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嵩年步入清政府统治集团中枢时，适值嘉庆帝去逝，皇太子旻宁登极君临天下，世称宣宗。
宣宗称帝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以规复“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虽无战事，但百病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处入手呢？他曾向身边的文武臣僚求策。而田嵩年认为：当前尽管官场风气江河日下，整个国家破烂不堪，但与前面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相比，清政府终于取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喘息时机，他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闲暇时期”，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田嵩年的政见可以用八个字两句话来概括。一曰“政在养民”，一曰“刑以齐民”。
1.“政在养民”
田嵩年“政在养民”的这一政见，集中表现在他的《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一文中。此文开宗明义：“服以养得善同而效异矣，善服人养人，同一善也，卒之服焉者在此不在彼，而谓斯人可强致哉！”这里的实质是“养”，也就是“调养”。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称作“牧民”，比如将州长称之为“州牧”。而“服以养得”则是建议统治者要想达到征服包括满汉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目的，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只凭所谓“善政”是不行的。我们知道，清代雍正朝，曾推行过“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历乾隆、嘉庆朝，直至道光元年才改丁归地。这说明清政府把“摊丁入亩”当作为天下万世利，吏民不扰。然而，到嘉庆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嘉庆十八年，北方大地又涌起了农民起义的风云，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大兴县的林清领导了京畿豫东农民起义。人民的抗清斗争彼伏此起，连连不断。田嵩年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在总结历朝施政抚民的做法时，他认为给民施以小恩小惠效果不佳。他在《致林少穆前辈书》中说：“窃尝观医师之愈疾也，急则治其标，稍缓焉必培本以复元气，而后疾源可除也，侍以为治者非贫寡之患，而人心风俗之患。贫寡、标也，所以致此有本。”这里，田嵩年援引中医学中标本之论，说明治国须治本的道理。他认为林则徐赈灾之举，不过是治标而已。要想治本，就应当“崇本抑末”。他说：“尝观帝王之谟猷、往往不急于得民”，对民应当慢慢调养，达到“上下相感”。而要达到“上下相感”，必须“智取”，因为“斯民难强之使从”。
怎样“智取”呢？田嵩年认为：“惟深之以德礼者，其效如神”。这就是说，只要把“德、礼”深深地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使民心领神会，就能达到“智取”的目的。这样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因此，他发出了“然则礼乐可不讲哉”的感叹。要达到此目的（即“深之以德礼”、“讲礼乐”），田嵩年又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其一，立官以治民。田嵩年深知政治路线确立以后，官吏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吏治措施。这一政见集中表现在《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与《拟上尹竹农中丞书》两篇文章。在前文中，田嵩年将吏分为“有德之士”与“有才之士”二类。所谓“有德之士”指“与我共腹心”者；后谓“有才之士”指“为我供指臂”者。“与我共心腹”者，即“贤者”，“为我供指臂”者，即“能者”。对于贤者，要给予高官厚禄，担当统治者的谋士，对于能者，就是要委以重任，为统治者充当干将。在后文中，田嵩年指出，嘉道年间，在各级地方官员中存在有三个弊端。第一是“狡黠之吏”，他们善事权贵，巧中伤人，“平日不能以之自律”，常常“以变通权宜为名，而实则以自匿，意在愚民”，这不过是一群贪官污吏罢了。第二是“庸猥之吏”，他们见识浅陋，无德无才，“不知法度为何物，一味颟顸了事”。每日吃喝玩乐，虚度光阴，这是一伙糊涂官，是些昏庸之辈。第三是“安静明白”，他们自恃聪明，鼠目寸光，他们刚当官上任时还表现比较好，“久矣则又视为一切不必”。便躺倒不干了。这是一班没志向、没有恒心的小人。田嵩年认为：“天下官民皆在纪纲法度之中”，所以，以法治吏实为要事。其二，“养之以学校”。田嵩年饱学多识，又据他的经历，总结出了要培养忠于统治者的人才，必须从娃娃抓起的措施。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君子学道则爱人》与《整饬习敦尚实行谕》两篇文章中。前文提出：“圣人以道范天下，而学问必先责”。很显然，他是要儒生成为优秀官吏的预备队员，从小就要抓文（文化知识）、行（德行）、忠、信。培养当官、当优秀官吏的素质和本领。这是孔丘“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具体化。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儒生，再不是“俗吏”，他们在进入仕途后才能“以儒雅靖器凌”，“扩之足以宰天下”。因为这些儒生能够“本经术为治术”。后文则认为，有了这样“温文尔雅”的儒生，就可能让他们“辅翊圣化”。而要培养这样优秀的人才，必须：“讲而身践”，这就是他强调的“敦尚实行”。他甚至具体提出了培养儒生的目标和方法，他不希望这些儒生当时和将来仅仅能够以“灯红”对“酒绿”，而应“先器识而后文艺”。这里的“器识”，照田嵩年看来，包括“志向”，“行履”与“德量”三个方面，反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在修行的方法上，田嵩年在《成己人也、成物知也、成性德也》一文中，讲的更为具体，他指出“故君子惟自尽其性以全其所以为德，全其所以为德，则德中为之为仁为知，皆不假他求者也”。你看他是多么重视人的个性、气质？修行不能千篇一律，而必须“自尽其德”。果然能够如此，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衡量学业的好坏，他不重视考卷的优劣，他认为：“吾学不以目前为衡，而以将来为衡”。
总之，“立官以治民”、“养之以学校”是田嵩年“政在养民”这一政见的主要方面。这是从他“服以养得”这一主体思想生发出来的两翼。其实则是：征服广大人民（包括满汉人民在内）的心。他的结论是“服天下者服民心”，“王天下者不急于服人”。
2.“刑以齐民”
田嵩年提出“刑以齐民”的实质就是说要用刑罚来迫使广大民众与统治者步调一致。
在本文开篇中已介绍过田嵩年其人，他出身官宦之家，七岁学读诗书，直到三十三岁才中进士，选翰林，但并不书生气，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在随父官署学习时，耳濡目染，悟出了“调养”不是万能的法宝，还必须有过硬的一手才行。这“刑以齐民”的政见，集中表现在他写的《拟上尹竹农中丞书》，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两篇文中。他提出“刑一人以警千万人，正一人以正万民”的主导政见。而且他又具体地提出：“任用者”要有“尽柄之操，治日自舒长”的意见，不能只有“虚声”。他又指出“从来政事之要，在饬纲陈纪”的实施纲领，并具体分析了当时吏治的主要弊端，认为“天下官民皆在纪纲法度之中”，人人都必须以纪纲法度“律己”，人人都“守本分”，“不能则强凌弱，众暴寡，颠倒是非，诈伪百出，又必至之势也”。
田嵩年还进一步提出：执行“刑以齐民”的关键在“官”，令他们不得“苟且姑息”，达到“一民志”的效果。何谓“一民志”呢？即统一民心也。他认为当时的官吏状况是“今之所谓清官者，不于词讼受赇而已”。这就是说，什么叫清官，只不过是一些没有被以贪污受贿罪告上法庭的官吏罢了。田嵩年所以提出“刑以齐民”的关键在“官”，即是针对这一现状而言的。所以，“与民以柄”之先，必须首先“以纪纲法度”正官。然后才能让他们“有尺柄之操”，以便“治日自舒长”。
田嵩年“刑以齐民”的政见它的实质是什么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那就是：说不服，就打！
以上，我们探讨了田嵩年政见的两个方面，即一“政在养民”；二“刑以齐民”。那么，二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田嵩年曾经说过一句值得令人深思的话，那就是“寓爱于威”。
综上所述，田嵩年的主要政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以养民”，一方面是“刑以齐民”。其实质是征服广大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照田嵩年的话说，是让他们都“忠厚和平”。值的玩味的是，“忠厚和平”的内涵，如果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那就是：把老百姓驯养成会说话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