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9月21日，太原各校学生及各界人士即开始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24日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12月，太原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组织下发起抗日请愿活动，18日请愿学生遭到国民党省党部义勇队镇压，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中弹身亡。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迫使当局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
抗日救亡运动催生抗战文化的出现，新文化在太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32年，共产党员张衡宇、李舜琴、杜心源等教师组织成立了太原教职员联合会，共产党员杜连秀负责成立了太原社会科学家联合会，李延年（共产党员）、赵石宾、高沐鸿等成立了太原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田际华、赵宗复等成立了榴花社，张柏枫（李雪峰）、高耀夫等秘密成立红军之友社；1934年，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周北峰利用阎锡山标榜“学术自由、真理战胜”，联络邢西萍（徐冰）、张友渔、侯外庐、温健公等成立了中外语文学会。这些群众救亡团体和党的外围组织创办了进步刊物《亚野风》、《子夜》、《秋天》、《榴花》、《中外论坛》、《文艺舞台》等，宣传抗日主张，传播进步思想，抨击社会黑暗。其中，《榴花》出版后，鲁迅认为是新文艺在太原的“开垦”工作，并告诫田际华“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中外论坛》翻译转载了《共产国际通讯》和苏、英、德、法、日等国共产党、工人党发表的理论专著，出版后不仅在山西发行，还派专人向北平、西安等地分发，仅上海一地每期发售500余册。
1935年华北事变后，割据山西20多年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守土抗战、联共抗日的道路。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太原青年为宣传抗日创办了《新文字报》、《学生运动》、《为民族解放》等，宣传抗日主张，要求当局支持北平学生运动。红军东征后，田景福组织了“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亚马、卢梦等成立了“太原青年文学工作音乐会”，关芷萍、史纪言等打出了“太原拓荒社”“最后生路社”等文学社团的旗帜，《山西党讯》副刊和《太原日报》副刊都开始发表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在绥远抗战期间，太原文化教育界组团赶赴前线演出独幕话剧《塞外的狂涛》劳军慰问，西北影业公司组织战地摄影队奔赴前线拍摄了山西早期的电影纪录片《绥远前线》。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后，出版了旗帜鲜明的抗日刊物《牺牲救国》、编印了抗战大鼓词《亡国后的东北》和《村政协理》，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出版了《政治周刊》，牺盟会太原市委创办了《大众园地》，牺盟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先锋队还创办了《抗生生活》。1937年元宵节牺盟会组织了3天救亡歌咏大游行，继而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红五月”宣传活动，太原的舞台、公园、广场、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演唱《放下你的鞭子》、《新莲花落》、《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戏剧和歌曲。范长江在《塞上行·太原印象》中曾记述到：“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吸引着东北、河北、河南以及平、津、沪等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进步青年奔向太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