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21日，亨利·福特难得地停止在《迪尔伯恩独立报》上大放厥词，开始谈论一个他真正了解的话题。他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产品统统降价，从卡车的14%到T型单排车的31%，下降幅度不一而足。
福特声称他的公司有146065辆汽车的订单，而且坚持说价格下降不是因为公司已经走投无路。事实上，亨利·福特和其他所有人都在受市场萎靡所带来的折磨。对福特汽车公司来说，这种折磨要更痛苦一些。首先，公司还有5800万美元的巨债需要在价格下调后的七个月内偿还。其次，亨利·福特说他愿意承受价格下降所造成的最初的经济损失并不是夸张。福特汽车公司确实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福特是在拿公司赌博，他认为战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高价格水平不会一直维持下去，如果他把自己的产品价格压低，预期中的销量剧增将会把整个形势纠正。在宣布降价后的第二天，公司的纽约分支报告说500辆T型车的存货已经出售完毕。不幸的是，最初的成功并没有维持下去。然而福特的工厂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快节奏，通过一天三班倒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在当时情况下，福特汽车公司仍然匆忙地生产汽车让人不可理解。
当时，其他汽车生产商几乎全部削减了产量或干脆停止了生产，而T型车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出高地公园工厂，最后福特汽车公司终于认识到不可能永远地亏本生产。1920年晚秋，公司滑向了危机。投资银行家们围着公司团团转，时刻关注着那些证明亨利·福特已经陷入麻烦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年底时，由于所生产的T型车并没有完全售出，福特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要么拖欠3800万美元的债务，要么毕恭毕敬地去求助于银行家。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正是在这个福特汽车历史上财务状况最拮据的时候，亨利·福特的《迪尔伯恩独立报》开始连载它那不仅侮辱犹太银行家，也侮辱整个银行业的“国际犹太人”系列。到1920年年底，每一个种族和每一种信仰的美国人都开始表达他们对《迪尔伯恩独立报》的愤怒。直接受到反犹太文章冲击的是福特的经销商们，他们直接失去了一些买卖，并失去一些潜在顾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
到1920年秋季，已经连载了半年的“国际犹太人”栏目让足够多的人知晓了亨利·福特的圣战运动，于是他的反犹太主义成了一个公共问题。“迪尔伯恩独立报”、“锡安智慧长老协议”和“国际犹太人”全都成了当时的专门词汇。
1920年圣诞节前的那几个星期中，整个美国金融圈盛传着一种流言：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濒临破产。月初时，这种说法似乎有被证实的迹象，因为公司宣布从12月23日起高地公园工厂将为“盘存”而停产两星期。全美的商业观察家都表达了对这一则新闻的关心和对这种借口的怀疑。还有传闻说亨利·福特已经患了重病。12月29日——停产后没几天，福特汽车公司又发布消息说高地公园工厂至少会关闭到2月1日，这又给种种最让人沮丧的传言提供了证据。
纽约那边的消息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座城市有那么几天根本就没有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消息，因为公司发言人查尔斯·布劳内尔在1月1日辞职了。他的理由是妻子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除非自己不满或者被公司解职，一个顶级公关执行官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退出。1921年1月3日，公司内外仍在就布劳内尔为何离开争论不休时，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副总裁兼财务主管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辞职。
就像自己的前任詹姆斯·考森斯一样，才华横溢的克林根史密斯最终与亨利·福特闹翻了。他与福特的分歧主要在于三个问题，前两个是9月份的削价和购买底特律、托莱多和伊朗顿铁路（Detroit，Toledo＆Ironton），福特1919年购买底特律、托莱多和伊朗顿铁路，目的是为了控制运营成本，摆脱公司受市场定价的影响，他的宏伟计划是实现公司的完全自给自足，最终实现“垂直综合”。垂直综合让亨利·福特控制生产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最后一个是通过传统的银行融资来撑起公司未来的思想，这是克林根史密斯赞成的，但福特反对。1921年1月，公司最高管理层已经在解决财务危机的问题上分成了两个阵营。查尔斯·索伦森和欧内斯特·利博尔德很自然地仍然站在亨利·福特这一边。在另一边，主张采用更安全融资方式的克林根史密斯只有一个盟友：埃兹尔·福特，而这可能就是克林根史密斯离职的关键因素，因为福特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希望能控制埃兹尔，和自己唱反调是不允许的。
福特汽车公司最高管理层的纷争成了一个新闻热点，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齐聚高地公园，发现公司已经陷入了混乱。在主楼的一侧，公司秘书B。J。克雷格对媒体否认他或威廉·克努森已经辞职。（但克努森于1921年4月1日离开了公司）在主楼的另一侧，埃兹尔·福特坚决拒绝对克林根史密斯的突然辞职发表任何评论。同时，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大约1000名工人正在抗议关闭工厂的举措。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财务危机中，福特重新投入了工作。他的最初措施是当时那种情况下的传统方法：削减成本，在公司中四处寻找能够消灭或变卖以增加现金的东西。在一个又一个部门，亨利·福特用两剂猛药狂砍支出，先成组地解雇员工，再把他们曾经使用的设备卖掉。
为了把所有可有可无的设备转化为现金，福特汽车公司在荣格河工厂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旧货甩卖场，在这里，各种多余的办公设备被出售，总额达到了700万美元。但是办公用品并不是唯一被卖掉的资产。对现金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福特汽车公司派人到了纽约去出售自由公债，而购买这些债券是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爱国主义姿态。公债卖了790万美元。接下来，公司又要求把67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立即兑现。
最后，亨利·福特又开始在自己的私人铁路上榨取现金。由于福特汽车公司所采购的任何原材料只要置于公司的控制中就已经属公司所有，材料只要装上了开往高地公园或荣格河的运货车厢，公司就得立即付钱。另外，由于亨利·福特拥有底特律、托莱多和伊朗顿铁路，福特汽车公司可以按照对工厂最有利的方式安排铁路运输——福特把原材料的平均来回运输时间从22天压缩到了14天。“每月生产93000辆汽车所需要的那些在途原材料要占用8800万美元的资金，”福特解释了在收购属于自己、克拉拉和埃兹尔的铁路后他是如何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的，“现在每月生产114210辆汽车，但原材料在途占用资金只是6000万美元。这样，2800万美元进入了现金账户。”
高地公园工厂于1920年12月末关闭时，福特汽车公司计算出成品车的存货是125000辆。外部观察家被这个惊人的数字吓坏了，他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这家汽车公司在整个秋天都在疯狂地、不合理地生产根本卖不出去的汽车。然而亨利·福特积累这样庞大的存货是一种聪明的做法。毕竟，堆积如山的原材料是不能销售的，而T型车至少从理论上说总能卖掉。虽然亨利·福特本人可能不知道在可怕的萧条中到哪里去寻找顾客，但全美7000多个福特经销点有17000名销售人员。
于是，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突然开始收到他们没有订购的T型车和福特拖拉机。根据公司标准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不管他们想不想要这些产品，他们都得付钱。为了履行义务，公司的大多数经销商都不得不找到本地银行借钱，这意味着福特汽车公司本身就不需要做同样的事情了。从1921年1月1日～4月1日，2470万美元从全国各地流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的金库中。
最后，亨利·福特终于拿到了他必须要拿到而且是迅速拿到的还债钱。在那样大的压力下实现这一点可能是他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最非凡的成就。在他的努力下，福特汽车公司到4月份已经掌握了8730万美元的资金，远远超过了5800万美元的负债。
福特汽车公司是1920～1921年萧条期中最后一个陷入麻烦的美国汽车公司，却是第一个解决麻烦的公司。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抑制住制造了全球经济的极大不稳定性及在短短一年内让超过十万家企业破产的螺旋通胀。但到1921年3月，最糟糕的境况已经结束。高地公园工厂开始日夜运转以追回失去的时间，一日三班倒又一次把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整夜都灯火通明的福特工厂无异于引导工业化世界重现繁荣的一座灯塔。
1920～1921年的萧条结束后，T型车进入了它的全盛期。1921年5月28日，在美国刚刚送走了萧条以及T型车迎来12岁生日时，福特汽车公司的第500万辆T型车走下了高地公园生产线。而第1000万辆T型车问世仅仅是三年后的事——1924年6月4日。1924年福特汽车公司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在第1000万辆T型车下线时，它的前辈中有870万辆仍然在世界各地服役。
T型车的销售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现象，而20世纪20年代早期随着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它又膨胀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单单在1922年，T型的价格就先后从325美元下降到319美元又下降到269美元。1919年卖395美元的双座T型车到1925年成了260美元，这是美国新汽车的历史最低价。1925年的那种最低价格仅相当于美国人平均年收入的1/8.在这样低的价格下，一个低收入工人只需随随便便存点钱就能在1～2年之内买一辆新福特。当然，其他公司也在继续销售汽车，但是T型车永不停息的降价打消了任何汽车制造商与福特汽车公司争夺最低价市场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