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
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固原，中旬解放了同心、中宁、中卫，9月23日解放银川。就在这一天，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率全旗公职人员和保安总队官兵，通电人民解放军宣布起义。至此，统治阿拉善旗达254年的封建王公世袭制度宣告结束，阿拉善旗人民获得了新生。
1942年12月，我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偕同云祥生，郭全德，黄占陆、张佶、马鸿彪5人，受宁夏省委委派，组成阿拉善旗牧区工作组，我任组长，云祥生同志任副组长，到阿拉善旗帮助工作。动身前一天，省政府办公厅给旗上发了电报。第二天，我们带通讯员3人，骑马经过苏峪口、樊家营子，第三天中午到达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率地方官员和300多蒙民在南梁子迎候。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欢迎解放军！”气氛非常热烈。
当时的阿拉善旗，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全称阿拉善厄鲁特和硕特亲王旗。阿拉善旗的起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阿拉善旗上层领导的影响。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我军开始向全国进军，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4月25日向全国人民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阿拉善旗上层人士接受起义推动很大。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达理札雅密令驻兰办事处负责人朱门去和解放军联系。朱门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欢迎西北野战军进入兰州城，随后又晋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彭司令员对朱门说：“对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彭司令员又让联络部长范明转告朱门说：“对于达理札雅先生提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革命行动，我们感到十分满意。现经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并让朱门随十九兵团赴宁夏，早日返回阿拉善旗转告达理札雅，以便安定人心。这些，使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为首的上层人物，感到走起义道路的前景是光明的。
其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全国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促使达理札雅及上层人士在或和或战两条道路面前，他们选择了前者。1949年9月18日，宁夏马忄享靖率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19日绥远董其武又通电起义，对旗上层人士震动很大。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宁夏南部地区后，迅速逼进，不久即将解放银川。旗上层人士感到，阿拉善旗将变成孤城一座。而在全国，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垮台，反动军队节节败退，濒临被消灭境地。这样，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再则，阿拉善旗上层内部在当时的形势下，和从东部来阿拉善旗的上层人物，如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巴文峻，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何兆麟等人，都愿意走和平起义的光明道路。可是窜到阿拉善旗来的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蒙疆军总司令李守信等人却执迷不悟，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主张先打后逃。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形成了阿拉善旗本地上层和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东部势力派的矛盾。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战争罪犯。他是在国民党政府宣告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1月25日，由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把他送到了阿拉善旗，组织所谓“西蒙自治政府”，妄图独立建国，继续反共反人民。在此时刻，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李守信主张出走草地，通过青海、西藏，然后叛逃到印度，企望来日东山再起。正在犹豫之中的达理札雅听取了白海风、罗巴图孟柯、巴文俊、何兆麟的意见，决定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在王府内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商定，一方面做好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准备，另一方面要防止银川马鸿逵部队突然袭击阿拉善旗，把旗政府的财产、粮食、武器弹药、历史档案等重要物资，立即向巴丹吉林沙漠转移，以防不测。
1949年9月中旬，德穆楚克栋鲁普再次想拉达理札雅外逃。达理札雅拒绝他说：“阿拉善旗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家，我们不能离家乡跟你们走。”罗马图孟柯说：“我们这里庙小，放不下你们这些大神，你们另投高处吧。我们不跟你们走，我们是本地人，和尚走了，寺还能走吗？要打，你们走远远地打去。”在9月20日晨，德穆楚克栋鲁普偕同李守信、包桂廷、苏克巴图、图门德勒格尔、敖木巴图尔、王亲扎布等人离开了定远营，带领3000多反动武装流窜到阿拉善旗拐子湖一带，后又和李守信等二十几个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引渡回来，结束了他反共反人民可耻的一生。
就在银川解放的当天，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通电我人民解放军宣布起义。电文如下：
“西北区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请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益以年来，灾祲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解放西北，万众欢腾，而本旗亦同霑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拉笋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体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致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祷。阿拉善特别旗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士官率全旗人民叩申。1949年9月23日。”
这份电报，经十九兵团转呈毛主席、彭司令员后，于1949年10月3日，彭司令员令杨得志司令员给达理札雅回电，电文如下：
“来电敬悉。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
1949年10月11日，宁夏省委、省政府和军管会把达理札雅请到银川。随同前来的还有巴文峻、何兆麟、李文钦、张钦武、戚涛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耿飚，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潘自力、副书记朱敏、副主席孙殿才，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政府秘书长葛士英在省政府会见了他们。会谈决定：（1）因阿拉善旗是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军干部、战士暂时不进入；（2）阿拉善旗政府及区防司令部、骑兵保安总队，原编制一律保留，所有军政人员照常供职，听候宁夏省委派王延、云祥生等人去阿拉善旗帮助工作；（3）阿拉善旗军警部队一律不缴械，保持原有武装，继续维持地方治安。
我们阿拉善旗牧区工作组临行前，由当时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潘自力、省委副书记朱敏、省政府副主席孙殿才、省委秘书长宋有田在省委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潘自力书记给我们交待了五项任务；第一，到那里后，先了解阿拉善旗各个方面的情况；第二，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第三，稳定阿拉善旗上层人物的思想，做好中、下层工教人员的思想工作，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第四，做好社会治安工作，安定社会秩序；第五，大力做好各界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工作。
当时，由于阿拉善旗刚解放不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不够了解，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他们散布了大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谣言，使阿拉善旗人民在思想上都存有各种疑虑，人心不安。街上除了摆小摊的卖一些零星日用品，如香烟、蜡烛之类，一些较大一点的商庙都关门闭户，不敢开门营业。有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听信了谣言，说共产党有什么“闻香队”，不让群众过好生活，还把家中的中堂字画、地毯一类值钱的物品收藏起来，遇到有人到家里去，饭桌上只摆出咸菜，装出日子过得很困苦的样子。在一部分上层人士和中下层蒙民群众中，即便想和我们接触，都不敢和我们接近。在阿拉善旗，由于一部分马家反动军队不战而溃，造成遍地散兵游勇，一些不法分子也乘机出来危害群众，扰乱社会治安。这些散兵以及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外逃留下的3000多反动武装，亟待收容解决。
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艰巨而又复杂。阿拉善旗不单单是社会情况复杂，而且这儿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兼有回、汉、满等多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同时省委既给我们指明了到阿拉善旗后的工作任务、方针和策略，又给我们指出了工作的步骤和方法，所以我们满怀信心地接受并坚定地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一到阿拉善旗，便坚决地贯彻省委的指示。首先，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阿拉善旗有一家石印印刷厂，我们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我们到阿拉善旗约一周后，旗政府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达理札雅在会上讲了表示欢迎我们到来的欢迎词，接着我也讲了话，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搞好社会治安，搞好生产，希望大家擦亮眼晴，认清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粉碎敌人的谣言，并向群众宣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样，使群众消除了疑虑。会后不久，大街上的商店也开门了，阿拉善旗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为了进一步了解群众情况，我们便有重点地挨家挨户走访蒙民家庭。我们工作组分工，一人走几家，各负其责地做好中上层人的思想工作。走访的目的，就是通过交谈，多交一些朋友，听听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好进一步面对面地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揭穿国民党的反动谣言。当时，和群众接触，可也不太容易。有些人有顾虑，甚至害怕，我们到家里拜访，总是躲躲闪闪，能避就避。有一天，我到上层蒙民家去走访，宣传说：“国民党说我们不让人们吃好的，这纯属造谣。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是为解放全中国各族人民，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才闹革命的。我们不但不反对人们吃好的穿好的，今后我们的国家还将建设得更加富强，人民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有好东西放心大胆地吃和用，再不要听信谣言受骗上当了。”我们这样走访宣传，使很多人消除了顾虑，和我们交了朋友。我们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消除了群众的疑虑，了解了群众，团结了人民。
随后，为了改善阿拉善旗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很快调进去大批的布匹、日用百货、糖、烟、茶、酒等物资，又在街上新开了好几家商店，使过去萧条的阿拉善旗逐步变得热闹繁荣起来。同时又提高了蒙古族人民赖以维生的皮毛土产的价格，使每个蒙古人家庭的商品有了销路，经济上增加了收入，生活都越过越好。
由于刚解放，阿拉善旗的社会治安还很乱。我们一到那里，便帮助公安局、保安总队维持好社会治安。我们帮助他们派出执勤小队，在街上巡逻，在关口放哨、巡夜，检查户口。临解放时，由于马鸿逵的一部分部队自行溃散，到处都是散兵游勇，我们采取各种办法，收缴了散兵手中的100多条长短枪，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还收容和瓦解了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在阿拉善旗的残部3000多名反动武装。
我们做好中上层人士的工作，逐步清查和逮捕了一部分隐藏下来的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逮捕了国民党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少将专员罗大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驻阿拉善旗小组少将组长魏文锦、军统保密局中校站长张远懿、国民党中统驻阿拉善旗协赞专员戚涛，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阿拉善旗的特务反革命活动。
1953年3月，上级正式批准阿拉善旗成立人民政府，定名为“阿拉善和硕特旗”，旗长达理札雅，副旗长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委员曹动之、何兆麟、巴文峻、李文钦、白海风、李福海、罗永寿、白城禧、那笋巴图、曹格图格日勒、段巴图尔。从此，阿拉善旗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