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不排斥作秀，但卖点炒作绝不只是简单的作秀。
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也正因此，各种不一定合乎主流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评判标准的所谓“前卫”、“另类”、“出位”的行为才得以频频出现。一些企业和个人选择以某种表演性、夸张性的姿态出现，以期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人们将此称为“作秀”。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秀反映了人们个体意识的苏醒，是有意识别乎同类的一种姿态，更是将个体身份、形象作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牌进行经营的手段。
在我们的印象中，最早进行个人成名秀表演的应该是重庆女孩李怡青。1997年初她就有过“在厦门拒拍裸戏”的“清纯秀”。但真正给她带来知名度的还是她“10万元买断报纸头版卖点炒作征婚”的“征婚秀”。作秀使李怡青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此后她乘势而上推出歌碟《爱心》。2004年初，已改名为牧遥的她又推出新书《我的爱情谁来承包》。为了区别于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她对棉棉、卫慧、九丹等展开了激烈批评：“她们是以身体写作，而我是激情作家，我看不起她们。”力图以“批判秀”来推动自己作品的销售。
事实上，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们进行的也是一种作秀：“身体秀”。到九丹等人那里，这种“身体秀”被推到了极致，有人将之讽刺为“下半身秀”。
“隐私秀”最火爆的当属2003年的木子美和2004年的竹影青瞳。从2003年6月起，木子美在网上私人日记里连载其“性爱日记”，用写实的手法描写其与不同男人的性爱细节，并自用与摇滚歌手王磊的性爱故事，引来大量网民的点击。随之木子美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从最初的《嘉人》《时尚》《中国新闻周刊》等精品杂志到各省市的大小报刊，再到电视台、电台，网站就更不用说了，木子美几乎对国内所有的媒体来了一次“大清洗”。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差不多言必称木子美。
而青出于蓝的竹影青瞳从2004年1月5日起，陆续把自己在天涯社区发表的文字转到个人博客中，并在每篇文字后面贴上自拍的裸照。点击率飙升到13万多。身为大学教师的竹影青瞳文字大胆而张扬，主张“性感的文风”，文章标题往往也十分出位。
她称：“我的创作主要在个人体验基础上，对女性情感、欲望毫不掩饰地观照和反思，毫不掩饰本身其实就是对禁忌的反叛和突破。”由于类似的“隐私秀”和“下半身秀”对现阶段的社会道德和相关出版管理条例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其落得被广泛批评和相关部门的查禁也是在所难免的。
成都女歌手周璇曝出的“骚扰秀”同样吸引眼球。据其自称在邀请张铁林出席其《绝爱》一书的签售活动时，张对周璇提出性交易要求。周璇对着记者落泪的镜头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波澜四起。周璇始而吞吞吐吐，继而说是误会，最后向张铁林道歉。同时却又宣称要写成一本说出“皇阿玛事件”真相的书。此后张钰曝出黄健中性丑闻和影视圈“潜规则”，成为2003年和2004年度最具争议的新闻焦点人物。
2004年女作家赵波的“爱情秀”大大促进了其新书《路上的露》的销售。年初，一则《美女作家赵波新书曝光：我和张朝阳风花雪月的事》的报道，在出版界及IT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在这篇报道中，IT名人张朝阳被作家赵波称为“一位神秘酷帅的男子”、“一个容易让人心动的男人”、“他曾经给过我爱的感觉”。该报道称，“神秘男子”的种种做派，和张朝阳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访谈中，赵波承认张朝阳“就是书中那个中国男人的影子”，并对这位“数字英雄”赞赏有加，如“他是一个容易让人心动的男人；这样的人是危险的；我只想做红颜知己，因为这样才会感到安全”，等等。张朝阳对此斥为“无稽之谈”，赵波则称记者违背了她的原意，但谁都明白其中的作秀成分。
2004年情人节，南京女作家小意则演出“征婚秀”的最新版：她借签名售书之际，向读者赠送999朵玫瑰，同时向全国的读者抛出了绣球——公开征婚！在其小说《无爱纪》中，作家把自己的“征婚启事”写进去了，这在国内文坛还是头一回。
而最负盛名的作秀恐怕要数“卖点炒作大王”邓建国的“还债秀”了。1999年年底，全国媒体追踪、爆炒“刘晓庆公司欠账50万，成都法院北上执行晓庆公司赖账”。邓建国看到这则新闻后当即召集媒体声称要替亿万富姐刘晓庆还清50万元欠债。这等“英雄救美”的举动，自然被媒体第一时间作了详尽无比的报道。
邓建国和他公司的大名随着报道传遍全国，刘晓庆虽然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但在面对记者的追问时仍不得不以“邓建国，我不认识，谢谢他的好意”作了一个表态。而这个表态恰恰又给了见好就收的邓建国一个台阶。其实，邓建国当时压根就没想过真的要帮刘晓庆还这笔钱，他料定凭刘晓庆的名气和性格，绝对不可能低三下四地求人还债，更何况是素昧平生的男人。于是，在媒体三番五次的爆炒之后，邓建国便不再谈帮刘晓庆还债的事情，也不再谈500万包刘晓庆三年的狂言，转而对媒体畅谈他自己的商业投资计划。他没花一分钱，就让媒体为他做了价值数百万的炒作。
应该说，作秀也是卖点炒作手段的一种，它通过某一独特的姿态来展示个人魅力，以获取新闻关注，从而实现商业目的。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秀的当事人尽管面对着不同的评价乃至激烈的批评，但基本都实现了商业目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对于着眼于未来、谋求渐进式品牌影响的现代企业来说，作秀更多是一种缺乏美誉度的造名，一种无法进行品牌延展的“一锤子买卖”，是较低层次的一种卖点炒作。在本书中，我们将卖点炒作区分为优质卖点炒作和劣质卖点炒作、恶性卖点炒作。卖点炒作不仅仅是作秀，优秀的卖点炒作方案需要独特的智慧含量和完善的一系列计划，它能够将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机结合，兼顾企业利益、媒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优质卖点炒作更看重企业的整体形象和某一品牌的内在扩张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可资传播的名字或者“奇闻”。
优质卖点炒作和作秀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作秀者本人跳到前台，进行张扬的展示，而卖点炒作却成功地将所要彰显的品质以新闻、故事的方式表现，并吻合媒体自身的传播需要，使之看上去像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两者在品质高低和持续影响力方面有着巨大差别。现以许纯美和本田汽车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为例来说明：现年48岁、自认为天生丽质的台湾女子许纯美算得上是一个作秀典型。她经常自夸长得像林青霞，声线像邓丽君，小时候与林风娇是邻居。许纯美喜欢出镜，制造话题，以表现她的“上流社会”气质。她甚至扬言要包香港明星黎明，以此来提升她的媒体吸引力和表现她的社会影响、经济实力。许纯美因此赢得“上流美”的绰号，并成为娱乐界红人，出场费直线飙升。本田汽车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严谨、节俭的故事也是通过媒体得以频频传播的，其中最具影响的一个故事是：1991年，85岁的本田宗一郎弥留之际交代家人不得为他举行任何形式的祭奠活动。
本田宗一郎解释道：如果举行仪式，前来告别的人肯定很多，而且大多数都会开车来。这样一定会造成交通阻塞，并打扰附近的人们。作为制造汽车的公司，我们怎么可以因为汽车而造成人们的不便呢？两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许纯美对自己“优点”的讲述、演示是一种主动行为，而本田宗一郎美好品质的彰显是一种被动行为，而且是由中立的第三方来讲述的(虽然背后有着本田公司那只无形的手，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意识不到的)。
很显然，受众对两者的认可度以及评价的美誉度是大不一样的。与此同时，许纯美知名度的获得更多是一种暂时现象，无法形成持续影响，更无法进行品质扩张。而本田宗一郎的故事却从一个侧面丰富着“对社会负责”的本田精神和本田文化。
1995年1月浙江天翁保健品有限公司，在上海《文汇报》头版报眼位置刊登卖点炒作：“以年薪50万元公开招聘市场部经理。”50万元年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因此这一新闻立马就被媒体大肆热炒起来。
如果该公司只是虚晃一枪的话，固然也达到了吸引注意的目的，但却停留在作秀的层面，无法延展其品牌影响力。事实上天翁对此付出了诚意，现场直播了招聘过程，并催生了“中国第一打工仔”。天翁也因此成为最成功的卖点炒作者。同样是“高薪诚聘”，2002年湖南某报社“百万年薪招聘CEO上演的就只是一场“招聘秀”。该报在“诚聘”之初就没有践约的打算，纯粹为了引起注意，“露把脸”。
两场“高薪招聘”的优劣差别还在于：1995年的“天价年薪”有着某种标志性意义，吻合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要求，而2002年的“百万年薪”首先在原创性上就先输一着；其次，“人才无价”的观点在七年后的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潮理念了。炒冷饭的该报自然无法赢得注意之外的敬意，更何况还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我们要强调的是，卖点炒作必须超越作秀，也就是说，卖点炒作不仅仅要展示姿态，更要提供可资传播的、具有良好品质和品牌扩张力的内容。正像西铁城的“摔表事件”，其不仅仅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更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好地诠释着西铁城的卓越品质。因此，作为企业的卖点炒作行为既需要选择标新立异的形式以吸引注意，同时又不能停留在被注意的浅表层面，而应将这种注意转化为产品的某种品质联想。卖点炒作绝不仅仅是制造噱头，它需要有对“奇特”以及“出位”负责的勇气和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