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国简易储事件中的于谦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457年2月16日），历史的天空出现了令后人永远不忍看的一幕，一代英雄于谦以极其悲壮的方式谢幕——成功保全社稷后竟遭枉杀。
“家天下”的固有观念使得景帝朱祁钰希望皇权能够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以延承。
可是，皇权的延承尚有致命的障碍：皇太子仍然是他的侄儿——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自己总有驾崩的一天，如果不易储，皇权又要归属于朱祁镇这一脉了，对于已经站在权力之巅的朱祁钰来说，实在心有不甘。
因此，边境稍为安宁之后，朱祁钰就处心积虑想易储。
景泰初年，景帝下诏给太监金英：“七月初二日（景帝之子朱见济的生日），东宫生日也。”金英顿首相对：“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皇太子朱见深的生日）。”（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金英，在宣宋朝就任司礼太监，宣德七年（1432）赐予免死诏。英宋朝，金英更趋显贵。正统十四年（1449）筑坛于大理寺，金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此举显系抑九卿于内官下，英宗亲征瓦剌，命太监金英辅王朱祁钰居守北京。《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可见金英是朱祁镇的心腹，而且在朱祁钰的朝廷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景帝要想易储，必须得到金英的支持和帮助，然而遭到了他含蓄的拒绝。当然金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久以后，景帝以金英犯赃罪为由，将其禁锢，废而不用。《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易储之议虽然遭到了金英的反对，但是，朱祁钰心意已定，志在必得。
虽然势力正张的金英不是自己的心腹，但是朱祁钰也在太监之中培植了一些忠实的奴才，王诚、舒良即是。王、舒两人建议景帝先给大臣们升官晋爵和金银赏赐，以此笼络他们的力量，至少可以封住他们的嘴巴。于是，景泰三年（1452）初，朱祁钰就将都御史杨善、王文晋升为太子太保，又分赐内阁诸学士金50两，银100两。又命于谦、王直、胡、陈循等俱兼支二俸。《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又，《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大部分晋爵和受赏赐的大臣都接受了，朱祁钰从中看到了希望。后代的很多历史学者指责这些人见利忘义，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并非全都是蝇营狗苟、趋利忘义之辈。他们中有些确实是为贪图利禄富贵而支持朱祁钰；有些人本来就是朱祁钰的支持者，乐得接受高官厚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实出于无奈，除于谦坚决辞让赏赐外，王直拿到所赐金银时，叩案顿足道：“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朱祁钰的运气真是不错，正当他忙于笼络和收买大臣，为易储做准备时，从几千里外的广西突然冒出一个叫黄的人，上疏建议“易储”——这真是天赐良机。
黄原为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使，是思明府知府黄的庶兄。景泰三年（1452），黄以年老致仕，其子黄钧袭知府。黄欲谋夺知府之位，遂与其子矫军门令征兵思明府，并率骁悍者数千人，趁夜杀了黄全家，并将黄父子碎尸之后藏于瓮中，瘗于后圃。黄的仆人福童逃出，到巡抚和总兵处告发了黄的恶行，巡抚李棠和副总兵武毅在调查核实后立即上报朝廷，要逮捕黄父子治罪。
恶行昭昭、死罪在所难免的黄立刻派心腹袁洪驰赴京师，上疏请易太子以“永固国本”。朱祁钰见此奏章如获至宝，他欣喜地说：“万里外有此忠臣。”立刻下令释放黄父子，予官都督。②朱祁钰以最快的速度将黄的奏疏交廷臣集议。参加集议的91名文武诸臣中很多人心里以为不可，但都不敢直言。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说：“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得首鼠持两端。”于是大学士陈循、礼部尚书胡以及都御史王文率先签名，其余官员一一署议，且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唯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光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所奏宜允所言。”《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景泰三年（1452）五月初二日，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嫡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又废英宗皇后汪氏，立见济母杭氏为皇后。《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六。诏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这个对句出自当时的吏部尚书何文渊的手笔，今天看来，所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子”实在是强盗逻辑。
五月十五日，以柳溥为正使，于谦为副使，持节更封见深为沂王。张为正使，何文渊为副使，持节封见清为荣王，见淳为许王。
朱祁钰凭借着已经在握的权力如愿以偿地将亲生儿子推上了太子宝座，然而，“易储”竟然得益于闹剧式的黄事件，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皇权斗争本来就充满着血腥、肮脏和丑陋，很多时候又都有冠冕堂皇的幌子，然而有时为了需要竟然连遮羞布都可以不要。朱祁钰明知道黄父子杀人越货，却因为他能够投向所好，便堂而皇之地予以赦免乃至嘉奖。当然，黄事件也仅仅是加速了朱祁钰的易储工程，即便没有黄事件，朱祁钰最终还是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只不过要寻找其他的契机而已。
为了巩固朱见济的太子位，朱祁钰继续以官爵和金银笼络大臣：所置东宫官皆以大臣兼任，王直、胡俱太子太师，陈循、高谷、于谦俱太子太傅，俞士说、王翱、何文渊等俱太子太保，萧、王一宁太子少师。上述东宫官员均兼支二俸。
在笼络大臣的同时，景帝严密防范朱祁镇及其身边的人。景泰三年（1452）七月，在南宫照顾朱祁镇的太监阮浪将朱祁镇赐给他的镀金绣袋及束刀赠给门下内竖王尧，不慎被锦衣卫卢忠偶然发觉，卢忠将王尧灌醉后拿走其绣袋及束刀向景帝告发，谓“南宫谋复皇储，遗留刀求外应”，朱祁钰怒杀阮浪、王尧，并欲穷治不已。幸有学士商辂与司礼监太监王诚谏阻说：“卢忠狂言不可信，坏大礼，伤至性，所关不小。”此事才得以平息。（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行文至此，不得不中断叙述，来关注一下关于于谦“不争易储”的话题。后人对于谦“不争易储”颇有微词，侯方域《于谦论》曰：“谦虽位为大司马而其权过于相，盖景皇帝帷幄腹心之臣也，黄之议一萌，使谦造膝密陈其不可，则景帝必徘徊而不敢出，而况其率群臣面折廷诤乎？然谦亦唯唯署名，故非社稷臣也。”（清）侯方域：《于谦论》，（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六。
于谦是否在易储这件事情上抗争过，后人猜疑纷纭。相传“齐次风侍郎尝宿祠中，梦中肃告曰：‘当日谏易储疏，留中不发，外人无知者。子异日入史馆，当为我表章之。’既而侍郎果直禁廷，与修《明史》，遍检前明档案无之。余姚邵二云先生习闻其语，入馆后留意搜访，最后于通政使署得当时旧册，有大学士于某为太子事一折，具载月日。数百年疑案，至是始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然而于谦未尝为大学士，所以此说显系善良者杜撰。
但是，于谦对易储有所抵触却证据确凿。景泰三年（1452）四月，朱祁钰命于谦、王直、胡、陈循等俱兼支二俸。于谦、王直等立刻上疏请辞，朱祁钰自然不予允准。《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又，《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在景帝国储成功的两天后，于谦再次上疏请辞二俸，他说：“臣阖门良贱，仅逾数口，原俸资给有余饶。即今边境、京师粮用浩大，人民之转输未息，军士养赡未优，国赋经营日不足给。而臣以一介之微，叨冒千人之食，扪心知惧，揣分奚堪？乞止支一俸，以省浮费，以惬舆情。”《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六。景帝当然予以驳回。第二次上疏辞让赏赐者只有于谦一人，这种一而再地辞让并非是否领会帝人情的问题，而是要表明一种态度。《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当朱祁钰将黄的请易太子疏交给廷臣集议时，只有于谦、王直两人“相顾眙愕”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于谦的态度：在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奏请复朱见深储位并被下锦衣卫狱的事件发生后，有一个叫杨集的进士曾上书于谦，谴责于谦说：“奸人黄进易储之说，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计耳。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官僚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章纶、钟同死狱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议何！”于谦以示王文，王文曰：“书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当进一级处之。”于谦、王文欣赏杨集的胆魄，为了保护杨集的将此事秘而不宣，并荐举其为六安州知州。③于谦是否争易储，尚无定论，而以现有的资料来看，于谦的确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易储，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判定“非社稷臣”。于谦是真正的“社稷臣”，他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他的历史功绩和光辉人格永远抹杀不了。
让我们结束于谦是否争易储的议论，来关注“易储”成功后的朱祁钰。他一定高枕无忧了：朱祁镇被关，朱见深被废，自己的儿子成了太子，皇位可以传于自己的子孙了。然而，造化弄人，以宿命的话语来叙述，就是朱见济命运并不“见济”，注定无法登上九五之尊，立为皇太子仅一年多之后，他就在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突然因病夭折了。
于是，再建皇储成了朝廷的焦点。
由于朱祁钰只有朱见济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一些官员主张恢复朱见深的皇储之位，朱祁钰对此自然无法接受，于是对持这一主张的官员进行严厉打击。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复朱见深储位，朱祁钰大为光火。当时已近傍晚，宫门已关，从门缝中递出景帝的命令，立即将钟同和章纶关进锦衣狱鞫讯，逼供主使及勾结南宫的罪状，重刑之下，钟同、章纶体无完肤，但两人“濒死无一语”，钟同死于杖下，章纶仍然被关锦衣卫狱，直至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后被释放。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朱祁钰贵为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他一直把朱祁镇看成是威胁自己的隐患，心里面一定希望朱祁镇从世界上消失，但是太多的理由使朱祁钰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因此，他一面严密防范朱祁镇在南宫的活动，一面又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孝悌仁慈。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给事中徐正密奏景帝：“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虑。宜出沂王于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徐正实在道出了朱祁钰心里很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然而朱祁钰一面把徐正谪戍铁岭卫，一面又照徐正所奏加强了对南宫的监视力度，把南宫及其附近的树木全部砍掉。②朱祁钰这种内心的委琐与外在的庄严形成的反差实在很富于喜剧效果——朱祁钰错就错在他太要维护这种外在的尊严了。
局面始终为朱祁钰所操控着。由于朱祁钰的严密防范和打击，从表象来看，复储之议渐趋平息，但是事实上它成为了潜入地下的一股暗流，只要给一个出口，就可以冒出地面。
景泰七年（1456）年末以来，朱祁钰一病不起，到次年正月，病情愈益加重，连正月初一的朝贺都无法举行了，朝廷上下弥漫着忧惧的气氛。当时还有传言称大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密请太后，迎娶襄王世子。正月十一日，都御史萧维祯会同百官在左顺门外向景帝问安，探问病况。景帝身边的太监兴安对百官说：“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何益？”《明通鉴》卷二七。群臣领悟兴安的话中之话，便于正月十四日会议复立沂王为皇太子之事，除大学士王文、陈循、萧等人表示不赞成外，于谦、王直等大多数官员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合辞请复立沂王。但是，朱祁钰岂肯轻易放手，他传谕大臣：“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三。十六日，于谦、王直、胡会诸大臣再次合辞请复沂王太子位，招商辂主草，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奏疏写就时天色已晚，已经来不及上奏，于谦、王直等打算十七日一早呈入。《明史》卷一七六《商辂传》。
但是，为时已晚矣。
“夺门之变”
仅仅一夜之间，历史车轮转弯之疾，舞台变换之快，令后世观史者惊叹不已——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直接策划导演下，上演了使朱祁镇重新坐回皇位的“夺门之变”，于谦、王文、范广等人成了这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夺门之变”的策划者石亨、徐有贞在本书的第四章已经登场了，这里稍费笔墨简要叙述一下他们在北京保卫战之后的经历。
平心而论，石亨在抗击瓦剌、保卫京师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朱祁钰待石亨实在不薄，仅从朱祁钰和石亨之间的关系看，几乎找不到石亨颠覆朱祁钰的理由。在于谦的举荐下，将其起用于狱中。京师保卫战中的德胜门一役胜利后，以功进侯。景泰二年（1451）二月，命其佩镇朔大将军印，率京军3万人，巡哨大同，同年秋天，景帝赐予世袭诰券。易储后，加太子太师。于谦创立团营，景帝以其为总兵官，提督京营。朱祁钰对于谦一向有所防范，但是他对石亨则信任有加，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二日，朱祁钰强撑病体到南郊祭祀，宿斋宫，因病不能行礼，就将石亨召至病榻前，要他代行郊祀礼。《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
徐有贞或许对朱祁钰有所怨望。徐有贞由于当年在朝廷上倡言南迁，为人讪笑，因而久不得升迁。偏偏他又是一个急于功利的人，于是就阿谀巴结时为户部右侍郎兼学士的陈循，徐有贞悄悄送给陈循一条玉带，并对他说：“公带将玉矣。”没过多久，陈循果然加少保、腰玉带，由此陈循屡荐徐有贞。徐有贞曾经托于谦谋求国子监祭酒一职，然而朱祁钰驳回于谦的荐举，并说：“此议南迁徐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此言若传至徐有贞的耳朵里，一定引起了他的嫉恨。他原名徐，在陈循的建议下，改为有贞。此举果然奏效，景泰三年（1452）徐有贞迁右谕德。景泰七年（1456）因治黄河有功，景帝对其褒奖有加，进左副都御史。虽然终于得以升迁，但是对当初景帝对他的压制，他始终耿耿于怀，不能释怀。《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
石亨在朱祁钰的朝廷中可以算是核心人物了，然而尚有于谦等人位居其上；至于徐有贞，离位极人臣的地位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自然不满于这种现状。对于石亨、徐有贞这样汲汲营营于功名利禄、权力欲望膨胀的野心家来说，只要遇到能够让他们飞黄腾达的机会，就会牢牢拽住，而置旧主的恩情于不顾，何况徐有贞对朱祁钰尚心怀怨望。
朱祁钰做梦都不会料及，他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二日对石亨的偌大信任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石亨即此成了南宫复辟的始作俑者。如前所述，石亨在这一天被朱祁钰召至榻前，让他代行郊祀礼，他看到皇帝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不能康复了。石亨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政治嗅觉很灵敏，瞬息之间他嗅出了其中蕴藏的绝好机会。他那武夫的脑袋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于是，他马上唤来同党都督张、左都御史杨普及太监曹吉祥等，张、曹等人都同意石亨的计划，于是他们开始密谋如何让太上皇朱祁镇顺利复辟。他们又去和太常卿许彬商议，许彬说：“此社稷功也，彬老矣，无能为，盍图之徐元玉（徐有贞字）？”（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石亨等立刻找到了徐有贞，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重利之下，这帮蝇营狗苟、逐臭追腥之徒，一拍即合。正月十三日，他们将计划秘密通知了朱祁镇。十六日，朱祁镇设法将同意计划的回复传递给他们。于是，一帮人在当日晚开始密谋实施方案。
徐有贞在朝廷中以逞智巧、多心术、善计策为名，号称天文、历法、地理、星象等等无所不通。现在，他又开始逞智弄巧了，石亨、张等问他“计将安出”，徐有贞就跑到屋顶去看天象以观吉凶，不多时，他从屋顶上下来，兴奋地对大家说：“事在今夕，不可失。”适逢边吏报警，徐有贞就说：“乘此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谁不可者！”阴谋已定，石亨、徐有贞、张三人前去和曹吉祥、王骥、杨善和陈汝言等人会合。出发前，徐有贞焚香祝天，告别家人时大有“壮士一去”的慷慨悲壮，他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族之祸。归，人；不归，鬼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石亨自景泰三年（1452）于谦创立团营以来，就担任总兵官，手中握有兵权，因此，可以轻易地调动军队。他们先安排张率兵等候于长安门外，以备接应，同时收了各城门的钥匙。夜四鼓，张率领的军士由长安门进入皇城，守卫的士兵都惊愕莫名。他们的人马全部进入后，徐有贞又锁好城门，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以阻遏救驾朱祁钰的军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当时，天色晦冥，石亨感到惶恐不安，就问徐有贞：“时当济否？”徐有贞鄙夷石亨的临阵胆怯，大声呵斥他：“时至矣，勿退！”率领众人直奔南宫。此前，朱祁钰为了防止哥哥复辟，令人将金属熔化灌入门锁，使之无法开启，徐有贞就命令士兵将巨木悬置空中，然后令几十个士兵用力以木撞门，又令一些士兵逾墙而入，内外合力破坏宫墙，终于墙坏门开。石亨、张等进入南宫，和声对朱祁镇说：“请陛下登位。”呼士兵举辇，徐有贞扶朱祁镇登辇以行。路上，朱祁镇问明了这群人的姓名、官职，以便日后报答。至东华门，守门的军士不让他们进入，朱祁镇厉声道：“吾太上皇也。”军士自然不敢阻挡。石亨、徐有贞等拥朱祁镇御奉天殿，扶其升座，鸣响钟鼓，大开宫门，高呼万岁。
时当黎明，而且此前景帝曾下诏说“十七日当早朝”，因此百官正在朝房中等待景帝视朝，忽然听到殿上嘈杂喧哗之声，不知其故。正在这时，徐有贞对群臣高呼：“上皇复辟矣，趋入贺！”百官震惊，相顾愕然，旋即就班朝贺。随后，太上皇朱祁镇以当朝皇帝的身份宣谕百官。（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改年号为天顺。
在徐有贞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朱祁镇竟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御的情况下夺回了失去近8年的皇位。
卧病在床的朱祁钰在毫无防备之中输给了被他禁锢在南宫、他以为完全丧失了抗衡能力的哥哥。天顺元年（1457）二月一日，朱祁钰被废为王，迁之西内。朱祁镇可没有他弟弟“孝悌仁厚”，18天之后，他就让弟弟“病”死了。虽然正史对朱祁钰之死都以“王薨于西宫”这样简单的文字略过，然而就如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真相被赵匡义朝廷修撰的正史雪藏，仅在野史中留下“烛影斧声”的猜测一样，皇帝召集人马编修的正史出于不可言说的原因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真相的隐饰甚至篡改，使后人再也无法了解背后的真相了。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对朱祁镇而言，重要的是朱祁钰死了，他可以高枕无忧地安享失而复得的皇权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祁钰死时，朱祁镇赐给他的谥号为“戾”——罪戾之义，毁掉了所营寿陵，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真是极尽刻薄之能事。而曾经被朱祁钰夺去太子位的朱见深对叔叔倒是宽容大度，朱见深登基后恢复了叔叔的皇帝号，并为叔叔说了几句公道话：“朕叔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朱祁钰死后有知，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以“意欲”谋逆之罪遇害“土木之变”以来，于谦常常因为繁忙不归私第，夜晚就在朝房将就休息。朱祁镇复辟的这个晚上，于谦照例宿于朝房。儿子于冕急匆匆地赶来，将石亨等用英宗复位的事情告诉父亲，希望父亲早作防备，于谦呵斥儿子：“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少顷，于谦也获知英宗已经复辟，然而仍然神态自若地整搠朝服入朝。（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八。
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宫廷的权力之争每每以很多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后，于谦就被逮捕，关进了锦衣卫狱，同时遭此厄运的有大学士王文，都督范广，尚书俞士说、江湖，学士陈循、萧、商辂，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石亨、徐有贞唆使六科十三道劾于谦、王文等迎立外藩之罪，并奏请将王文、于谦、王诚、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授意下，刑科都给事中王镇起草并当庭宣读了弹劾于谦等人的奏章，奏辞说：“王文、于谦俱以小人滥膺重任，一以不学无术之庸才而司台辅，貌实用而心实验；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与兵权，言似清而行实浊。不思保王家，却乃肆为奸宄，交结权宦，挟天子以令群臣；树立党私，引凶邪以充庶位。内则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为之腹心，外则内阁陈循、江湖、萧等同其党恶。附和黄之邪议，易立储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废黜汪后。公用名器，酬平时贿赂之私；强立刑诛，钳当代言官之口。台谏多为之鹰犬，忠义咸畏其排挤。数年以来，内外显官皆出其门，奔竞成风，阿谀充位，君子无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谦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体，义士痛心，流毒生灵，贻殃兆庶。至于咎征屡见，构巧辞以粉饰太平；灾异迭臻，献谀言以荧惑圣听，诚国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皇帝不豫，连日不能视朝，岂意王文、于谦、舒良、王诚不顾宗社之重，惟务身家之谋，阴结异图，包藏凶祸，欲召外藩继位，紊乱宗枝。事虽传闻，信实显著，人心汹涌，中外危疑。”（明）郎瑛：《七修类稿》，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
刚直不阿的于谦在朝，使得石亨、徐有贞每每有所顾忌。如今，对手已经是阶下囚，石、徐等人颇有借机征服的欲望。可是于谦却没有半点低眉敛目的囚人状态，有的是气吞河岳的气魄，但是于谦的这种气概更加刺激了石、徐等人的病态心理。当时负责审讯于谦、王文等人的都御史萧维祯是石、徐的党徒，他承石、徐之风旨，一定要定于谦等迎立外藩谋逆之罪，但又找不到佐证，徐有贞就说：“春秋之法，将则必诛，何必佐证也。”萧维祯即欣然署奏，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难免。”于是文致其词，竟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狱，坐《谋逆律》，拟判极刑。当时，王文不堪诬陷，申辩不已，于谦则不屑于和这些虚骄恣肆者对话，他笑劝王文：“亨等意耳，辩何益？”《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但是，于谦尖锐地指出了石、徐等人的漏洞，他说：“召外藩非金符不可，符藏内府，岂外延所能得？”于是就令太监查检各王府金符，唯独找不到襄王府之金符，众人深感惊讶，就问一退仕老太监，这个老太监说：“尝记宣德间老娘娘（即张太后）有旨取去，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详。”又去问这个老宫人，她回忆说：“宣庙殡天时，老娘娘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尝欲召取襄王，故取金符入内，后以三杨学士议不谐而止，今在后宫暖阁中某处。”果然在张太后处寻得襄王府之金符。（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九，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退仕老太监和宫女的证词洗却了于谦的不白之冤，然而却没有任何意义了，复辟了的朱祁镇还有石、徐等人一定要置于谦于死地。最终，于谦以“意欲”谋逆之罪，判死刑，抄没其家，儿子于冕和女婿朱骥等发戍边卫。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457年2月16日），于谦在他浴血守卫过的京城遇害。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百姓于苦难的英雄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成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斯人已逝，对于谦来说所有的愤怒和冤屈都随着行刑者的刀起头落永远消逝了，然而，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痛惜和悲伤。
北京城的西四牌楼，由于牌楼被拆除而简称西四，也是京城的闹市地带，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而这里就是明代处决死囚的刑场——西市的遗址。本来这里伫立着刑场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牌楼，牌楼的边上还立着一根比牌楼更高的木杆，用以悬挂被割下的头颅。西市见证过无数的生命在这里戛然而止，见证过处决太监刘瑾这样快意的场面，也见证过那些被冤屈的人无端在这里结束生命的悲愤，而于谦的血染西市应该是它最不愿意见证的沉痛。
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将刑场设在闹市，以便示众，为了使得处决囚犯更好地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统治者将其程式化为一种仪式，并且提前告知百姓，而百姓也往往爱看这种热闹。因此，每到行刑之日，人们簇拥在囚车必经之路的两侧，看辚辚作响的囚车，看被枷锁镣铐束缚的死囚犯，看光着膀子、满身横肉、眼露凶光、手持鬼头大刀的行刑手；在刑场，看行刑手挥舞鬼头大刀砍向被捆缚着的跪在地上的囚犯，看受刑者的头颅骤然之间滚落在地，看他们的鲜血在刑场飞溅，还有死者亲人哭天抢地的哀号……许是看多了这种场面，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漠然地目睹刑场上发生的一切。
然而，这一天，京城百姓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以旁观者的冷漠来“观赏”于谦被杀的场景。即将被处死的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他们的救世主，他以血肉之躯奋力保卫了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无数生灵，如果不是于谦率领军民抗拒侵略，那么瓦剌的铁蹄势必突破已经如豆腐渣般不堪一击的明朝边防，直趋而下，攻占京城，那将会使无数生灵遭受浩劫。“土木之变”前后，瓦刺在边境各镇掳走了很多手无寸铁的百姓，是于谦在瓦剌求和后建议由朝廷出资将他们从边庭都赎了回来，使他们远离了梦魇般的“奴隶”生活。劫后余生的百姓没有料到他们心中的救世主竟然会蒙冤致死。
史书记载，于谦遇害之日，“阴霾翳天，行路嗟叹”（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卷一七《于谦传》。苍天也不忍目睹这场忠良被害的旷古奇冤，而百姓则以各种方式宣泄他们的悲情。京城百姓夹道哭送于谦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还有远郊的百姓为了最后送于谦一程，为于谦洒一把眼泪，竟从百里之外赶赴西市。他们在刑场洒祭酒，烧纸钱，大放悲声。
对石、徐一伙人来说，最具有讽刺意味是他们的党羽曹吉祥的部下有个名叫朵儿的锦衣卫指挥，他在于谦遇害后以酒祭酹于谦被斩之处，而且恸哭不已，曹吉祥觉得很丢脸，愤怒地鞭笞他，可是，次日，朵儿又在于谦遇害处酹酒祭奠，恸哭如旧。《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于谦巡抚河南时，官署设在开封城马军衙桥西。河南父老听到于谦遇害的噩耗，都哭着前往旧时于谦的官署，设灵位而祭。不久，于谦遇害的消息就传遍南北，天下人涕泣而歌：“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范广）。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于谦）。”（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又，（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
据传，于谦遇难前，杭州西湖干涸龟裂，当时，孙原贞为浙江巡抚，他伤感地对朋友说：“贤才之生，实钟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于谦）。”至此，竟然不幸应验。（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
性情气质与悲剧人生在从事于谦研究的10年里，笔者一直欣赏于谦作为一个军事家和诗人的成功，甚至欣赏于谦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失败。于谦的性情气质早已经注定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于谦临危受命成为京师保卫战的总指挥以来，常常拊膺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生结局早有所料。
导师廖可斌教授在给拙作《于谦年谱》所作的序中，对于谦的悲剧性性情气质有这样一段深入而精辟的分析：“搞政治的人大致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类是完全根据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办事的，这种人太卑鄙，算不上政治家；一类是完全凭着一种理想办事的，虽然高尚，但没有把握政治的真谛，往往也不大行得通，因此也不能算是典型的政治家；第三类则是既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又懂得人们主要是靠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注意处理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种人才是比较典型的政治家。于谦属于第二类，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直都是按自己的理想原则办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办事。他不注意培养自己的个人势力，不注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为他坚信自己走得正行得直，用不着这些。别人奉承他，他毫不留情予以斥责；别人诋毁中伤他，他也无意予以报复打击，因为他看不起这种行为。结果拥护他的人并不是没有，但一盘散沙，缺乏结构性力量；反对他的人则越来越成了气候，有恃无恐。有些本来想跟他套近乎的人，见他不理这个茬，甚至给人难堪，往往也转而汇集到反对他的队伍中去了。他可以说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更没有同伙。即使是在‘夺门之变’中与他同时被害的王文等人，与他也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他拥立景帝完全是为社稷苍生考虑，而不是为了自己建拥戴之功，享从龙之利。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景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注意与景帝沟通，以至景帝虽表面上对他极为尊礼，实际上心怀猜忌，在得知有人篡位后，首先想到的竟是于谦，这足以让于谦心寒，让世人感叹。正因为官场上像于谦这样的人是极个别的另类，他于是感到极度的孤立。他发现世界上的人都是那样庸俗卑鄙，自己与他们相处共事是那样的困难，那样的痛苦，所以他才发出了‘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悲怆呼号。像于谦这样的人，如果能获得权威者的赏识保护，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一旦他自己被推到了总揽全局的位置上，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他的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就会加剧，以至无法调和。由于他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往往不能预先采取保护自己利益的措施，比方说培养自己的亲信，布置自己的耳目，加强对景帝的保护，或先下手为强，掌握废立的主动权等；对他人因受利欲驱动而产生的图谋也缺乏敏感，因而也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如及早对某些阴谋集团予以打击，加强对英宗的看管，密切注视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动静等。以他的智慧和能力，他不是做不到这些，而是他不屑于做这些。直到他的儿子告诉他石、徐等人已行废立，他还要斥责儿子妄议朝廷大事。他自信问心无愧，也相信任何事情总有一个解决办法。殊不知世上本无所谓天理，违理之事倒是无奇不有，他最后竟作了英宗和石、徐等人为‘夺门之变’寻找合法理由的无辜牺牲品。于谦的上述某些行为可以说有些迂腐，但从他的人格心理来分析，却完全可以理解。因此，除了种种外在的原因，于谦特有的人格心理也是铸成他的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结论是：只要发生“夺门之变”或者类似的夺权事件，于谦就注定要牺牲。因为，英宗朱祁镇、石亨、徐有贞、张……太多的人想置他于死地。
先来分析朱祁镇的心态。史书中但凡述及“夺门之变”和于谦之死，都有这样的叙述：石亨、徐有贞等以“意欲”谋逆为由奏请英宗判处于谦、王文等极刑。当时，朱祁镇心里犹豫，说：“于谦实有功。”不忍杀于谦。但是，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朱祁镇心意乃决，下令斩于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这些正史的修撰者文过饰非的技巧真是超人，这种出于为尊者讳的掩饰文辞也许连修史者自己都觉得太虚假，说朱祁镇的原意不想杀于谦，恐怕朱祁镇自己也不会相信。
无论那些修史者如何粉饰，笔者固执地以为，朱祁镇重新坐上龙椅再次操控生杀大权时，第一个要杀的应该是弟弟朱祁钰，第二个大概就是于谦了，因此，在企图置于谦于一死的人当中，朱祁镇当属首位，尽管他心里明白于谦有再造社稷之功。
朱祁镇被瓦剌掳走，沦为人质，而于谦等拥立王朱祁钰。此举第一使英宗朱祁镇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第二使朱祁镇失去了人质的价值，南返的希望变得渺茫。瓦剌挟持朱祁镇至大同城下，胁迫明军打开城门，于谦举荐的大同守将郭登对瓦剌军大喊：“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拒开城门。③⑤（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十二日，也先进攻北京受挫，听从太监喜宁的唆使，以讲和为名，要求明廷派遣大臣出关迎返英宗，并索要数以万计的金银财物，于谦拒绝讲和之议，并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③朱祁镇会认为于谦又一次让他失去了早日南返的机会。
后来也先几次对英宗说：“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又扬言欲送英宗归明廷，这时，朝廷大臣多主议和，迎归英宗，唯于谦独排众议，称“社稷为重，君为轻”⑤。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于谦的话是冒犯君王之狂言，无论哪个皇帝听了都会心存芥蒂。英宗最终得以回到明朝，但是于谦的祸机也就由此萌生了。
朱祁镇要杀于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景帝国储而迁怒在于谦。黄为逃死罪，上疏请易太子，无奈之际，于谦同诸大臣一同署议。易储之是非功过暂且不去评价，但是朱祁镇一定认为他儿子朱见深被剥夺太子位，于谦难辞其咎。
现在，朱祁镇重新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当然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于谦又怎能不死？
退一万步而论，即使朱祁镇不杀于谦，于谦也逃脱不了被枉杀的结局，这不是宿命，而是势所必然。于谦的品德与才智，罕见其匹，其谋国之忠和至刚大勇让后人永远不能望其项背，然而于谦的性情气质却屡屡招祸，这本不足诧异。
“性格决定命运”。于谦“无欲则刚”，他从来不计个人私利，为官争理不争利，更不会因此阿谀奉承权贵或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派，没有自己的小团体；他疾恶如仇，遇到邪恶之人和事，他就“如蝇在喉，吐之乃已”；他的处世方式直来直去，不加任何掩饰。这种性情气质和处事方式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正是因为上述品质，于谦才光风霁月；但这种品质和行为方式对一个政治家而言就是一种“致命伤”，一种足以断送政治前程的“人格缺陷”，于谦因为这一“人格缺陷”得罪了太多人，被得罪者或欲伺机报复或要落井下石。
首先来看徐有贞（徐）。在发动“夺门之变”的人当中，他是最有理由要杀于谦的。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瓦剌劲骑自紫荆关、白羊口两路大举进犯京城，身为侍讲的徐建言朝廷迁都南京，遭到于谦的厉声呵斥，于谦还上疏说：“（徐）妄言当斩。”徐虽然保住了脑袋，但是在朝廷上丢足了面子，以至于很长时间无法升迁。景泰初，徐多次托人游说于谦，求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无奈只有将徐所请转告景帝，可是被景帝拒绝了。徐于是没有得到祭酒职位，于谦又不便向徐解释自己曾经推荐过他，而徐就以为于谦贬抑他，因此衔恨于谦。（明）焦：《玉堂丛语》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叶盛的《水东日记》还记载一件事：景泰间，徐治黄河不成，于谦尝笑谓同官：“徐先生五日匠耳，奈何令脱土墼也！”一句戏言，足以取怨，得罪于人。（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一。徐有贞对于谦的仇恨便愈积愈深，而于谦则浑然不知。
其次看石亨。于谦对他是有恩的，因为于谦的一纸奏疏，石亨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于谦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一日受命为兵部尚书，二十四日就奏请起用石亨，此前石亨被谪为事官，而于谦荐举其为右都督，在京营兵。也先寇犯京师，于谦令石亨守德胜门，因为于谦正确的指挥调度，石亨伏兵诱敌，杀死敌兵数众，论功封武清伯，继而进侯。石亨之侄石彪骁勇敢战，于谦以其为前锋，因战功进署都指挥佥事，至都督佥事。《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起初，石亨对于谦是心存感激的，景泰二年（1451），石亨向朝廷荐举于谦之子于冕，其时于冕尚在杭州，景帝下诏召于冕赴京，于谦再三推辞，还上疏说：“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贵显，臣岂独无是心哉？但方国家多事之秋，宜以公义为重，不当顾其私恩。伏念臣才乏寸长，官跻一品，顾已乖于清议，敢重冒于殊恩？况是的器非远大，名位爵禄非所能胜。且亨不闻举一岩穴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之务，顾乃荐臣之子，于公义安在？况臣叨掌兵政、选法，比以军功要报，得多不准，理所以杜侥幸，革冒犯也，岂宜臣之子而冒官出乎？仰祈圣鉴，令冕回还原籍，庶上不玷朝廷之名器，下以协舆论之至公，而臣亦免非分之责。”最终朝廷授予冕府军前卫副千户。《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又，《明英宗实录》卷二五；（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史书评价石亨此举的出发点是自己功不如于谦却得以封侯晋爵，心存惭愧，但是不能否认其中有对于谦感激和示好的因素，可是于谦不仅毫不领情，甚至以此狠狠地弹劾了石亨一把，石亨对于谦的仇恨由此而来。李贽《续藏书》说：于谦有恩于石亨，但是石亨后来恃功骄纵，于谦时时裁抑石亨，石亨心有畏惧，不敢妄动，积恨于心。（明）李贽：《续藏书》卷一三、卷一五。《明史纪事本末》说：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于谦奏请出之大同，石亨更加衔恨于谦，故有夺门之诬。（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可见，于谦是硬生生地将石亨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同盟者的人推向了与己为敌的阵营中。
太监曹吉祥对于谦也是有所嫉恨的。“土木之变”发生后，曹吉祥监京营军，可是常常受到总指挥于谦的节制，而且重要决策都出自于谦，曹吉祥必定会感到失落。何况，于谦曾经非常“不合时宜”地奏请裁革内臣监军之制，明朝宦官监军制始自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遣内臣王安监军，朱祁钰自然驳回了于谦所请。这一来，就得罪了身为监军太监的曹吉祥。
“夺门之变”的另一员干将张也对于谦有着切齿之恨。张，祥符（在今河南开封）人，其父张玉为明成祖起兵之大将，阵亡，成祖即位追赠荣国公。张及其兄张以功臣子授职。张于永乐中入宿卫，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从宣宗亲征高煦之叛，又从成国公朱勇出塞，正统十三年（1448）以副总兵征麓川，又讨伐贵州苗民反叛，积功为前府右都督，在京营兵。张与总兵官都督宫聚率军15000余人在贵州、平越等地镇压反叛之苗人，张刚愎自用，遇警粗率，毫无计谋，轻率出兵，兼以纪律不明，营阵无法，既不禀命于主将，又不审察敌情，结果官军大败，万余人惨死于无辜，而张竟弃甲曳兵，徒跣逃命。景泰元年（1450）四月初五日，于谦奏劾张“器非远大，质本凡庸，素无汗马之劳，虽列官资于五府，萃恩宠于一门，然唯知纵欲以肆非，罔顾越理而犯分，骄奢淫逸，而僭逾之恶屡彰；鲁莽粗疏，而统御之才安在”，请重惩。（明）于谦：《忠肃集》卷七。张素来骄纵不法、纳贿乱政，于谦对他多有贬抑。《明史》卷一四五《张传》。就是这个张在“夺门”成功后，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一起力促于谦之死。
都督同知卫颖也是“夺门”之“功臣”。景泰二年（1451）二月，六科十三道曾交章弹劾都督同知卫颖、范广、陶瑾和都督佥事郭瑛、张义等奸宿乐妓之罪，朝廷宽宥了他们。可是于谦不依不饶，复劾卫颖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竭忠，乃敢纵欲败度。况终日饮酒为乐，又复用钱买奸，若非剥削害军，此物从何而得”，称卫颖等所为“无辜朝廷之恩，下失军士之望，廉耻荡尽，忌惮全无”。请将卫颖等调往北部边境，守边赎罪。《明英宗实录》卷二一。
于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心要使明朝军队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军政清明的队伍，他不能容忍那些陈年痼疾继续侵蚀军队，不能容忍那些贪婪骄纵者继续危害国家，他要整顿，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景泰二年（1451）初，在边境稍为宁靖后，于谦就着手严整军队，以肃军政，当时，军中贪污成风，受贿卖军已成流弊。在于谦的建议下，景帝下令石亨等各营大小官吏尽心抚恤军士，保全名节，毋蹈前非，若再受贿或卖放操军回还原籍或原卫所3名以上者，自都督以下不分官职大小，俱降三等，调往边卫哨守。《明英宗实录》卷二一。镇守宣府等处的总兵等官因受人之利而擅自纵放操备士兵，于谦坚决予以制止。（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京军中还有一个顽疾就是一些军官克扣军饷甚至盗卖月粮，士兵饥饿难耐，只得外逃。于谦奏请敕令石亨严加戒饬官员，修举戎政，并将违法军官纠送法司，明正其罪。经过于谦的严厉整顿，军官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粮的行为稍有收敛。④（明）于谦：《忠肃集》卷五。
“土木之变”发生后，部队扩充，况且在非常时期，往往超常规地遴选提拔军官，因此京军中把总、管队等官，有的是夤缘冒进、非才滥充者，轻则无勇无谋，无法带兵上阵；重则贪图贿赂，剥削害军，视兵政为等闲，视士卒如仇敌，败坏军纪。于谦会同石亨考核京师各营坐营把总、管队等官，并将考核结果奏报朝廷，力求军队任用得人，武备修举，不误边事。④对于那些不法军官，无论职位的高低，无论出身的贵贱，即使是自己荐擢的，于谦从不姑息。这里选录部分于谦执掌兵部以来至景泰三年（1452）间有关他对那些下属的弹劾记载，我们再一次很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于谦的确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二十二日，于谦奏劾三千营总管赵荣不赴营操练，以致军容不整，纪律全无，士卒喧哗，行伍错乱，请治其罪。景帝即令法司禁锢赵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而正是这个赵荣后来将朱祁镇从瓦剌那里接了回来，成了英宗眼里的大红人。《明史》卷一七一《赵荣传》。十月十七日，都指挥魏兴等在西直门外遇敌，临阵脱逃，躲回营寨，于谦请求治其死罪，而景帝则宽宥了魏兴。《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仅据《明英宗实录》、《忠肃集》两种文献，于谦在景泰元年（1450）的正月有四次弹劾下属的记录。奏劾永宁卫千户汤顺等守边不谨，纵军出口搬粮，为瓦剌所掳，又引敌进入腹里，斫伤士兵，请求逮捕汤顺，并治其罪；⑤⑦《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七。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文请求将充军左参将都督佥事王喜按例调往陕西行都司，于谦则以为王喜临阵退缩，贻误战机，陷没官军，情节严重，难比常例，因而反对刘文所请；⑤参劾右参将都督佥事杨俊；（明）于谦：《忠肃集》卷七。奏劾镇守雁门关都督佥事孙安纵寇殃民，草菅人命。⑦景泰元年（1450）三月，于谦奏劾都督佥事王斌擅调官军，扰乱边务，请治其罪。景帝宥其罪。《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月，因镇守广西总兵官田真不经奏请定夺，擅将援助广东之官军调回广西，用以镇压苗民起义，于谦奏劾田真方命专权，奸诈欺罔，法所难容，又徒劳士马，虚费粮储，两处地方俱不得济，本应将田真拿送法司究问，以为将臣专权欺罔之戒，然因边方多故，正当紧要用人之时，仍请令田真奋勇杀贼，以功赎罪，如再失机误事，治以重罪。④（明）于谦：《忠肃集》卷三。五月，于谦请治千户马青、马云之罪，他们此前出使瓦剌，擅自许诺也先以笙箫细乐以及能唱之女子，并许诺也先可与明朝结亲，甚至透露边境消息给瓦剌。于谦劾其贪利肥家，屈节辱国，又架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边境不宁，酿成巨祸。⑤（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九月，于谦奏请将协守甘肃右参将都督佥事毛忠执付法司审问，因礼部侍郎李实曾称其屡与瓦剌相通，于谦以为如若属实，当严惩不贷。《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六。十二月，因湖南苗民造反，进攻长沙、宝庆、武冈所属州县，于谦以为显系当地司府州县官员素无武备，坐视民患，故奏请将其交法司治罪。④同月，于谦认为宁夏总兵官张泰殊少勇敢，守则有余，战则不足，于谦荐举陕西都司指挥使马让为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往宁夏协同张泰镇守。⑤景泰二年（1451）二月，于谦奏劾广东都指挥佥事王忠等畏缩无谋，失机误事。《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四月，于谦得知左军都督府右都督王祯在边境多事之秋，朝廷正当用人之时，告假回陕西省视母亲，事实上王祯妻妾随住，而老母却遭其遗弃。于谦痛恨王祯这种临阵退缩又弃亲弗养的恶劣行为，奏请执王祯送法司问罪，以为群臣之戒。（明）于谦：《忠肃集》卷八。七月，奏劾镇守湖广总督军务左副都御史王来、镇守贵州总兵官梁“挟奸计而玩寇殃民，坏法玩事”，请治二人罪。（明）于谦：《忠肃集》卷五。
景泰三年（1452）四月，于谦奏劾镇守广西副总兵都督武毅等不能振肃兵威，慑服奸宄，辜负朝廷之重托，地方不能得到保障，于谦以为似此等无勇无谋，玩寇误事，不曾立有寸功，专务虚文延调者，不能为朝廷所倚重。请敕武毅等申明号令赏罚，作兴士气人心，安抚民心，务要保地方宁息。②（明）于谦：《忠肃集》卷三。六月，广东黄肖养叛乱虽用已宁靖，且黄肖养已伏诛，但尚有其他反叛势力，望广东救兵增援，然副总兵右都督董兴则不肯发兵，于谦奏请急令董兴调度官军，前去广西，会合武毅除一方之患，不许退缩观望，致贻后患；②湖广苗民叛乱经久未宁，反而日甚一日，骚扰地方，不可胜言，于谦以为显系各官互相推诿所致，奏请令王来、梁等亲领官军设法招抚；⑥⑦⑧（明）于谦：《忠肃集》卷四。陕西都司管操都指挥同知杨得清贪图财贿，卖放私役军士，于谦请将其问罪。⑨（明）于谦：《忠肃集》卷九。七月，于谦奏劾广东副总兵都督董兴、广西副总兵都督武毅软弱无为，贪墨玩事，纵寇长奸，以卖军得财为能事，并请执董兴、武毅赴京师问罪；《明英宗实录》卷二一八；又，《忠肃集》卷四。以都指挥孙旺遇警闭门高坐，临敌束手旁观，耽酒恋色，玩寇殃民，请治孙旺失机误事、贪淫害军之罪。⑥八月，广海卫备倭指挥佥事王俊将缴获战利品偷运回家，更为恶劣的是透露消息给倭寇，纵寇逃脱，卒难追捕，以致官军失利，于谦奏请敕左都御史王翱查清此事，并请就地诛杀王俊；⑦又奏劾湖广宝庆府武冈州都指挥佥事范真不敢出城追剿反叛之众，畏缩失机之罪。⑧是月，于谦奏劾巡抚四川左佥都御史李匡不轨行为，但是考虑到如果先治其罪，又恐其怀挟私忿，激变民壮，殃及无辜，并构成边患，加之四川军民连年征运，已甚疲弊，不堪战乱，遂奏请先将李匡取回京师，再行究问。⑨李匡抵达京师后，于谦与六科十三道交章劾其素行不轨，弄权舞弊，毫无法度。十一月二十五日，李匡被逮入狱。（明）于谦：《忠肃集》卷九；又，《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三。
宦官向来是皇宫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正统以后，宦官甚至可以操纵政府中很多的事情，如官员的任免升迁等，因此纵使贵为内阁乃至首辅，也往往勾结趋附宦官。可是，于谦从来不把宦官放在眼里，当时，宫内遣宦官往真定、河间等地采办野味，往直沽、海口收集干鱼，这是宫里一直来的做法。可是在于谦心中，百姓的分量实在太重，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做法。景泰元年（1450）三月二十日，他指出真定等地当贼寇扰攘之余，公私匮乏，兼以久旱不雨，五谷未植，徭役重繁，请停上述扰民之事，朱祁钰允准了于谦所请。《明英宗实录》卷一九；《明史》卷八三《食货志六》。停办各地特产，一方面宫里减少了货源；另一方面，很多宦官从采办货物中谋取私利，于谦的所为自然断了他们的财源，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如上所述，他还奏请取消宦官监军制，也招致宦官的嫉恨。
还有那些勋臣后代也得罪不得，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有很大的能量，而且又结成一张关系网互为保护。景泰元年（1450）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江湖奏称勋臣后世子孙得以承袭爵禄，或使管理军务，然而他们都出自膏粱，素享富贵，唯务安逸，不习劳苦，贤智者少，荒怠者多。国家有事之际，若委以机务，莫不张皇失措，一筹莫展，皆由平日骄纵懒惰、不学无术所致。于谦立刻附议，并进而奏请朝廷从即日起令勋臣后代随各营总兵官操练。（明）于谦：《忠肃集》卷七。这些人平日四体不勤，安逸享乐，哪里经受得了操练之苦，他们由此痛恨于谦。
于谦疾恶如仇，眼睛中容不得一颗小沙砾，他不懂得什么是中庸之道，于是，他成了一个独行者。
孤独者于谦王镇弹劾于谦的奏辞中称于谦“交结权宦，挟天子以令群臣；树立党私，引凶邪以充庶位”（明）郎瑛：《七修类稿》，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佞臣们的无中生有之术真是发挥到了极致。于谦在朝廷上没有势力上的同盟者，他是孤独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满怀心事谁能识，独坐花前听鸟啼。”（《日暮漫书》）（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四。但是他持守着这份高洁的孤独：绝不结党，不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他公正无私地对待每一个人，因此即使是他自己荐举的人，也没有成为他的盟友。上文所述，手握重兵的石亨就是于谦亲自荐擢又亲手将其推向敌对阵营的。而另一些他荐举的人虽然没有成为敌对势力，但是也并没有成为同盟者。
“夺门之变”中同时遇害的范广被石亨等诬为于谦私党，这真是很可笑的事情。范广确为于谦提拔，但绝非于谦私党，这一点石亨等心里很明白。仅举一例就可看出于谦和范广的关系。景泰元年（1450）四月二十四日，于谦奏劾范广、罗通等将领守备不严，纵敌失机，致使瓦剌300余人从石峰口入境，烧毁关门，又从石峰口出境，如蹈无人之境，请求治范、罗之罪。（明）于谦：《忠肃集》卷一；又，《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于谦不树私党，因此不偏袒任何人，对范广也不例外。范广遇害的真正原因，史书里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了，《明史·范广传》记载：范广助石亨提督团营，“（石）亨所为不法，其部曲多贪纵，（范）广数以为言。亨衔之，谮罢广，止领毅勇一营。广又与都督张不相能。”又“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及英宗复辟，亨、恃‘夺门’功，诬广党附于谦，谋立外藩，遂下狱，论死”《明史》卷一七三《范广传》。
其次是昌平伯杨洪。“土木之变”后，杨洪镇守宣府，也先挟英宗命，胁迫杨洪开门相迎，杨洪拒不开城门，也先的阴谋没有得逞。于谦曾于正统十四年（1449）请封杨洪为昌平伯。《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于谦后来还作《颖国武襄公杨洪画像赞》，曰：“神完气充，貌伟言扬，江湖宇量，铁石肝肠。胸盘韬略而鬼神莫测，手操剑戟而星斗垂芒。摧锋万里，轰雷迅电，号令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震边疆，一骑前驱，万夫莫开，旌旗所指，犬羊遁藏。知其内者以为孙、吴、管、乐，识其外者以为卫、霍、关、张。田福曰寿，自天降祥，尔公积侯，子孙蕃昌。噫！斯人也，所谓勋业盖世，而身名流芳者欤！”（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八。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手握重兵又是自己激赏的人，于谦也公事公办，绝不袒护。杨洪有个儿子杨俊，因在居庸关击败瓦剌别部，由都指挥佥事进都督佥事，不久充右参将，佐朱谦镇守宣府。杨俊恃父势恣意妄为，尝以私愤杖死都指挥陶忠。景泰元年（1450）初，擅将守备永宁之官军调往怀来，并将永宁城门砌塞，于谦奏劾其“不洗心改过，仰答皇上委任之重，仍复恃权妄为，愈加放肆，谓国法不足畏，谓军士不足恤，谓刚愎为可恃，谓骄纵为可久，徇私积怨，人所共知”，“方命专权，擅作威福，下欺主将，上侮朝廷，视边务如等闲，弄军马如儿戏，强梁跋扈，旁若无人”，“若不整治于今日，无以警戒于后来”，故请治其罪，以为边将擅权弃城之戒。（明）于谦：《忠肃集》卷七。杨洪恐儿子败坏边务，奏取杨俊还京，随营操练。可是，于谦穷究不舍，杨俊到京师后，于谦并劾其独石弃城、丧师辱国及发泄私仇、捶死边将之罪，谓：“诚国法之所难容，人神之所公怒，若不明正其罪，无以警戒将来。”《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又，《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杨俊被下狱论斩。后随杨洪立功赎罪。不久冒领擒杀太监喜宁之事发，被降官，令其剿贼自效。景泰四年（1453）复充游击将军，送瓦剌使者归，至永宁，喝至酩酊大醉，杖都指挥姚贵八十，并欲斩杀姚贵，幸诸将力解而止。《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似杨俊这等胆大妄为、飞扬跋扈之徒的确该斩，于谦所为本来就是为国家利益计，但是这一来，无疑失去了杨洪的支持。
兵部右侍郎王伟，在“夺门之变”中被诬为于谦同党而罢归。王伟，正统元年（1436）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监察御史事，集民壮守广平。王伟多智巧，于谦荐引其为职方司郎中。当时，军务繁多，王伟处置恰中机宜，于谦遂荐擢其为兵部右侍郎，王伟后来用于谦之计除掉了“土木之变”时成为瓦剌间谍的小田儿。令人寒心的是，尽管王伟的两次升迁都是于谦所荐，但是王伟本人却担心朝廷中那些嫉恨于谦的人目己为朋附，竟然秘密上奏诬陷于谦，以期自解。景帝将他的奏折给了于谦，于谦出来，正好遇到王伟，王就问：“上与公何言？”于谦笑着对他曰：“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至尔邪？”并拿出王伟的奏章给他看，王伟惭愧难当。《明史》卷一七《于谦传》。这样一个背后陷害于谦的人，也被视为于谦朋党，“朋”从何来？“党”从何来？
笔者不避冗赘地叙述于谦和众多同僚的这种相处方式，并非是向读者表明于谦有人格的缺陷，恰恰相反，于谦的上述做法证明于谦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他将国家利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既然国家赋予他以总督军务的重任，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谨守本职，纠错惩恶，兴利除弊，刚正严明。作为一个兵部尚书，他有太多建立庞大关系网的机会，但是他对此嗤之以鼻，弃之如敝屣。景泰元年（1450）年末，朝廷拟将抵御瓦剌之有功文职官吏送吏部升秩，于谦却以为瓦剌虽已请和，然其诡诈难测，奏准俟边务宁靖，再行升秩。《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仅此一次，就不知放弃了多少支持自己的力量，因为像于谦这样可以置功名利禄于度外的人实在寥若晨星，于谦自己不想得到封赏和升迁，但是其他大多数人是希望得到的。于谦像是一个生来就与周遭抵牾不调的人，他的这种品性和行事方式使他四方树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
于是，终于导致了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悲哀结局：当石亨、徐有贞一伙阴谋拥戴朱祁镇复辟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将这一情报送给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于是阴谋者从容地策划并实施着阴谋，轻易地将于谦送上了断头台。
理不清的一团麻——与景帝的关系笔者在讲述于谦的人生悲剧及其成因时，将他和景帝朱祁钰的关系放在本章的最后，目的是要凸现于谦人生的悲剧色彩。
于谦和景泰皇帝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团乱麻，很难理清。
《明史纪事本末》在述及英宗复辟时的一段文字不禁让后世观史者或爱戴于谦者感叹：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用英宗朱祁镇复辟时，病榻上的朱祁钰“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既知为英宗，连声曰：‘好，好’”《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景帝的这一问一定也传到了于谦的耳朵里，他一定彻骨心寒吧。
如果仅凭上述情节就断定景帝对于谦很不信任，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景帝对于谦的态度有一个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过程。
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景帝对于谦的态度称得上极度信任，极度尊礼，甚至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七日，时为王的朱祁钰受命监国，辅佐幼主朱见深。3天后，朱祁钰首次摄朝，就发生了群臣击死王振党徒的事件，一时朝廷喧哗，班行杂乱。朱祁钰根本无法操控这个场面，因为极度恐慌，几次想逃离混乱，百官也惊恐不安，是于谦救王于尴尬的境地。于是危难之中，于谦成了朱祁钰、皇族和群臣心中倚重的人，受命成为兵部尚书。仅仅隔了20天，朱祁钰由王一跃而为景帝，他很清楚于谦在拥立自己为帝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为如果不是于谦力主战守，明朝所走的路可能就是和瓦剌妥协，割地送银，赎回朱祁镇，朱祁钰就只能永远做他的王。于谦雄韬伟略，殚精竭虑，扶危定邦，明朝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劫难，朱祁钰也由此确立了威信。因此，朱祁钰对于谦自然心存感激。景帝登极之初，国势维艰，他对于谦的信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景泰初年的朝廷中，庶几可谓重要事务皆裁决在于谦。
撇开景帝听到钟鼓声时的那一声“于谦耶”之问，在于谦担任兵部尚书一直到景帝被夺帝位，景帝对于谦表面上都是极为尊礼的。如上文所述，于谦所奏事宜景帝一般都允准，此外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出这一点：景泰元年（1450）三月，景帝特别赐予谦父亲于仁葬地粮米。《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月，景帝赐其诰命，并封赠其曾祖、祖父母、父母及妻。《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六。景泰四年（1453）七月再一次赐予谦等诰命，并封赠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二年（1451）二月，景帝怜恤于谦居所简陋，就赐给他一处宅第。《明英宗实录》卷二一。
不久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惊变录》用了近半集的时间渲染了这样一个场面：景帝亲自带领人马在一片茂密的竹林里伐竹以取竹沥为于谦治痰疾，贵为皇帝的朱祁钰为于谦重病担忧的神情和亲手烤取竹沥的情景让人感动落泪。据《明英宗实录》记载确有其事，它发生在景泰五年（1454）于谦57岁时，巡抚晋豫的18年已经使他积劳成疾，未老先衰，而“土木之变”后为国事的过度操劳更使于谦心力交瘁，兼之他生活俭约，身边又乏人照顾，因而身体虚弱。史书记载于谦“素病痰”，这年十二月更甚，以至不能上朝，景帝令内臣兴安、舒良等携御医前往于谦的寓所探视，并赐敕说：“昨闻卿偶要重疾，朕为用然。念卿夙膺委托，旦夕不可或无。已令近臣倩医往视，兹复赐卿白金五十两为汤药费，并赐羊酒、白米。卿其勉抚病体，副朕眷眷之意。”《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兴安、舒良等见于谦居所如此简陋，生活如此简朴，不禁叹息不已，回宫告诉了景帝，景帝特地下诏但凡于谦治病所需费用物资全部由朝廷提供。当时，御医诊断之后汇报说，治疗于谦之药当用竹沥和药，而北方竹林很少，竹沥不易取，景帝就亲自带领内臣到万寿山，伐竹取沥。（明）夏时正：《怜忠祠记》，（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
然而，上述种种感人细节不能遮蔽景帝对于谦的猜忌、提防和牵制的历史真相。后人可以愤然斥责朱祁钰那一句“于谦耶”是对于谦的人格侮辱，但是，对于当时的朱祁钰来说，这样的心理状态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历史有过很多这样的先例，李渊之于隋朝，赵匡胤之于后周等等，这类前车之鉴在那些做皇帝的人心里永远不会尘封，朱祁钰也同样。
景泰元年（1450），杨洪就曾经请敕总督军务少保于谦以将权。景帝回答：“于谦已总督军务，即将权也，其余军务，兵部即计议行之。”《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七。事实上，于谦军权受制是朝廷中尽人皆知的事情，他曾经奏请裁革内臣监军之制，景帝不允，命内臣监军如故。此外，朱祁钰还通过罗通等人来制约于谦的军权。
罗通是一个品行恶劣、张狂不义之徒。德胜门一战胜利之后，朝廷进于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封石亨为武清侯，褒奖了近2万名将士，抚恤了3000余阵亡者。《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又，（明）于谦：《忠肃集》卷七。罗通自己不敢赴前线杀敌，自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奖励和职务晋升，所以就捏造事实诋毁于谦、石亨，说：“诸边报警，率由守将畏征调，饰诈以惑朝廷，遇贼数十辄称杀败数千。向者德胜等门外不知斩馘几何，而获官者至六万六千余人。辇下且然，何况塞外？”《明史》卷一六《罗通传》。罗通还请求景帝诏令“兵部五军都督府询察都指挥、指挥以下，其中有知兵如韩信、穰苴者，与议而行之”，扬言“若腰玉珥貂者皆是苟全性命、保守爵禄之人与憎贤忌能、徒能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与议此”，又“请选文臣刚毅者充总督军务官”，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于谦、石亨等。于谦无奈回应说：“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安远侯柳溥等头珥貂蝉，与都督范广、孙镗、卫颖等俱腰玉带之人，亦有守战功绩，不见苟全性命、保守爵禄之情。今通奏其不与议此事，又自荐其仕途年久，颇知边情，恐有如韩信、穰苴堪任大将之人，宜就令指实姓名保荐。”“切念臣谦既无此才，又素不知兵，宜罢少保总督之命，或就令通、或别选老成大臣，代臣管理，臣指挥部事，捐躯尽瘁以报朝廷。”景帝只得做和事佬，下诏说：“卿等所言皆是。于谦公廉谨慎，才识俱优；石亨存心宽厚，善抚士卒；杨洪军旅整肃，有谋有勇，三人朕亲用之，故特授以重职。罗同志在灭贼，以国为计，卿等将此意间谕谦等，今后同心协力，不许互相猜疑，以妨兵务。”（明）于谦：《忠肃集》卷七。
景泰元年（1450）三月，瓦剌2万之众围攻万全等处城池，总兵官朱谦告急，于谦请令都督同知范广充总兵官，右副都御史罗通提督军务，巡哨宣府。但是罗通竟然因为惧怕不欲前往。《明史》卷一六《罗通传》。在朝廷的催促之下，罗通终于前往守关，但是当瓦剌来袭时，他不敢迎战，纵敌失机，致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烧掠劫杀，关门被毁。（明）于谦：《忠肃集》卷一；又，《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同年，由于战祸连绵，口外不能如期种植庄稼，于谦恐瓦剌无所收获而挟英宗拥众突至太原。就建议选派有谋略文职大臣镇守山西，景帝随即诏令罗通前往，然而罗通却借口不接受任命，一直赖在京师。后来，杨洪又奏请差文武大臣率兵从雁门关押送山西人夫往大同，景帝再次令罗通前往。罗通不仅坚持不赴任，还上奏说：“以臣观之，当今位高名重莫有过于此二人者，然建此良策，皆不自行而付之他人，何哉？宜令谦及洪同臣往山西，行彼所建之策，庶边务、粮储两皆不误。”罗通心胸狭隘，可见一斑。面对罗通的报复行为，于谦非常大度，对景帝说“当国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辞劳之日”，自己又熟谙山西地形、民情和军务，因此请求景帝派自己前往山西镇守。景帝自然不会将身为军事总指挥的于谦调离京城，因为在这时的朝廷中，如果少了于谦，景帝乃至所有官员都会无所适从。因此，景帝仍令罗通镇守山西，并诏敕罗通：“今特命尔往彼，镇守地方，提督军马，修整器械，设法训练，分守关隘，以防御之，务令寇不能侵，地方宁靖，庶尽尔职。”《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
景帝谂知于谦和罗通之间的不谐关系，故而利用处处抵牾于谦的罗通来牵制于谦。景泰二年（1451）十一月，户部侍郎江湖奏请将罗通从山西调回京城，另遣人往镇山西。这一请求很蹊跷，虽然没有史料证明是罗通暗中所托，但是这种怀疑并非没有理由。下兵部议后，于谦自请代罗通往镇山西。朱祁钰自然要驳回于谦所请，但是他竟然召罗通返京，协在京营军务。《明英宗实录》卷二一。这一任命足见朱祁钰的心思。罗通回兵部后，虽然职务在于谦之下，但是处处掣肘于谦。当时，兵部其他官员如职方司郎中王伟等上言景帝，请重总督军务少保于谦将权。于谦说：“臣才识疏浅，既掌部事，又总兵权，委难负荷。今副都御史罗通已召至京，乞令提督训练军马，臣专理部事。”（明）谈迁：《国榷》卷二九，中华书局1958年铅印本。朱祁钰令于谦总督军务，而罗通仍协赞提督操练。
国家倾危时，于谦是中流砥柱，然而国事稍有宁靖之时，嫌猜者日众，怨谤随兴，身居高位的于谦俨然成了众矢之的。景泰二年（1451）之后，朝中经常有人弹劾于谦权柄太重，而景帝对于谦的不信任记录也随处可见。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于谦请辞总督军务之职，理由为“五军、三千、神机等营各有总兵等官，又有臣厕其间，不免彼此牵制，难于行事。且洪武、永乐以来，原无总督之称”，兼之“权势太重，亦当贬损”，他建议朝廷专令石亨统领各营军马。于谦此次辞总督军务，是因为朝廷上有人说于谦“猥以书生，不通世务，于兵家进止之法、攻守战阵之谋一无所知”，又“权势太重”，景帝虽然驳回于谦所请，但是仍然诏令于谦和石亨共同统领军队，《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三。景帝心里很明白石亨和于谦历来不谐，但是他丝毫没有在石尊于的意思。景泰五年（1454）二月，兵科都给事中苏霖奏劾于谦权势过重，“平日军务悉凭节制，自总兵而下莫不钳口结舌以依从，俯首帖耳以听服”，却又“推诿责任”，而朱祁钰竟然嘉纳苏霖之谏，下令于谦等上陈攻守方略，不要临事推诿。《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八。于谦当然能感觉到景帝对他的防备，所以才屡屡上章请辞兵部尚书职务。同年，监察御史李琮等上疏诬陷于谦“恃权蒙蔽，如兵部郎中吴宁、项文曜、邹、王伟、蒋琳、殷谦等皆无出众之才，徒以乡里亲戚，乘时警急，俱推荐之，布居要职”，又无中生有诬陷于谦欲荐陈汝言、陈金等人。景帝随即诏称：“兼职专兵政，举人亦其所宜也。已往者置不问。”但是景帝又告诫于谦：“今后如有假公营私，必罪以祖宗成宪，不宥。”《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一。这句话很微妙，隐含着景帝对于谦的不信任。
还有什么可说的，于谦真的无言了！
于谦必死有一个问题几乎缠绕于我做于谦研究的整个过程，那就是：于谦如果功成身退是否可以避免天顺之祸？
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记载：“初，公（于谦）被害时，皇太后（英宗母）秘而莫知，后闻之，嗟悼累日，适上（英宗）来问安，太后语之曰：‘于谦曾效劳，不用，当放彼归田里，何忍置之于死？’上益悟其冤而深悔之。”（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这段记载曾经让我很侥幸地认为于谦本来是可以全寿考、享天年的，于冕是否也这样认为？如果于谦在此之前就解甲归田，他是否会幸免于难？但是，当我们参透了于谦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之后，我想这种推测根本不会成为可能。
于谦是想过功成身退的，景泰元年（1450）抗击瓦剌胜利之后，于谦就请求过罢官归乡。景泰二年（1451）之后，同僚的猜忌、卑鄙者的诬陷，尤其是景帝对自己的戒备，使得不善周旋的于谦深感身心疲惫，他更是屡次向景帝请求辞去总兵之权，致仕归田。
“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自叹》）（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秋来万事纷如结，老去孤忠耿不磨”（《暮秋感怀》）（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四，性情刚烈的于谦除了总是在夜深无眠的时候，仰天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只有将这种悲愤和无奈宣泄于诗歌中。天顺之劫后，于谦“土木之变”后的诗作所存甚少，但留下的不多篇章仍然可以解读于谦当时的一腔无奈。
客邸光阴似水流，又看五十五春秋。深惭一品三孤秩，敢望千金万户侯。辇路尘清残雪在，御炉香暖瑞烟浮。老来况味俱萧索，只有归心不自由。（《新年客怀》）②《于谦集·文集》卷四。
万里云同无雨雪，不知天意欲如何？江湖冻合鱼龙冷，树木萧疏鸟雀多。一曲阳春谁唱和，半窗风月自吟哦。老怀未遂归田计，追逐羞看两鬓皤。（《遣怀》）②但是，景帝是不可能让于谦解甲归田的，作为一个爱才的活广告，他也必须把于谦留在朝廷里，何况景帝明白自己的朝廷中不能少了于谦，虽说对于谦心存戒备。因此，于谦终究注定难逃一劫，退一万步论，即使朱祁钰将于谦放归乡里，朱祁镇和石亨、徐有贞们也不会放过于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于谦必死！
“千古英雄多少恨，江声夜夜吼钱塘！”史鉴诗，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