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敖其尔 曹宗有
奥西洛夫同志是苏联布里亚特蒙古族，曾用欧其尔蒙名，籍隶苏联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大革命时期，他以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内蒙古草原，指导内蒙古的革命运动，为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1年秋，共产国际改派奥西洛夫同志到中国西北开展党的工作，路经阿拉善旗时，不幸遇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内蒙的革命活动片段
1925年，奥西洛夫同志以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身份于同年10月12日参加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积极参与大会所通过的《内蒙古革命大会议案大纲》《党大纲》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告内蒙古父老兄弟书》和《内蒙人民革命党纲领》的拟定工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会后，奥西洛夫同志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主要从事指导、协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的建设工作和各旗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调查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协助下，热河省北部的经棚、开鲁、林西各县组织起蒙旗民军；察哈尔绥远设立蒙旗民军训练处，两处共组织训练民军500多名，军队工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正值军事训练工作顺利开展之时，1926年11月，冯玉祥部在南口战败撤退到京包一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放弃张家口到包头，奥西洛夫同志也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来到包头。此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又从包头撤到宁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各旗及阿拉善旗。1926年11月20日至2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包头召开了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党部联席会议，会议上作出了改革党内组织，扩充军官学校，整编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队的决定。这时，奥西洛夫同志主要从事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社会调查工作，编写了很多有关各旗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查报告。报告有：《关于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及供给蒙古骑兵队的经过》《关于内蒙古各旗之形势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之各旗军事、政治、经济、计划报告书》等。他在《关于内蒙古各旗之形势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之各旗军事、政治、经济、计划报告书》中，涉及鄂尔多斯的政治状况，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鄂尔多斯的活动和蒙古民族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鄂尔多斯的组织工作；乌兰察布盟的政治状况，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事件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军事工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民军的关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及其口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内部状况，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最近的工作计划的情况与问题。他的这些报告，为共产国际具体领导内蒙古革命运动，及时指导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奥西洛夫同志还在宁夏期间，就曾随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及苏联驻冯玉祥司令部顾问乌斯曼诺夫一行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与当时的德毅忱（俗称“小三爷”）等人取得联系，宣传革命，随后调回共产国际工作。在莫斯科期间，奥西洛夫同志经常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为在校学习的内蒙古青年讲解内蒙古革命形势，颇得内蒙古青年的欢迎与敬佩。
接受新的任务
1931年8月，奥西洛夫同志从莫斯科到共产国际驻乌兰巴托代表处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第二次来到灾难深重的中国。
当时，中国国内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白色恐怖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西北也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在这种特别严重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在乌兰巴托成立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下称特委），确定由王若飞同志任书记（王若飞同志在苏联曾用聂莫采夫、黄敬斋化名），由潘恩普、奥西洛夫同志（奥西洛夫同志当时的化名叫阿其尔）任委员，特委设在宁夏，深入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5省，以搞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为主，以秘密工作的形式恢复和开展工作。共产国际驻乌兰巴托代表切尔诺莫契克在西北特委离开共产国际时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向西北下手了！我们对西北的工作不够及时，你们回去一定要尽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赶上去”。奥西洛夫同志接受了西北特委的新任务之后，在乌兰巴托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西北特委的决定，分两路从乌兰巴托出发。西路是奥西洛夫、潘恩普，由巴达玛任交通，先从乌兰巴托出发，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城科不多和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到宁夏；东路是王若飞和吉合同志，由朱实夫同志任交通，经乌得、归绥、包头、五原、临河最后到宁夏汇合。这样奥西洛夫同志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踏上了新的征途。
被害经过
奥西洛夫、潘恩普同志于1931年10月份先后从乌兰巴托出发的。潘恩普等4人（其中有齐文魁同志，现任巴彦淖尔盟政协副主席，有乌审旗那顺敖其尔、宝音德力格尔，另一名可能是任交通员的巴达玛）以旅蒙商打扮，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古拉本赛汗率先进入中国境内。到阿拉善旗乌兰套力盖时，被负责北部沙日茨一带防共总管巴图瓦其尔以红党嫌疑逮捕。经搜查和审讯，在乌审旗2人骆驼鞍屉下搜出有关蒙古人民革命党宣传书刊。潘恩普在审讯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丧失革命气节，供认自己是共产党供出到东胜的目的、开展革命运动的计划、王若飞同志的行动路线，以及参加东胜革命斗争几百人的组织情况（《潘恩普交待材料》，藏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巴图瓦其尔在押送潘恩普等4人回旗衙门的同时，向北部边境发出通令，加强警戒，严加防范。这一事件，当时惊动了整个北部边境。这里最为活跃的是潜逃在阿拉善旗境内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流亡分子。
这批流亡分子，大都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分子，由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成功和国家制度的不满，潜逃在阿拉善旗境内，经常纠合在一起，拦路抢劫，无事生非，四处活动。这对当时的阿拉善旗的反动势力来说，是一支难得的防共反共的可靠力量，而这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流亡分子也非常需要当地官吏对他们的信任与器重。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沆瀣一气，在边境形成了一支防共反共的反动力量。这次，蒙古人民共和国部分流亡分子听到“后面还要来人”的消息，如获至宝，互通消息，串通一气，到处散布“共党特务要进来了”等等谣言，使整个边境形势对我方人员过境十分不利。奥西洛夫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路经阿拉善旗的。
奥西洛夫同志在1931年10月带领3名同志驮着8峰骆驼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到阿拉善旗何白土鲁嘎宿营时，被一牧羊小孩发现并告诉了沙海旦增（沙系蒙古逃亡分子）。沙闻讯后，连夜串通附近几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逃亡分子说：“有4个人拉着8峰骆驼在何白土鲁嘎住下来了，看样子肯定是外蒙古过来的特务，我们要想办法抓住他们”，遂连夜纠集了10多个人，带着武器，翌日晨从沙海旦增家出动到何白土鲁嘎追捕奥西洛夫4人。这伙人到达何白土鲁嘎时被奥西洛夫等发现，双方遂开枪射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枪战后，沙海旦增一伙中有4人受伤，他们便狼狈逃跑了。奥西洛夫一行在何白土鲁嘎脱险后，立即启程赶路。他们经过图克木巴格，越过红古尔玉林巴格东北边的呼和德尔苏，到巴音吉兰泰巴格西部的乌呼图勒处午休时，又被图克木巴格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仁嘎卡组织的一伙流亡分子发现。
原来沙海旦增一伙在何白土鲁嘎被奥西洛夫等同志打的狼狈逃窜之后，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且恼羞成怒，便和当时的图克木巴格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仁嘎卡勾结，组织了以库肯扣为首的十几个人，密谋继续追捕奥西洛夫等同志。当他们在奥西洛夫一行脱危的翌日黎明时辰，找到了他们的行踪后，便不分昼夜一直追到巴音吉兰泰西部乌呼图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发现奥西洛夫等同志已经搭起了帐篷，正在熬茶做饭。这时奥西洛夫也发现了库肯扣一伙。库肯扣对同伙说：“我一个人去，和他们接个头”。库肯扣走到距对方有100多米远的地方时大声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到衙门（指定远营）送新兵的”。奥西洛夫等同志听到后信以为真，便把他们领进帐篷，以客相待，按蒙古族的风俗习惯，逐个斟茶递烟攀谈起来。库肯扣问：“你们上哪里去”？奥西洛夫回答说“我们到银川去，我们一起赶路吧！”奥西洛夫以为他们真是送新兵到衙门（定远营）去的。为表示款待，馈赠他们每人五块洋元。库肯扣一伙觉察到奥西洛夫同志对他们已放松警惕，无所戒备。这时库肯扣首先起身，一边喊“抓住他们”，一边将身旁的一个人按倒，其他人一起扑上来也将其他3个人抓住捆起来。
库肯扣一伙将奥西洛夫等4同志捆起来以后，搜出4支手枪，4支步枪以及子弹、药品，还有阿拉善旗南寺活佛和毛巴特尔的信件。这时有的暴徒说：“要把他们带到衙门（定远营）去。”而库肯扣却杀气腾腾地说：“那不行，要杀掉他们”。他首先动手把奥西洛夫4同志相继枪杀在阿拉善巴音吉兰泰巴格的乌呼图勒。
斗转星移，54年过去了。但是奥西洛夫等同志为开展党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不幸遭敌杀害，血洒阿拉善草原，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