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国柱
解放前，阿拉善旗仅隔贺兰山西与宁夏川相邻，其行政区虽划入宁夏省，但旗内军事、政治、宗教等实权却归属达理札雅亲王，直接受当时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领导。其首府是定远营，蒙民称“王爷府”。
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北蒙旗的统治，乃极力笼络达理札雅，不仅授予他中将司令衔，而且还指定他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中央执行委员，西北长官公署参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职。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的同时，达理札雅亲王也通电起义。但旗内残存的反动武装仍蠢蠢欲动，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奉命进入定远营，以尽快接管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
我们接到命令后，团部的参谋们在研究时，大家集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王爷，是识时务呢，还是别有图谋呢？”有的说，“大军压境，大势所趋，他别无出路。”有的说，“即使是明哲保身，也算是开明之举。”作战参谋说：“不管怎样，还是有备无患，两手准备，见机行事。”
定远营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据上级通报的情况是：这里除达理札雅的保安总队外，还驻有马鸿逵一个工兵营，共约兵力为2300余人，2500匹马；不但弹药充足，而且国民党每月拨2万元军费。这里还有美蒋特务活动，煽动建立什么“独立王国”；据说两个月之前达理札雅将大批物资转移到沙漠深处。
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几个团的干部不能不做认真的考虑和周密的计划了。夜已深了，连日兼程行进的战士们，大都和衣而卧地进入了梦乡。然而，团司令部的作战室灯火通明。我们集聚在地图前，研究着行军路线和进入贺兰山的部署。
贺兰山，这传奇般的山名，对干部、战士有着迷人的魅力！当我们顺着晨曦，远眺贺兰山时，只见陡崖悬壁、怪石嶙峋，青草白石，红叶黄花，山势宛如一匹向北奔腾的骏马。
过乱石滩之后，部队逐渐进入峡谷之中。战士们爬着崎岖的山路，笑声、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他们都自豪地感到，“贺兰山就要被我们踏破了”。然而山势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突然，两山峭壁之间，一座小山，阻住了视线。我惊诧地问了一下向导：“这是哪里？”向导说，这个小山包两侧，各有一条山路，绕过小山包，汇成一条更窄更陡的山路，形成一个“品”字形的山口，这就是“三关口”。我“哦”了一声“三关口，原来如此！”
此刻，一营二连的尖兵班，从小山包的右侧前进。大约尖兵班刚绕过山包，忽听小山包后一阵枪声，有3名战士负了伤。二连长喊：“有敌情！”团长命令部队隐蔽前进。命二连做好从西侧包剿的准备，机枪连占领有利地形，组织好火力掩护；炮兵连架好迫击炮，准备向小山后的山口射击。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冲锋号一响，迫击炮超越小山包打了过去，机枪一阵猛射，二连战士们喊着“杀”声，从小山包的左右两侧冲了上去。敌人不堪一击，顿时四散溃逃了。
恰是中午，我们占领了三关口。
三关口，果然名不虚传。残颓而宽厚的长城土墙，仍雄踞在品字形的峭壁之上。回首东望，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举目北望，地势平缓，水草丰茂，牛羊成群。极目西眺，沙漠连绵，无际无涯，别有一番情趣，难怪人们称这里是西北草原上的一颗明珠。
我们的部队，也要在三关“排宴”了。虽然吃的不是美味佳肴，而是啃的干粮，饮的清泉，可是战士们却有着一种“壮怀激烈”的气氛。有的人还唱起《满江红》的词调来，一个领头一唱，许多人跟着和声，好像在享受“踏破贺兰山阙”的欢乐。
腰坝是坐落在贺兰山西麓小平坝上的村庄，西连腾格里沙漠，北距定远营60华里，是“王爷府”的南大门。
我们刚一进村，几个人就迎上前来。经过他们的自我介绍，才知道其中一个叫罗步云，他是这一带的头领，现任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第五中队少校中队长。因为他家在腰坝，利用探家之机，“达王”派他做联络接待工作。他把我们引到一个比较阔绰的庭院里，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命接待贵军。这是我的家，已打扫干净，就请诸位长官在这里休息。”我们见他态度诚恳，便对三关口阻我前进之举未加严厉警告，反以友好相待。我们说：“承蒙接待，我们团部就住这里了。”他又吩咐保长：“你去通知各家，给解放军腾房子。派几个人去杀羊。”我们说：“既承关照，杀的羊我们按市价付款，房子不要过多的打扰人民，只要安置好伤员，给各连找一个做饭的地方就可以了。至于部队，可以多找些柴草露营。”罗步云听了很受感动，说：“久闻贵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今日一见，真是佩服！可我是奉命接待的，理应为贵军效劳。”
夜幕降临，我们在灯下正同罗步云谈话，突然，警戒部队跑进1个人报告说；“我们抓获了5个骑兵，自称是骑兵保安总队第二中队的，由头道湖到定远营去。”我们一听，怔了一下，罗步云赶忙说：“团长，让我去察看一下！”团长点了点头，说：“好吧，让参谋同你去。”这5名骑兵，经查问属实，参谋让警戒部队把他们放开了。罗步云对他们说：“你们回去报告王爷，就说解放军已到腰坝。”
次日上午10点钟左右，从定远营方向驶来一辆中吉普，从车上走下3个人来。警卫班长问明情况后，把他领到团部。我们迎到门口，宾主落座，罗步云对双方作了介绍。这时我们才知道，乃是达理札雅派来欢迎我军的3名代表，他们是：何兆麟、李文钦、戚涛。以戚涛为首，他是阿拉善旗的协赞专员兼区防司令部上校政工主任。戚涛首先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我们是奉‘达王’之命，一来是欢迎解放军；二来是请贵军进驻定远营。”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我们阿拉善旗已经宣布起义了。昨天，给杨司令发去电报，‘达王’准备亲自到银川去欢迎解放军。”从他的谈话里，我们看到，他们的起义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欢迎的是少数人去谈判，而不是欢迎大部队进驻定远营。据此，白万林政委说：“我们对‘达王’派诸位代表来腰坝欢迎我军，深表谢意，对阿拉善旗政府宣布起义，表示欢迎；至于我军进不进定远营之事，还是等我们派人到定远营和‘达王’会晤之后再定。”说罢，我们一面让管理人员准备午饭，一面让几个股长陪他们喝茶闲谈。同时，就此机会，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研究了下，一致认为：“先由徐成功团长带几个人到定远营会晤达理札雅，进行谈判。如果谈判顺利，部队可不进定远营。”经上级同意后，并让组织股长王凯，宣传股长薛文凡，还有两名宣传员和两名警卫员随同团长前往。
午饭之后，当我们把徐团长要会晤达王的事和戚涛他们一说，3个代表都喜形于色，一起站起来说，“这就有劳徐团长了。”戚涛又说：“达王和王府官员已做好准备，在南门外恭候大驾光临，请徐团长乘车一同前往。”从他们的神色和言语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我军的疑虑消除了；而我们的作法，也正中他们的心意。
下午两点钟，3位代表和徐团长一起，乘中吉普车向定远营驶去。据徐成功和王凯等同志回来后讲，当吉普车驶到定远营南门时，“达王”亲率王府官员、保安总队的军官和学生、市民几百人列队欢迎。下车以后，戚涛头前引路，先给达王介绍了徐团长一行，而后给徐团长介绍达王和王府官员，其中有“协理台吉”、“协理旗务”、“管旗章京”。“参领”、“佐领”一类的官名，又有这个“主任”、那个“上校”之类的新名称。徐团长和达理札雅互相致意后，由达王的副官作前导，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去。这时，欢迎的人群里，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当戚涛大声地把徐团长介绍给大家时，竟有人喊起“徐团长万岁”来。徐团长碰了一下王凯同志的手说：“真是乱弹琴！”
穿过欢迎的人群，从东门入城郭，而后进入正南门，这就是定远营的内城。只见，一条石铺的大街，逐渐升高，直通喇嘛寺。西面是学校和军营，东面是王爷府。王府的建筑，虽然不是金壁辉煌，但也是屋脊高耸，庭院贯通，在这沙漠的小城里也算是首屈一指了。一拉溜的数套大院，依山就势，层层升高，远远望去，气魄颇为雄伟。达王就把徐团长一行，安排在前院的客厅里待茶、休息。
当天晚上，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徐团长和达理札雅开始正式谈判。我方有徐团长和王凯同志参加，阿拉善旗方面，有达理札雅、区防办公室主任朱门上校以及戚涛等人参加。一开始，达理札雅就说：“我一听说人民解放军进军兰州，就觉得解放的日子要到来了。我曾派朱子馨赴兰州迎接解放军。听说贵军到了腰坝，我马上派戚涛上校前去欢迎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稳定秩序，安抚民心。”并说：“我们的起义是诚心实意的，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团长听了达理札雅这番态度明朗的讲话，也毫不含糊地说：“今天我们几个人来到王府与达王会晤，足以表明，我们对你们是相信的，对你们毅然地与国民党断绝一切来往，站在人民方面来，是欢迎的；对达王能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起义之举是赞赏的。”并且明确提出；“只要王府官员肯为人民服务，可以继续供职；保安总队，只要听从我军的命令，枪支弹药即可不缴，但必须维护社会治安，攻剿散兵和土匪。只要做到这些，我军即不进定远营。”达理札雅当即表示：“一切照办”。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徐团长讲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要求王府应当团结各族人民，建设新的阿拉善旗。达理札雅说了对共产党称赞和感激的话，并说：“共产党解除了我们少数民族多年的枷锁，我们一定跟共产党走”。
第二天，王府用蒙族最讲究的“烤全羊”来招待徐团长一行。饭后，又领徐团长一行参观了中学和喇嘛寺。下午，临别时，王府还赠送了一些老羊皮袄，并用汽车把徐团长他们送回腰坝。
在王府逗留期间，我方代表利用一切机会，向定远营的蒙、回、汉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在学校和大街的墙壁上刷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救星”等大标语。
徐团长回来后，把老羊皮袄分给各营，并将定远营的情况立即电报上级。
徐团长回来的隔日下午，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说马步芳的孙子和国民党的一个办事处还在定远营，其中一个是国民党的专员，马鸿逵部工兵营的武器还未收缴。指示我团立即派人到王府与达理札雅交涉。同时，警戒部队抓到了马鸿逵工兵营的一个副连长，据他供认：定远营内，有国民党的专员罗大煟，中统特务组长王君惠，军统特报组长李海平。此外，前蒙古军第二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9月20日带领80多名伪政府人员，用70多峰骆驼向北撤去，企图卷土重来，搞“独立王国”。临走时对达理札雅说：“到时候不是我帮你，就是你拉我一把。”这个副连长的供词，虽不能全信，但与上级的电报精神大致相符。这些新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达理札雅是真起义，还是缓兵之计，是真与国民党断绝一切来往，还是藕断丝连，带着这些问号，我们几个团的干部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一致意见是，这次前去，一定多带些人去，给达理札雅一些军事压力。一是防他三心二意，左右摇摆；二是关键看他能否将国民党人员、武器交出来。决定由我带队，并由熟悉情况的王凯同志随行。这时，已下午3点多钟了，我们想在傍晚之前赶到定远营。由于时间紧迫，我决定带四五名骑兵侦察员先行。而后，由团司令部张彭寿副参谋长从全团选拔六七十名精明强干的骑兵，全副武装，在我们后面跟进。
骑兵向定远营飞奔。走到半路，突然，北风大作，乌云翻滚，铜钱大的雨点，迎面泼来。天越来越暗，雨越下越大，简直像瓢泼一样。全身的衣服都淋透了，雨水顺着马背往下流。为了争取时间，哪管什么狂风、雨暴，真是心急觉路远，快马再加鞭。由于大雨，傍晚也来的过早了。我问王凯同志：“几点钟了。”他一看，手表不知何时甩丢了。我们只有加鞭前进。跑上一个山梁，雨下的稍微稀疏了。抬头一看，定远营依稀可见。
原来，定远营位于北山梁的南坡，面对南山梁。两个山坡之间，怀抱三条清水。发源于贺兰山的山水河从此经过，在定远营以东，水分三支，到定远营以西，又三支合为一水。此时由于暴雨突降，河水猛涨，发出湍急的吼声。翻下山梁，穿过三水上的三桥，到达定远营的南门，天已黄昏了。
我们滚鞍下马，立即让守门人通报达王，守门人一看，解放军骑兵来的不少，而且是全副武装，冒雨前来，便急忙跑去通报。我没等通报，就和张彭寿、王凯同志带几名侦察员，来到了王府大门。这时，达王率王府官员迎至大门外，王凯同志连忙走上前去，还未来得及介绍，达王马上把手一拱说：“请诸位进府叙谈。”我命令城外骑兵不要进城，骑兵侦察员也留在王府门外，我和3个人随达王和官员们穿过两大院，来至第三套大院的大吉萨厅，达王一面让我们落座，一面向前施礼道：“彼人达理札雅，不知首长冒雨前来，有何见教！”在灯光下我上下一打量，见他身材修长，穿一件黑色边长袍，两眼稍肿，脸肉下垂，四五十岁年纪，满口金牙，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从他的言语中感到，柔中含刚，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我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这次冒雨前来，恐达王有些惊讶！然而，据我们得到的确实消息，罗大煟、王君惠、李海平等人，以及特务机关、专员卫队仍在定远营。国民党工兵营的武器也未收缴，这就是我们冒雨前来的原因。唯望达王根据前天和徐团长谈判的精神，认清大势，以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为重，以达王的前途为重，以王府官员的安危为重，遵守谈判诺言，将这些人和武装交出来，以表达王起义的诚意！”我这一席话，对达理札雅和王府官员犹如泰山压顶，不容他们犹豫，在这样的情况下，达理札雅断然下定决定，干脆痛快地承认：“首长所谈，俱是事实。”并马上发令：“让保安队把王君惠等人看管起来，把国民党留下的办事处人员和专员卫队的武器全部收缴，人员都看押起来，听候解放军处理……。”接着他又说：“国民党的专员和特务组长都已经逃跑了，请首长明示。”我说：“我们是相信达王的。只要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往来，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既往不咎的。”这样，王府官员，好像吃了定心丸，大厅上的紧张气氛，立时松弛了下来。一些官员，你一言我一语地不断表示他们起义的诚意。有的说：“过去我们和共产党就合作过。你们有的从苏联回国时，我们还接送过……”有的说：“今年6月马敦静命我们去贺兰山修工事，企图进行最后顽抗，我们拒绝了。”还有的说：“马鸿逵向我们要1000峰骆驼，500匹马，我们没有给，只给了70匹马应付了一下。”达理札雅也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拉我走，我不走，决心等待共产党。”我没等达王讲完就说：“我们对达王这种用心，是深表钦佩的。”接着，我站起来又向大家说：“前天，我们答应的条件，是算数的。只要大家为人民服务，即可安心供职。唯望诸位善自为之！”大家不断地点头称是。随着谈判气氛的缓和，我们谈了些蒙旗善骑善射和游牧民族生活特点之类的风俗习惯。
“饭已做好，请解放军的诸位首长用晚饭！”一个官员走进来向达王报告说。达理札雅立起来，向我们示意说：“请首长们更衣用膳！”我说：“不用更衣了，大家快吃晚饭吧！”于是副官引我们进餐厅，与达王和主要官员共进晚餐。
次日上午，保安队把国民党办事处和专员卫队的十几名人员押来，并把两箱崭新的下插棱驳壳枪和一些步枪、弹药都堆在大厅阶下，请我们过目。我说：“这些都请达王派人送到腰坝好了。”
下午，我们向达王和王府官员告别，就要返回腰坝了。可是，达王已准备好汽车，非用车送我们不可。我们真是盛情难却，只有答应达王的要求。于是我命令骑兵侦察员把我的马带上，随整个骑兵一起走，我和张彭寿、王凯同志乘小车返回腰坝待命。随后，达王派人把国民党专员卫队人员和武器送来，我们按着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款待。
1949年9月30日，我团奉命离开腰坝，在班师回银川的路上，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