能说是暂时的谜底。
@@◆“卧如北斗”是明代皇帝特有的葬姿吗
1956年，在考古学家夏鼐的主持下，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在北京十三陵定陵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神宗皇帝的棺椁终于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在揭除了11层衣物被服后，神宗皇帝真容毕露。这具遗骸并不像人们通常见到的那样仰面朝天地躺着，而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右侧姿态：头部稍向右偏，左臂下垂，手压在腹部，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部右侧。脊柱上部也向右弯曲，左腿伸直，右腿微屈，两脚向外撇开。
与此同时，在定陵中发现的神宗皇帝两个皇妃的埋葬姿势也是侧向右边。据考古专家解释，在古代夫妻合葬墓中，妇女屈肢侧葬并不少见，这反映了父权制统治下，妇女屈从丈夫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像定陵这样皇帝皇后无一例外地侧向右卧，则显然不可用通常的男尊女卑来解释。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神宗皇帝的葬式为何采用“仰面朝天，右手扶着自己的面颊”的怪异姿势，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最近随着明孝陵考证的深入，有学者认为，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封建皇帝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自称“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并时刻把自己的行为与天机联系在一起，每当天空有变化时，他们便“自省”，反省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他们将死视为“升天”，所以皇帝死了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而从古代“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够“聚气”。基于这些原因，历朝帝王的陵墓大多反映着其生前所居宫室的某些形式和特点。除此之外，在陵墓选址上也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主要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孝陵因地宫未发掘，反映的是陵寝地面布局，已发掘的明定陵地宫的布局既是仿生前皇宫模式，也是源于天象。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北斗七星”式这种S形葬式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论，帝、后的葬式源于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据史料记载，明神宗的丧葬过程出现过许多意外现象，明神宗是在一片混乱的过程中下葬的。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去世，神宗按礼部所请命将王氏安葬玄宫，同时命工部尽快更换定陵隆恩殿里那根稍有腐朽的金柱。五月二十五日，换装金柱动工。六月九日，开挖定陵玄宫隧道。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故。嗣帝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开始筹办神宗和孝端皇后的丧礼。他根据内阁所拟的四个陵名，钦定父皇陵寝为“定陵”，又定神宗和孝端后梓宫发引日期为该年九月二十八日。然而，大礼未行，光宗于九月一日命丧九泉。
皇宫里丧事一桩接一桩，神宗和孝端后的梓宫发引却仍按期举行。二十八日，孙如游等24位官员被熹宗任命为护丧提督大臣。由于棺椁沉重，举动困难，直到近午才刚出大明门。奉命抬棺的8000营军都不惯抬行，杠索也时有损伤多次更换，以致沿途时时耽搁，入夜时分才刚刚抵达德胜门。护丧大臣为不误葬期，传示五城，添派600人夫，梓宫始得继续前行。次日夜，梓宫至巩华城，拖灵龙木即抬举棺椁的主杠突然被压断，棺椁的右一角坠地。等到内官为神宗和孝端后行“尚食礼”时，典仪人员连呼“献爵”，竟无人应声。十月三日，帝后棺床按期葬入玄宫。从1957年定陵玄宫被打开时的情况看，棺床上随葬器物箱上还有绳索的痕迹，有的木杠还没有撤下，说明帝后入葬玄宫时秩序是比较混乱的。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尸体的姿势完全是可能改变的。
神宗皇帝古怪的姿势，到底是像专家所推测的那样呈北斗七星状以聚气，乃下葬时有意为之，还是因为混乱而无意造成的，这恐怕要等到明朝其他皇帝的棺椁打开才能得到证实，在这之前只能是一个谜。
@@◆相关链接
1.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同葬孝端皇后王氏、孝靖皇后王氏。位于十三陵区中部偏西，大峪山下。陵墓于万历十二年动工，历时6年完成，万历四十八年入葬，共耗用白银八百万两。
2.据《泰昌实录》记载：葬神宗皇帝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神宗皇帝早逝九年，已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就多达8600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
3.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定陵博物馆现在可以参观三部分内容：一是地面建筑；二是地下玄宫；三是出土文物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