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日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冬至祀天祭祖的习俗。《周礼》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169〕唐朝时，冬至祀天的场所是在位于长安城南郊的圆丘。〔170〕此外，自魏晋时期以后，在冬至这一天，皇帝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魏晋时，冬至朝贺礼是仅次于元旦朝贺礼的礼仪〔171〕；至隋唐时期，冬至朝贺礼更是备受重视，成为与元旦朝贺礼完全相同的礼仪〔172〕。不仅是朝廷而且在民间也有冬至互相拜贺的习俗，例如东汉时的冬至，人们先祭祖，然后如正月之俗，“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173〕；唐朝时，日本的入唐僧圆仁在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了其在扬州所见的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住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贵贱官品并百姓，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礼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礼”，“道俗同以三日为期贺冬至节”。〔174〕
日本的冬至行事始见于神龟二年（725），《续日本纪》神龟二年十一月己丑条载：
（圣武天皇）御大安殿，受冬至贺辞，亲王及侍臣等奉持奇翫珍贽进之。即引文武百寮五位已上及诸司长官、大学博士等，宴饮终日，极乐乃罢，赐禄各有差。
即这一日的冬至拜贺礼仪是在平城宫的大安殿举行的，参加者是亲王、侍臣、五位以上官人等；仪式由圣武天皇接受贺辞、亲王及侍从奉进珍品·珍味、宴饮·赐禄三部分组成。从礼仪的场所选择在大安殿而不是元日朝贺礼仪的大极殿，以及参加者并非是全体官人等方面来看，尽管圣武朝廷接受中国的冬至意识，举行了冬至拜贺礼仪，但是与元日朝贺礼仪相比，冬至贺拜礼仪主要是天皇与五位以上官人之间的行事。此后，在神龟五年（728）、天平三年（731）、天平四年（732），也都举行了冬至行事，具体记事如下：
a《续日本纪》神龟五年十一月乙巳条：
冬至。御南苑，宴亲王已下五位已上，赐絁有差。
b《续日本纪》天平三年十一月庚戌条：
冬至。天皇御南树苑，宴五位已上。赐钱亲王三百贯，大纳言二百五十贯，正三位二百贯，自外各有差。
c《续日本纪》天平四年十一月丙寅条：
冬至。天皇御南苑宴群臣，赐亲王已下絁及高年者绵有差。又曲赦京及畿内二监，天平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昧爽已前徒罪已下。其八虐劫贼，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盗所监临，強盗窃盗，故杀人，私铸钱，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例。其京及倭国百姓年七十以上，鰥寡惸独不能自存者，给绵有差。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神龟五年（728）以后，平城宫内的南苑成为冬至礼仪的场所。神龟四年（727）以后，南苑是圣武天皇举行授位、讲佛经等礼仪的场所之一。此外，上述3史料皆无有关贺辞、献物仪式的记述，由此推测，在冬至礼仪中，圣武朝似乎更加重视体现天皇对臣下恩典的宴会、赐禄仪式。〔176〕值得注意的是，根据c史料，天平四年的冬至宴会参加者是全体官人，而且还恩赦犯人，以及对京畿地区的70岁以上老人、鰥、寡、惸、独等不能自存者赐绵。〔177〕毋庸说，宴会、恩赦和赐绵都是天皇表现其政德的手段，但是通过这些恩赐，冬至的时间观念也开始向全体官人直至民众普及。天平宝字四年（760）的冬至之时，淳仁天皇也有恩赦犯人之举。
天应元年（781），桓武天皇即位，天皇的血统由天武系移向天智系。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出自百济移民系的氏族，血统上劣于贵族。而且天武系的皇亲以及前代重臣中都存在着反对桓武天皇的政治势力，因此对于桓武天皇来说，如何巩固自己统治的基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于是，桓武天皇在肃清反对自己的势力的同时，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治政措施。延历三年（784），十一月朔日与冬至为同一天，即朔旦冬至。为此，桓武天皇发布敕令：
敕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历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值於今。思行庆赏，共悦嘉辰。王公已下，宜加赏赐。京畿当年田租并免之。〔178〕
依照历法，朔旦冬至是每19年1次。桓武天皇之所以说延历三年的朔旦冬至是“历代之希遇”的嘉节，是因为延历三年是位于干支第一的甲子年。桓武天皇将朔旦冬至嘉节视为王者的吉兆（“休祥”），意在强调自己统治的正当性。〔180〕
桓武天皇不仅将朔旦冬至定位嘉节，而且还引入了中国皇帝的冬至祀天礼仪，于延历四年（785）和延历六年（787），在长冈京的南郊——河内国交野郡柏原举行了祀天神的仪式。〔181〕相对于延历四年的冬至祀天仪式，《续日本纪》对延历六年的冬至祀天仪式记载稍详，以下是仪式上宣读的祭文：
维延历六年岁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谨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民部卿、造东大寺司长官藤原朝臣继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鸿基，幸赖穹苍降祚，覆焘腾征，四海晏然，万姓康乐。方今大明南至，长晷初升，敬采燔祀之义，祗修报德之典。谨以玉帛、牺斋、粢盛庶品，备兹烟燎，祗荐洁诚，高绍天皇配神作主，尚飨。又曰：维延历六年岁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孝子皇帝臣讳，谨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民部卿、造东大寺司长官藤原朝臣继绳，敢昭告于高绍天皇，臣以庸虚，忝承天序，上玄锡祉，率土宅心。方今履长伊始，肃事郊禋，用致燔祀昊天上帝、高绍天皇，庆流长发，德冠思文，对越昭升，永言配命。谨以制币、牺斋，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侑神作主，尚飨。〔182〕
这一祭文的行文与《大唐郊祀录》等史料所载的冬至祀昊天上帝的天帝祝文相类似。从祭文的内容可知，延历六年的冬至祀天仪式的祭祀对象是昊天上帝，配祀是桓武天皇的父亲光仁天皇（“高绍天皇”）；桓武天皇没有亲临冬至祀天仪式，而是派遣大纳言级别的官人代祭。桓武天皇举行冬至祀天仪式的意图在于强调自己皇统的正当性，以提高天皇的权威。〔184〕冬至祀天礼仪并没有成为朝廷的永定仪式，延历六年之后，只有文德天皇于齐衡三年（856）在交野原举行过祭祀昊天上帝。〔185〕
延历二十二年（803）十一月朔日，又逢朔旦冬至，皇太子及百官上表祝贺；辰日（十五日），桓武天皇发布诏令实施恩赦，并对文武百官赏赐。〔186〕从此，朔旦冬至作为节日固定下来。甚至为了能实现朔旦冬至，人为地变更历日，贞观二年（860）的朔旦冬至就是一例。依照19年1次的规律，贞观二年当是朔旦冬至之年，但是依照历法，这一年的冬至是十一月二日，朔日与冬至相差1天。于是，对于此年该不该置朔旦冬至，群臣几番议论，最后以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改历为先例，将朔日推迟一天，即以十一月二日为朔旦冬至。〔187〕
关于平安时代的朔旦冬至的仪式，依照《新仪式》、《西宫记》等仪式书的记载，大略如次：
a公卿献贺表。大臣以下参入紫宸殿，列立，第一大臣执表函，登东阶交给内侍。
b天皇御紫宸殿。王卿参上，着座。
c供膳，供酒。
d中务省奏御历，六卫府番奏，如常。
e三献。
f亲王以下列立庭中，拜舞。
g天皇退出。
其中，奏御历、番奏是每年的十一月朔日的常例仪式。因此，庆贺朔旦冬至的行事实际上就是献贺表和酒宴两大部分。《政事要略》在叙及朔旦冬至会事的由来时，引用了《易通卦验》的“冬至始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乐”一句。〔189〕这大概就是朔旦冬至行事的内涵的含义吧。另一方面，自圣武朝的冬至仪式至桓武朝的朔旦冬至行事都具有赦免犯人、赏赐二部分内容，但是从延历二十二年（803）以后，赦免犯人、赏赐成为十一月辰日举行的新尝祭〔190〕的辰日节会的恒常内容〔191〕。由此也反映出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是日本的传统习俗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后记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一书，是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立项之初，设想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探究吴越地区习俗对平安时代年中行事的影响，进而探究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因素。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体系的形成，不仅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信仰等有着密切关联，而且是在综合儒家的礼制理念以及诸地区习俗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文化要素的。为此，在研究的过程中调整了原初的设想，从平安时代的社会、信仰以及重要的年中行事入手，以更广的视角探究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因素。
这一课题的完成，需要从基础性研究入手，原始资料搜集、分析和研究的难度，使得完成课题的时间延长。虽然本书的初稿早已完成，但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却一直在对书稿进行修改、增补。2011年，我受命到日本神户大学交流一年，乘着赴日本的机会，利用日本各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丰富史料，再次对书稿作了全面的修改。现在奉献给读者的书稿，依然存在着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还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陈佩钰编辑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对我的慢笔的宽容。
王海燕
2012年3月于日本神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